去依附 温铁军董筱丹著中国化解 次经济危机的实验 温铁军团队的又一力作 应对通货膨胀的本土经验 电子书 下载 txt pdf mobi

本书为温铁军团队继《八次危机》后推出的最新研究成果，详细记录了我国应对第1次通胀危机的真实经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既要应对民国延续下来的长期高通胀，又要处置经济发展所内生的新矛盾，正如作者所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最终，中国共产党靠土改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靠增量农产品稳定供给压低城市物价，成功吸纳了过量增发的货币，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

中国靠乡村土改缓解了通胀危机，而大多数没有开展土地革命的发展中国家至今仍难以从“发展陷阱” 中自拔。这些国家虽然在政治上取得独立，在经济上却又陷入了困境。对比中国经验，探寻如何应对此前半殖民地经济遗留下来的高通胀，归纳其经验和机制，对深化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指导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甚至指导世界各国应对通胀危机，都具有重要意义。

序 言 中国“去依附”靠的是亿万农民 //

.

第一章 概述：“土改红利”>“旧危机+新危机” //

.

第二章 导论：“国民经济三年恢复期”的危机解读 //

.

第三章 背景：民国危机与解放区折实货币 //

一、从白银危机到法币危机 //

二、民国时期的各类纸币斗争与高通胀 //

三、“物资本位”货币体系的解放区实践 //

.

第四章 危机：财政赤字、通胀危机与土地革命 //

一、人民币诞生：危机的终结还是延续？ //

二、人民币“维稳”：“物资本位” 破解纸币危机 //

三、土地财产重新分配和农村组织化建设 降低征粮成本 //

四、有组织地投入劳动力进行水利建设 //

五、货币下乡并沉淀，农村成为增发货币的吸纳场 //

.

第五章 演化：私人原始资本积累与城乡二元结构下工业品下乡 //

一、治理高通胀后的城乡经济疲软 //

二、城乡市场交流的成就与受到的限制 //

三、价格“剪刀差”的政策悖论 //

四、资本原始积累与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分析 //

.

第六章 转型：政府逆周期调节、国家资本崛起与“三反”“五反” //

一、第一次逆周期调节 //

二、抗美援朝与“三反”“五反” //

三、第二次逆周期调节 //

四、国家资本的初步壮大 //

.

第七章 结语：对发展经济学的创新和对发展中国家的启示 //

温铁军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先后担任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乡村建设中心主任、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农村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福建农林大学海峡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七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商务部、环保部、国家林业局、国家粮食局、北京市、福建省等省部级政策专家。先后承担多个国家重大、重点课题，担任多个国家、省部级重点项目首席专家。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证书、农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CCTV年度经济人物奖”、“中国环境大使”、“绿色中国年度人物奖”、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多项荣誉。

董筱丹

中国人民大学管理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乡村治理、乡村建设、区域发展、发展中国家比较研究等。

暂无出版社相关信息，正在全力查找中！

暂无相关书籍摘录，正在全力查找中！

在线阅读地址：去依附 温铁军董筱丹著中国化解 次经济危机的实验 温铁军团队的又一力作 应对通货膨胀的本土经验在线阅读

在线听书地址：去依附 温铁军董筱丹著中国化解 次经济危机的实验 温铁军团队的又一力作 应对通货膨胀的本土经验在线收听

在线购买地址：去依附 温铁军董筱丹著中国化解 次经济危机的实验 温铁军团队的又一力作 应对通货膨胀的本土经验在线购买

概而言之，这些理论在一般发展中国家还没有成功的案例。因为，如果一国的基本品大量依赖从国外进口，那么，由劳动力再生产成本所决定的劳动力价格势必高于商品原产地，那也就意味着该国没有对劳动力进行低成本动员的可能，并且，任何以货币来组织劳动力投入的方式都会加剧资本稀缺。

不过，放眼东方，就可以发现：中国早在这些西方理论问世之前，就已经通过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对农村劳动力进行低成本动员，并成规模地投人国家工程建设，从而有效地缓解了资本稀缺问题。

据调查，1950年3月以前，在新解放区农民还很少使用人民币，老解放区农村的流通量也很有限，人民币即使到了农村也很快回流城市。但随着城乡物资交流的展开以及农产品收购价的提高，货币向农村的投放量增加，同时货币在农村的沉淀比例增加。

