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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亚·伍尔夫（1882-1941），英国著名女作家，意识流小说家的代表之一。《达洛卫夫人》是她的代表作。 《达洛卫夫人》描写了一位议员夫人一天的活动过程。全书以主人公为核心，以她的生日晚宴为枢纽，突出地塑造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典型：代表上流社会及习惯势力的“大医师”布雷德肖和平民出生的史密斯；同时对当时英国社会的上层阶级中形形式式的人物做了入木三分的刻画，让读者领略到典型意识流小说的各种特色，并以其“一天写尽一个女人的一生”的艺术功力，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这部作品的独特性，同时还告诉人们，意识流小说并非仅仅是艺术技巧的创新，它们也可以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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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亚·伍尔夫(1882--1941)

英国作家。在小说领域，以其非线性叙事手法产生了重大影响。伍尔夫以小说创作最为人知，其中尤以《黛洛维夫人》(1925)、《到灯塔去》(1927)两篇为甚。小说创作之余，她还就艺术理论、文学史、女性写作、权力政治等主题提笔书写，拓展文脉。作为一名优秀的文学批评家，伍尔夫尝试过多种形式的自传体创作形式，以绘画手法构思短篇虚构作品，并且，终其一生与亲友往来通信，才情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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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有一次曾把一先令硬币扔进蛇形湖里，以后在没有抛弃过别的东西。但是他把自己的生命抛弃了。他们继续活着（她得回去；那些屋子里仍挤满了人；客人还在不断地来）。他们（一整天她都想着伯尔顿，想着彼得，想着萨莉），他们会变老的。有一种东西是重要的；这种东西被闲聊所环绕、外观被损坏，在她的生活中很少见，人们每天都在腐败、谎言和闲聊中将它一点一滴地丢掉。这种东西他却保留了。死亡就是反抗。死亡就是一种与人交流的努力，因为人们感觉要到达中心是不可能的，这中心神奇地躲着他们；亲近的分离了，狂喜消退了，只剩下孤单的一个人。死亡之中有拥抱。

......“如果现在死去，现在就是最幸福。”

......或者诗人和思想家们也有同感。

She had once thrown a shilling into the Serpentine, never anything more. But he had flung it away. They went on living (she would have to go back; the rooms were still crowded; people kept on coming). They (all day she had been thinking of Bourton, of Peter, of Sally), they would grow old. A thing there was that mattered; a thing, wreathed about with chatter, defaced, obscured in her own life, let drop every day in corruption, lies, chatter. This he had preserved. Death was defiance. Deat...

再说还有那种恐怖感，那种强烈的无能为力的感觉，因为父母把这条生命交到你手里的时候期望你活到老，期望你宁静地与其同行，而你却不能。

Then (she had felt it only this morning) there was the terror; the overwhelming incapacity, one's parents giving it into one's hands, this life, to be lived to the end, to be walked with serenely; there was in the depths of her heart an awful fear.

你不能把孩子带到这样的世界上来。你不能让苦难延续下去，也不能更多地繁育这些充满情欲的动物，他们没有始终如一的情感，有的只是冲动和虚荣心，驱使着他们一会儿朝东一会儿朝西。

她像一把刀子，插入每件事物之中，同时又置身局外，袖手旁观。

因为这是关于我们的灵魂，即关于我们的自我的真理，他想，我们的自我像鱼儿栖息在深海，在无人知晓的水域中游来荡去，她穿行于一棵棵巨大的水草之间，游过片片闪烁着阳光的水面，然后继续游啊，游啊，游进冰冷、深邃、神秘莫测的幽暗之中；突然间她快速冲上海面，嬉戏于被风吹皱的波浪之上；这真理就是：我们的自我确实需要刷洗、刮净、点燃自己——通过闲聊。

人们的健忘可能有伤害作用，人们的忘恩负义可能有腐蚀作用，但是这年复二年无休止涌进来的声音会把任何东西都带走的，无论是这个誓言、这辆小货车、这条生命、这个游行队伍，会把它们统统包裹起来带走，犹如在冰川的汹涌水流中冰块裹挟着一块白骨、一个蓝色花瓣、几棵橡树顺流滚滚而下。