其中的悖论至今值得记取。主要在于：如果一国的商品出口在经济总量中占比不高，那么当外汇储备与国内实际物资通对应的货币值低于一定的对应关系时，就会出现外汇难控国内货币供给的松紧而导致货币政策失灵；而如果让经济总量中占比足够大，那么不仅相当于将国民辛苦创造富以特币税形式拱手让于外币发行国，而且国内经运行受对外依存度过高之因扰，国家内部调控将会受到外部方汇率波动等因素的掣肘。

实际上，中国经济所谓“脱实向虚”不是现在才发生，在高通胀的20世纪40年代末期就已经存在私有制经济脱实向虚了！生活物资囤积居奇、股票市场多空作…但那确是市场经济的规律使然。若然，则建国初期经济危机本来是无可挽救的。

那该怎么办？幸亏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农民人ロ占比88%的传统二元结构！何况，1947年共产党就开始搞的土地改革，实际上执行的是历朝历代都要努力实现的“耕者有其田”的理性地制度。到1949年建国以后全国推进改，使占总人88%的农民恢复了传统意义的小农经济，客观上不需要现代经济体制；这使得新政权只需用有限的财政能力去治理覆盖占总人ロ比重不足12%的城里人的通胀危机及其次生问题。

由此可见，确是亿万农民救了高通胀与高财政赤字叠加导致的经济危机。

具体看，新政权、农民、私人资本之间的互是：一旦土地到手，传统小农一般在满足简单再生产的同时还要追求扩大再生产，也就是扩大土地面积，那就要节衣缩食尽可能多地向国家交售农产品以积蓄现金；恰逢私人资本脱实向虚之际，必然把白米、白面、白布这些生活必需品积起来哄抬物价，这在政治上被认为是在跟共产党争夺天下；于是，激起新政权用在战争中形成的巨大动员能力一在上海、天津、武汉、重庆这些大城市里打“三白”战役一一这时，共产党通过全国土改实现了历朝历代的“均田”但却不“免赋”，以方便从农西学员会食先家府民那里得到大量的“三”物资，有策略地放到城市，用于平抑市场价格，迫使大批积居奇的私商的“顺周期”投机落败；与此同时，农民还把出售农产品所吸纳的大约占政府总发行量40%的货币，为了今后买地需要，而储存到银行，这些货币不进入流通领域，也就没有造成通压力一一这个对农民微观主体而言是正常的做法，却在宏观上直接帮助人民银成个奖行大量回笼并在乡土社会沉淀增发的货币，同时也间接帮助新政权极大减少了财政赤字压力。

总之，新政权...

任何发展中国家只要通过“非暴力”谈判形成国家主权，从制度经济学理论看，就是一个与宗主国之间的“交易过程”；只要是通过交易形成主权，就会因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和“实力不对称”而导致收益格局结构性失衡，往往是被殖民国家出让经济主权以获取原宗主国对其独立的政治认可；由此，大多数通过谈判形成政治主权的发展中国家都有“主权负外部性”问题一一因新独立后都得向宗主国部分让渡经济资源和/或财政金融等权益，因此不得不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继续依附于原宗主国。这个“原罪”之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随时可能堕入“发展陷阱”，且难以自拔。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与宣布独立几乎同步的第一件事，就是与原宗主国签订经济领域的合同，但实质上，无论独立的口号多么响亮，当其继续殖民地单一经济结构时即已宣告解殖运动在经济基础上的失败。

通过对比中国经验，我们的研究进而指出：能否化解这个解殖谈判中内生的、具有普遍性原罪的“主权负外部性”，乃是战后兴起的发展中国家“依附”与中国“去依附”之间最根本的差别。

在农村，货币发行和实物物资直接对应，实质也是用农民的劳动所得来吸纳货币，因为农副产品当然是农民劳动和一定资源环境相结合的结晶。新政权通过国营商业机构或合作社采购农副产品，依据采购数量多少投放货币，并且抑制私商加价，体现出“劳动吸纳货币”的币制内涵，即依据劳动产品的多少来进行相应的货币投放。这一“劳动吸纳货币”机制，使得广大民众的劳动成为“实物锚”背后的“劳动锚”，中国12年来第一次彻底结束了通胀肆虐的局面。当数以千亿、万亿的缺乏实物对应的空头货币被几亿劳动者的劳动投入所均等分摊，新发行的货币不再集中涌入实物投机领域，就从制度上改变了社会投机追求保值的土壤，同时摆脱了外汇本位币制下货币发行对于外汇储备的依赖，使货币发行改由本国内部劳动投入和产出等因素内生性决定。货币劳动化、金融米棉化，是人民币持续维护独立主权货币地位的重要制度内涵。

女音“劳动吸纳货币”也使人民币成为本质上区别于西方国家财富本位的货币体系。现代货币问世以来，即以贵金属保有量或者财富保有量作为发行依据，这其实是“财富吸纳货币”，进而演化为“资本雇佣劳动”、异化为“投机吸纳货币”，并在21世纪金融资本全球化下呈现出普遍性的“金融资本异化于产业资本”。从这个角度，“人民币”名副其实是“人民的币”，是用货币来表达、传递广大人民群众劳动价值的制度体系，是对土改动员农村、保障小农土地财产权益，从而维持“去依附”货币主权和政治主权的深化和延续。

书籍介绍

本书为温铁军团队继《八次危机》后推出的最新研究成果，详细记录了我国应对第1次通胀危机的真实经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既要应对民国延续下来的长期高通胀，又要处置经济发展所内生的新矛盾，正如作者所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最终，中国共产党靠土改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靠增量农产品稳定供给压低城市物价，成功吸纳了过量增发的货币，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

中国靠乡村土改缓解了通胀危机，而大多数没有开展土地革命的发展中国家至今仍难以从“发展陷阱” 中自拔。这些国家虽然在政治上取得独立，在经济上却又陷入了困境。对比中国经验，探寻如何应对此前半殖民地经济遗留下来的高通胀，归纳其经验和机制，对深化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指导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甚至指导世界各国应对通胀危机，都具有重要意义。

• 作者： Von.Y.Erick 发布时间：2019-11-03 12:54:45

  编号：A-12。温大爷团队的书还是比较接地气的，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术语。结合当下经济形势来看，全书其实可以简要的归纳为一句话：“石油美元，粮食人民币。”

• 作者： 沐 发布时间：2019-09-12 11:10:07

  国初经验研究，那时就已经开始逆周期做多了，其实最想看的是19以及接下来的20-21的危机研究。

• 作者： syllys 发布时间：2019-09-12 14:18:43

  明公推荐，质量不必多说，虽然只有不到300页，但就内容来说堪称潢潢巨著，本书通过对国初经济危机的详细描述，再一次证明了如今被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市场经济理论并不能全面解释真实的历史经验。

• 作者： 风后 发布时间：2019-11-28 10:48:51

  确实是“以古喻今”之作。温铁军团队的思路还是比较一贯的，天朝出现了经济危机，尤其是“依附性”的，或者“输入性”的，解决的策略就是“回农村”。建国初期用的是“土改”，后来苏联撤资用的是“上山下乡”，都是成功案例。所以捏，如今又碰上了，咋办？不是继续搞城市，而是回农村，搞“乡村振兴”！城市货币资本的脱实向虚不可怕，只要以农村更为广泛的生态资源资本化即可实现对冲机制，并且能进一步推进农村经济货币化的深度。以上是其团队的立场，俺保留意见。

• 作者： AmericaWallace 发布时间：2019-09-17 20:38:19

  借古讽今啦

• 面对当下危机，中国能否再次力挽狂澜？

  作者：燃 发布时间：2019-09-18 15:18:27

  在去采访温铁军教授之前读完了这本书，真的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温教授说，想借助对国初改出经济危机的经验总结，对当下我们我们所面临的这次危机形成借鉴。

  如今我们也在摆脱对发达国家现代化道路的依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产业资本国，第一大商业资本国，第一大金融资本国，但这是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也产生了很多内生性矛盾，但中国的巨量资本注定不能通过欧美式的扩张道路转移到国外，摆脱的路径只能是转到乡村振兴为主的生态文明战略，同样是让农村吸纳过量货币，把农村的潜力用持续发展的方式挖掘出来，让危机在农村软着陆，才能成功化解这次被美国当成主要对手的经济危机。除了乡村振兴，一带一路和次区域合作也是缓解危机的战略，但也许乡村振兴战略成功的几率更大一些，因为老一辈就是从农村打的天下，上届政府也有新农村建设的经验。

  乡村振兴的推动无疑又是道阻且长的，涉农政策很多都不错，但执行起来就面临"条块分割，尾大不掉"的问题，这就很考验治理智慧了。

  这次危机如果还能借助农村力挽狂澜，必将是不亚于国初危机化解的又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 历史也是现在