书籍介绍

弗吉尼亚·伍尔夫（1882-1941），英国著名女作家，意识流小说家的代表之一。《达洛卫夫人》是她的代表作。 《达洛卫夫人》描写了一位议员夫人一天的活动过程。全书以主人公为核心，以她的生日晚宴为枢纽，突出地塑造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典型：代表上流社会及习惯势力的“大医师”布雷德肖和平民出生的史密斯；同时对当时英国社会的上层阶级中形形式式的人物做了入木三分的刻画，让读者领略到典型意识流小说的各种特色，并以其“一天写尽一个女人的一生”的艺术功力，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这部作品的独特性，同时还告诉人们，意识流小说并非仅仅是艺术技巧的创新，它们也可以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社会意义。

• 作者： 安提戈涅 发布时间：2018-05-13 11:43:40

  重读，绝倒依旧。从福楼拜发展出来的那种流转如弹丸的目光，在伍尔夫笔下获得了一种更为熨帖的触感。达洛维夫人只是万千微尘中的一粒，从她的意识辐射出去，波纹一荡，每一粒微尘都被触碰、颤动与激活。接着，往往又是一种收束的凝视，从彼此激荡的波纹里重新聚焦于一个点：有可能是一辆车、一架飞机、一个路人。这种写法的层次异常丰富，视角与思维推进的过程都被具象化了：“还有石香竹，一大堆石香竹”（试着和鲁迅的“枣树”对比）。词语与意识被撕开了外壳，物与我的边界被消融，混杂着倾泻出它们的宝藏，死亡意识与女性意识尖锐化：“她将像永远屹立在天际，像一块白石，晶莹剔透，像一座灯塔，标志着消逝的昔日，溶入这惊险的、漫长的、漫长的航程。”也许，人类语言的逻辑是意识流最后的杀手锏，语言必须依据时间线性讲出，但思维则不是。

• 作者： 赶得及 发布时间：2011-08-20 17:56:32

  奔腾不已的愉悦感.千万别相信那些术语(比如意识流).术语遮蔽了太多丰富的东西,一本书就是一个世界,而总是有术语跑过把它烤干弄成标本好适应懒惰的头脑.

• 作者： ketos 发布时间：2016-03-03 23:33:42

  和尤利西斯类似的结构，用三一律来装盛意识流。读了这本书之后我忽然发现自己是向生的，不管多神经质多悲观，总想活到明天去看看，就像克拉丽莎每一次的离开。塞普蒂默斯则是彻底被过去攫住，是为了逃离“生”之群体才去死的，世界容不下他了。

• 作者： F 发布时间：2015-02-27 16:31:14

  如果我有天自杀了一定是伍尔夫害的

• 作者： 马里安巴 发布时间：2012-02-09 13:14:31

  我用了五六天的时间——按我的阅读速度不至于这么慢，对于这不足200页的书——还没有读完这本书，翻译让人无所适从，两个译者前后的文风也不搭。而且，在冗长的论文似的译文序里面，译者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伍尔夫如何如何，可作者在1941年就去世了……

• 一念一生，时时刻刻 ——你不知道我为什么而选择

  作者：御茶之水 发布时间：2014-06-20 12:32:14

  “居家天使”克拉丽莎·达洛维，一朵力求尽善尽美的“英伦玫瑰”。当玫瑰决定亲自去买花，思想的幻影与生活的真实之间就被模糊了界限。当芦苇都会因为思考而保有了折断前的全部尊严，被当做点缀的女人一路暗中披荆斩棘，才能不动声色的让一场宴会妆点了枯萎中的自己。