  作者：冰河盲鱼 发布时间：2019-12-16 22:29:55

  人类进入资本主义文明以来，其发展在本质上是资源的资本化过程。以资本内生性扩张为动力演化出来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实质是大国强权向其货币体系赋权而形成的、由金融垄断资本集团所主导的、海权与陆权此起彼伏的地缘博弈过程。需要深入理解的，是其在不同历史阶段表现出的不同特征。

  -----温铁军

  最初接触到温铁军是在b站上无意中听到他的一次演讲，一般来说，演讲这东西超过半小时的，我就没有太多的精力去听下去了，但是那一次，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我反而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后来想了想，其实是自己对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最开始的历史进程缺乏了解，在土生土长的国度不清楚最早大家都批判的那些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当这些东西有人给你详细讲解他发生的原因和背景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历史参与感在里面。深入其中，感叹原来如此。

  

  坤舆万国全图

  在听了几次他的演讲之后，越来越觉得他讲的东西对历史进程的总结是多么的到位，也越来越不满足于只是去听他讲的演讲了，随即，购买了他所著的《八次危机》，《去依附》，《告别百年激进-温铁军演讲录》。在看完去依附之后，才明白中国建国时国家经济出现了多大的危机，中国农村对这个国家做过多大的贡献。

  历代以来，国家初立，无不是均田免赋，以此来换取国家数百年安稳，若王朝中期改革遏制圈地现象，又得数百年安稳。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开始都在进行土地改革，而国民党在后期的货币政策和土地改革都出了问题，由经济而导致政权的衰败和灭亡。共产党在土地改革方面做了千年来未实现的事情，丈量统计全国土地，在清查土地和均分土地中得到的广大农民群众的支持，在货币方面由农村托底终于而成现在模样。虽然开国来未能对农民免赋，且征得税更重一些，却维持了国家的稳定，农民也还是念其好。直到国家于 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才实现免赋，前后整整花了50多年。

  《去依附》虽然讲的是1949年到1952年发生的经济危机，但对于我们现在而言，那时的应对之策，对现在中国经济改革是很好的成功经验。私人资本在长期高通胀之中一般都会“脱实向虚”，将资本从实体经济析出转向投机炒作。现在2019年，我们面临的正是和1950年一样的危机，国家怎么应对？我们不去妄做揣测，但对我们个人而言，能够了解以前已经发生的和现在做对比，也好在时代洪流中明白自己身处何地，就算是对现状无法改变，但也要做个明白的“韭菜”。

  现在中央开始从“打老虎”，到“扫黑除恶”，像极了建国初的“三反”、“五反”，都是为了应对资本的脱实向虚而做出的一些政治手段。当年有“问钟点，就送表，吸烟找洋火，就送打火机；身体弱，送元鱼；好打牌，赢了钱带走，输了钱给下账；爱面子，暗地里送；送结婚戒指，送小孩衣服，送满月鸡蛋，直到送干部父母棺材料子；包妓女，包舞女，以至于赔上女儿、老婆”。现在和以前看来也没什么不同。所以我们要以史为鉴，以明得失。

  

  读《去依附》最好能了解一些国家当年历史和一些经济学方面的东西，这样才更能明白其中所述那些危机应对的手段何其高明。不过就算是什么都不了解，当做故事书来读也是十分有趣味的，也依然能够感受到建国初在经济方面国家所处的局面有多么惊心动魄。

• 思维导图总结

  作者：查无此人 发布时间：2020-05-12 17:44:31

  

  好久不看纸质书了，也好久不手写笔记了。看这本大概写了7页笔记，最后整理成思维导图。

  先看了温老师在B站的视频，然后看了《八次危机》，然后看了《去依附》，接下来准备读《告别百年激进》。其实更好的阅读顺序应该是先看《去依附》再看《八次危机》。前两章是总括性的阐述，刚开始没太看懂，结合后面的内容会更清楚。

  作为学金融的大学生，看温老的书和讲座时，我总是无数次惊叹这些似乎应该是我们专业常识的内容竟然在这么多年学习中完全不涉及……当然，有很多基本理论推演应该是课上学过（？），我发现自己连这些基础都搞不清楚了QAQ

  流下不学无术的泪水.jpg

• 看历史的新视角

  作者：Frost 发布时间：2020-04-24 13:59:39

• 笔记

  作者：风雨一程 发布时间：2020-06-01 13:29:10

  一、改变了过去在《八次危机》中对于危机系列的排序，将1949-1950年建国初期的危机纳入其中，作为第一次危机。

  二、这一危机的缘由可以上湖至国民政府1935年的依附型币制改革。自然，要成功治理场延密十几年之久的危机必须重建经济和全融主权。因此，我们给木书确定的主题是“去依附”——这是块及思想家萨米尔·阿明针对欧洲中心主义语权掌控第三世界而提出的“依附论”的核心观点，适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不论其处于产业资本阶段，还是21世纪的金融资本阶段。

  共产党新政权与国民党旧政权在应对危机时的最本质差异，表面上看是新政权没有像旧政权那样依靠大批海归精类和外国势力参与“顶层设计”，实质上是靠无数革命者流血牺往才得到的“革命红利”——以革命的名义没收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化资本，以及和旧政权密切结合着的买办集团、官僚集团资本，构造出以“全民所有制”作为基本所有权属的“国家资本”，作为新政权建立经济和全融主权的“压始石”。正是有了国家资本农村的土地改革天衣无缝般的密切配合，新政权才完成了对控制中国经济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彻底“解殖”

  三、中国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本质性差异——大部分后发国家通过“和平方式解殖之所以被发达国家赞赏，乃在于虽然后发国家通过谈判取得了政治主权，却任由原殖民者继续控制其主要经济部门，因而没有可能在经济上完成解殖，随之，则势所必然地跌入发展陷阱；反过来却被本国精英及其外国主子嘲笑为没有彻底“西化”..…

  四、建国初期通过第一次“土地改革”，使农民有其田，这一举动缓解了当时由国民政府时期延宕下来的经济危机；通过对农民税收的“三白”——白米、白面、白布，用于缓解当时城市中因通货膨胀而哄抬物价、囤货居奇的投机者造成的基本物资短缺困难；因农民将钱大量存入银行准备用于买地，故而不在市场流通，因此缓解了财政赤字压力。

  五、因生态环境不断恶化，遂无法按一般发展主义道路前进，无法片面的强调城镇化，故而开始强调向生态文明转型，2007年强调，2012年则确立生态文明战略。

  此外，中国现在还是以污染为代价的工业产出总量和化学农业生产总量全世界都最大的国家，2010年以来的主要矛盾是工农两大部类的生产都过刺，都需要“三去一降”。并且，如果按照大类算，中国工业大类的2/3是以外资为主的，产业资本中外资不少于1万亿美元。各地政府常说“我家大门常打开，张开怀抱等你来”“不求所有但求所在”。但请注意，外国资本来了，财富和收益都不是中国的，而造成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社会冲突，却都是中国的。

  此外，生态文明建设，可以间接做到防止外资的大量占比和流入而不得不大量印发人民币所导致的虚拟部门的扩张和金融风险的积累，保护生态消化部分过剩产能。

  而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依靠乡村，依靠“三农”，故而有对“三农“的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用乡村资源化的货币来吸纳现在过量增发的货币，扩大乡村资源和物业的化的增长空间，通过“生态资本深化”的体制改革来实现习近平讲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做到推动“货币换锚”，把依靠美元外储对冲增发货币造成的金融深度“依附”的困境，调整到依托国家资源的价值化需求来增发货币。

  六、第一个，关于新中国如何应对高通胀的问题。其值得关注，乃在于：通胀危机无论在何种意识形态的国家都具有普遍意义！如果说，1949年中国靠乡村土改缓解了城市通胀危机，那么，大多数没有开展土地革命的发展中国家至今仍难以从“发展陷阱”‘中自拔。这些国家过解殖运动赢得政治上的独立后，往往在经济上又陷入困境，其中的关键点正是因未发动土地革命，而难以摆脱殖民时期单一经济结构的路径依赖。

  第二个，关于1949年后中国第一场政治运动—“三反”“五反”的问题。它更值得关注是因为：当今的人们对于1949-1952年的经济建设成就普遍高度评价，而对于1953年进入社会主义改造则争议多多。这似乎已经成为21世纪以来被广为接受的一种意识形态：只要中国人一直沿着建国初期的路线走下去，就可以避免后来中国经济发展的跌宕起伏。但需要指出，这些说法显然充满着对历史的肢解和选择性记忆——被正面评价的只是这三年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在这同一期间政府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却在当今广受非议；而政府当年对经济运行做的“逆周期调节”，则更是几乎被人遗忘。

  资本自清末以来向城市聚集，使城市演化为“制度成本”的聚集之所。在高通胀的影响下，大部分实体产业无利可图，势必在“经济理性”下从实体经济析出转向投机领域。因此，通胀危机之后只能是萧条——扭转高通胀嗯幸运都必然紧跟着通缩导致的工商业衰退的不幸。在这种“经济过山车”的周期规律下，没有政府干预，或者政府没有实力做“逆周期调节”，则会出现“断崖式崩塌”。

  七、1950年政府因城市与农村的实质上的“脱嵌”，导致城市资本品无法自主下乡，故而由政府承担桥梁。（原始资本积累需要从农村提取）

  但是，政府虽出台实施了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通过加工订购、政府采购等方式直接出手进行逆周期调节。但是并不能因此摆脱资本原始积累的内在规律矛盾，政府直接承担了原始积累的制度成本，却不能改变同期发生的私人资本内生（贪污、腐败）的特性。表现为，官商勾结，假冒伪劣，偷税漏税，以此获取横财。此现象，关系政府信用。

  更何况，1950年6月爆发的朝鲜战争觉不允许有质次价高的物资被送上前线。故而政府只得以高度政治化的方式处理这一冲突，也就是后来的“三反”“五反”。

  八、在政权建立初期，我国土地一切百废待兴，面对即将参与朝鲜战争和尚未解决的内患的严苛的条件下，中央政府集举国之力，在进行了许多努力之后，经由各仁人志士的共同努力，使国家站稳了脚步，稳住了根基。详见第四章。

  九、“三反”“五反”详见P246、247

• 发展中国家走出发展陷阱的“中国经验”——《去依附》读书笔记

  作者：漫步天空 发布时间：2021-04-13 20:08:29

  本书是用中国的话语讲述中国的故事，在叙事上有温铁军团队一贯的逻辑，给人启发颇多。但对下半场经济萧条危机的叙述只是草草带过。是"三反五反"太敏感？还是新民主主义和资本积累的关系太过复杂，理论上没有做好准备？这未免有虎头蛇尾之感。同时，本书摘录的数据、文献很多，割碎了全书的实际内容。这可能也源于内容不足，不得不加些填充物使之成为一本书。毕竟后面一本书就写了"八次危机"。

  主标题“依附”来自于萨米尔阿明的第三世界“依附理论”，但本书的核心内容在于副标题——“中国化解第一次经济危机的真实经验”。作者借鉴了“依附”这一理论概念，认为解决第一次经济危机是国家独立后在经济领域的“去依附”过程。人民政府依靠土改和城市农村二元化等一系列体制，踩过了通货膨胀、经济衰退等雷区，走出了这一危机，为发展中国家走出发展陷阱提供了“中国经验”。

  危机的产生

  建国后的危机实源于国民政府时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西方经济危机背景下，民国因为银本位经历了法定货币贬值，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经济危机向国内传导，依然有所谓的“黄金十年”。但1936年国民政府通过金融改革与国际接轨，开始了纸币时代，从此加入了国际经济危机的行列。在国内，改革后的金圆券一开始暂时平抑了通货膨胀，但随着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物价重新开始飞涨。资本开始大规模转向投机，经济脱实向虚。因此，大规模的通货膨胀和物资紧缺成了中共接手城市以后面临的第一个危机。

  解决问题的弹药：货币

  留守的城市居民和职工不能直接遣散，他们的生活需要钱。而国民党留下的通货膨胀让"钱"不值钱，新的“钱”从哪里来？中共的选择是“物资本位”货币。（国民党在逃亡台湾前大规模搜刮民间金银储备，贵金属等位货币已然不可能。）

  我党对这一方法并不陌生，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在山东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成功地实践过。山东根据地的薛暮桥就明确提出“物资本位”这一概念。

  “抗日民主政府控制货币发行数量，勿使超过市场流通需要。我们每发行10000元货币，至少有5000元用来购存粮食、棉花、棉布、花生等重要物资。如果物价上升，我们就出售这些物资来回笼货币，平抑物价。反之，如果物价下降，我们就增发货币，收购物资。我们用这些生活必需品来作货币的发行准备，比饥不能食、寒不能衣的金银优越得多。根据地人民是欢迎我们这种货币制度的，他们不要黄金，更不要美元和英镑。

  甚至银行也可以采用“折实”的方式进行放款，强调贷款的生产性。如1942年的办法，农业放款采取实物贷款，工商业放款采取订货办法，将来以货还本。以农贷为例，银行以折实方式发放耕牛、农具等贷款，即按市价将贷款折成实物（粮食或棉花）放出，农民收获后交还等价实物。

  有了货币支持后，下一个问题是发行量。1949年4月，董必武、薄一波曾提出，因为物价上涨压力大，新政权不能增发货币。这个观点显然是有道理的，如果以狭义的货币金融学视角，在贵金属或者外汇作为货币发行依据的条件下，增发人民币只能使其信用摊薄，因此增发属于“做空”；但如果以“大金融”的视角看，货币是中共最大的对冲赤字的手段，在政权大局未定之时压缩财政支出，显然会自缚手脚，不利于新政权站稳脚跟。陈云等人认为，增发货币如果运用得当，则可促进生产的恢复，有利于夯实经济基础，使人民币对应的实体经济规模稳步扩大。因此，增发是“做多”减发才是“做空”。货币是政府“看得见的手”最直接的武器，在后续打击民生物资的投机、释放土地革命的巨大潜力、接管与运营国家资本上起到了巨大作用。

  民国时期也曾大量增发法币。但它在性质上是依附货币，信用维系在美元外汇储备上，随着外汇储备减少，法币相对于美元贬值，法币在市场上的购买力下降，遂有发行出去的货币大部分又回流到工业和金融中心的上海，涌入实物投机领域，政府财政之手的调控作用亦被摊薄。

  解决问题需要向农村看

  新中国的增发货币有何不同呢？答案就在于广阔的农村大地。发行出去的人民币并没有像法币一样大部分回流到城市，而是沉淀在了农村。首先，大国小农安土重迁，追求“在地化”的人口再生产与社会再生产，因此市场交易所使用的价值符号不必非得采用贵金属等手段作为媒介。更重要的是，*土地革命* 后的中共积累了足够多的信用，能够让万亿农民信任自己。土改之后，农村副业生产得到发展，在吸纳人民币、促进货币沉淀在乡方面有力地发挥了作用。而面广量大的小农经济以不计成本的劳动力投入所生产出来的民生物资又被政府收购、投放到城市，从而抑制了通胀和投机。没有土改，没有暴力革命形成的强权政治，此类在农村由分散小农生产出来的物资是不可能被官方商业机构成规模地集中起来。在上海的“两白一黑”战争中，陈云运用解放区强大的物资基础，完全用市场的手段让投机商“两面挨耳光”。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在城市的金融斗争中反复强调土改的政治性和经济性功能，反复强调胜利的保障在于土改。

  中共依靠土地革命形成了去依附的国家政权，从而拥有了去依附的国家资本和货币体系，摆脱了外部势力介人和国内财团干预侵蚀货币主权，货币可以与国民财富建立直接的对应关系。人民币是具有“人民本位”内涵的主权货币，具备通过制度创新自我赋信的基础条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有实在的力量，货币本身才具有调节的能力。这些都是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经验归纳。但另一方面，政府也由此形成了严重的制度“路径依赖”：一是对农村传统土地基本制度的路径依赖——此后任何政治性分配土地，其产权边界也都在自然村（后来大部分改为生产队、经济社）；二是城市资本对“三农”转嫁制度成本的路径依赖，此后历次经济软着陆，大都以“三农”作为软着陆的载体。

  本书还提到，以成规模劳动投入来替代极度稀缺的资本，也是中国能够跳出“发展陷阱”的核心经验之一。这些响应国家号召、从事国家基本建设的劳动力，是参照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进行定价的，显著低于城市雇佣劳动力的成本；因此，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几乎唯一的可以长期大规模、低成本使用劳动力的国家。

  经济危机的下半场：萧条

  高通胀压力下，私人资金大量析出进入投机经济，实体经济走向衰败。新中国凭借土改和城乡二元结构，成功地解决了建国后的通货膨胀，完成了整顿市场打击投机的经济作战。但按照周期性危机的一般规律，在整顿物价抑制高通胀之后，经济即转为萧条阶段。于是，中国在1953年推出了社会主义改造，是为发展战略重大调整。

  No problem can be solved from the same level of consciousness that created it. -- Albert Einstein.

  为了促进工商业资本走出萎靡不振的状态，政府的第一步是开展各项工作促进城乡物资交流。中央出台了发展交通运输、鼓励私商从事购运业务、鼓励合作社经营土特产、举办物资交流会等等。但这些只是较大程度地恢复了传统小农的集贸市场行为而已。由于货币集中在城市、分散小农的交易费用较高，城乡之间难以形成商品交换。资本原始积累和分散小农经济也是后发国家进入工业化的制度成本。

  这其实也算土改的一个影响。按村社人口平均分地到户，客观结果是旧中国方便城市资本低成本地提取农业剩余的两个农村规模主体同时被消灭—既消灭了富农和富裕中农这些能够最大规模租入土地进行农业劳作的“规模生产主体”，又消灭了地主阶级这个仅凭实物租就能低成本保持农业商品化率的“规模流通主体”。土改一方面切实降低了外部经济主体对小农的剥削率；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新民主主义阶段城乡之间因经济分隔而形成本质上对立的矛盾。

  这是简单坚持市场经济难以扭转的局面。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难以提取农村剩余，具有极高的交易费用。农民存粮惜售，减少购买城市工业品；反过来看，城市产业萧条也导致农村土特产收购的减少，降低了农民的现金收入和对城市工业品的市场需求。

  危机的另一个走向：三反五反

  1949—1950年政府打击高通胀、以“三折实”构建国家财政金融基础之后，私人资本为主的实体经济发展，按理说应该得到了“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但是，打击投机倒把后的萧条和上文提到的分散小农经济，都对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不利。

  在新中国的体制下，伴随危机和萧条与生俱来的巨大的制度成本不能向革命之后的城市和农村劳动者直接转嫁。资本为了最大化占有资源资本化收益，其内生的经济秩序混乱最后在工商业资本集中的城市社会发生。几乎大部分城市都大量发生了商人假冒伪劣、投机倒把。

  政府直接出手进行逆周期调节，也不可能扭转营商环境劣化、经营者行为劣化的趋势。并且随着政府采购、加工订货等一系列救市措施，这种混乱还蔓延到政府内部，官员贪污贿赂、徇私舞弊的情况十分严重。这直接影响到抗美援朝战争的后勤军需保障。于是中央要求在城市立足未稳然而却掌握着重要物资分配的各地政府，挟“革命余威”在政府内部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间有针对性地开展“三反”“五反”等群众运动。

  从私人资本走向国家资本

  在抗美援朝期间，伴随着“三反”“五反”，另一项“制度变迁”也开始了。在东北地区，苏联的战略性援助让国家资本地位陡然抬升。而回顾建国以来的资本发展，民国官僚资本被没收成为国家资本，政府发行货币对私营厂家的物资采购也是国家资本。可以说1949-1952年增长最快的就是国家资本。它比私人资本更名正言顺也更多地占有剩余，对私人资本构成对立竞争关系。战争压力下的政府在私人与国家两种资本之间做出选择，而推行了统购统销的制度变迁。

  本书认为，1949-1952年在城市经济体制演变中表现出来、起决定性作用的主要矛盾，依然是国家和私人两种资本主体的资本原始积累的制度成本。国家资本最终胜出，源于革命战争预付了制度成本、土地革命预付了组织成本、恢复成本低于新建成本、重化产业特征决定市场交易成本较低。

  总结

  实际上，中国在1950年之后依靠三种制度安排形成政治、经济、社会三元互动时，决策者们并不讳言其应对危机的用意；后人抽掉了危机背景去断章取义地解读，很多重要转变也似乎变得不可理喻了。

  这三元互动是:

  一是全面土改让占总人口88％的农民脱离城市现代化危机，回归传统小农经济，在乡土中国形成多样化的面广量大的实体经济的基础上，构建以实物生产为基础，且能够发挥政府逆周期调控作用的国家财政货币体系，既获得了大量增发货币的财政金融主动性，又不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

  二是以财政手段促进工农交换，由此得以让民国高通胀危机软着陆之后的经济萧条，通过政府的“人工呼吸”而回暖。进而，则有中国农村成为此后历次危机大都软着陆的载体

  三是直接采取“直接成本”最低的军事手段，辅之以“三反”“五反”的政治运动，强行取缔城市私人资本投机牟利，有效抑制了一般私人企业按照“经济理性”做顺周期造成的对经济危机的恶化作用。

  从以上文字简述可知:以占领大城市为革命成功标志的新中国，呱呱坠地之际便在资本集中的城市里遭遇了严峻的危机局面，且因新政权以进城农民为主体而同步发生了官僚主义、

  对其他国家的意义

  新中国的经验具有相当的独特性。发展中国家通过解殖运动赢得政治上独立，往往又在经济上陷入困境。因为通过“非暴力”谈判形成国家主权是一种与原宗主国的“交易过程”，信息和实力的不对称让被殖民国家出让经济主权以获得其独立的政治认可，往往带来了“主权负外部性”问题。他们向宗主国部分让渡经济资源和/或财政金融等权益，因此不得不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继续依附于原宗主国，随时可能堕入发展陷阱，难以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