  而这不过是她平凡的一生中的平凡的一天，安然度过，一如往常。

  完美的英伦玫瑰们从小就吟唱着这样的《鹅妈妈童谣》：“小男孩是由什么做的？青蛙和蜗牛，还有小狗的尾巴。小女孩是由什么做的？糖和香料，还有一切美好的东西。”生于蔷薇之国的女孩，就是这样被教育长大：哲学不如诗歌，料理不如刺绣，象棋不如跳舞……因此，做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天使，是社会替她们做出的选择。时间带走了她们的青春，生活磨平了她们的梦想，家庭拘束住她们的行动……而婚姻？婚姻对她们来说，不过是从前半生的南枝巢换到了后半生的金丝笼。因此，所有人都忘记了，在把女仪、持家、母教那些东西强加给女性作为定语之前，应该首先记得：女人也是人，女人也有灵魂，甚至有时候，会比男人更强韧。

  天使的典范——昨日的克拉丽莎小姐，今日的达洛维夫人。作为议员夫人，她在生活中时刻围绕着她的丈夫她的女儿她的家，为举办好一场晚宴而一整天都在做准备。在大本钟的轰鸣中，她的思维却回到了过去的时光中，再次与她挚爱的恋人与朋友相会，并不断比较着昔日的浪漫与今日的荣光——她发现，纵使自己满意于现在精心构造的一切，但也无法停止渴求那些无法回头的过去，一切错过的可能性都已在且只在他人的生命中发生，而她只能沿着她所选择的物质道路义无返顾的奔赴那看似光鲜却漫无边际的未来。

  此刻的辉煌，或许难长久，而未来会怎样，谁也看不清。周梦蝶曾写下这样的诗句：“谁是心里藏着镜子的人呢？谁肯赤着脚踏过他的一生？所有的眼都给眼蒙住了。谁能于雪中取火，且铸火为雪？在菩提树下。一个只有半个面孔的人，抬眼向天，以叹息回答那欲自高处沉沉俯向他的蔚兰。”同样，女人要经过多少重身份，才能真正的做回自己？难道只要对每一个世俗所认为应有的目标报以热忱，就真的能收获一个让心中的自我彻底满足的结果？照着镜子能看到自己精心的妆容，但真正的面容永远都是模糊的。

  人生有种种选择，上一秒的判断决定下一秒行动的改变，瞬间就能使生命变得截然不同。如果谁选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重复一些事情，那并不是为了自己去做，而是因为以爱之名，而选择了高尚的忍受。无论是作为女儿、女友、恋人还是妻子，都不过是达洛维夫人所扮演过且扮演着的角色，她心中对此无比清醒，但是也无能为力。世界是个舞台，以生命长短来衡量每个人的演出时间。这一幕戏结束，下一幕戏开启，被周围的一切所操纵着往前走的人们，是戏子也是棋子。想要改变这一切的人，往往会选择中途退场，却不知这也是剧本的一部分。

  戏中人达洛维夫人是演戏的人，也是看戏的人。她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拒绝评论的同时仍停不下思索。她知道生活本质并非欢乐，因此她才会想为他人努力创造欢乐，纵使能完成的只是某种表象，而真正的结果总不尽如人意。她的生命正在一点一点被切除，可是她一旦想到自己的选择或多或少总会使他人受益，她便更加卖力的去完成他人所认定的自我形象，贯彻这些有益的所作所为哪怕时刻伴随着淡淡的怅惘……无论如何，她都会认为这一切毕竟是值得的。

  因此她要举办宴会，她要在美好的六月的早晨走出家门，一个人去买花，亲力亲为的完成这幕戏的布景安排。即便，在这一过程中，她发现已到台前担当主角的人回不去幕后，也执意要把这出高潮做到最完美，哪怕只是看起来。

  这世间常有的一种逻辑是，因为我为了我心目中你的幸福而牺牲了很多，所以你也一定要达成我所认定能使你幸福的那个梦想，并且无论你再牺牲多少，肯定都比不过我已经牺牲的，因此你必须做到，无论多难都是应该的。即便不讨论是否公平，持这种逻辑的大多数也已忘记了前者的牺牲明明是为了后者不要再牺牲那么多。因为自己没有幸福，所以希望对方幸福，变成了因为自己没有幸福，所以把自己的幸福捆绑在对方身上，最后谁也没有得到幸福。人人都书写着自己意识流体的人生，交错着形成世界，可是，不是压抑住最初的自己，就能磨灭心中真正的渴望。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在交流，其实不过是在自说自话，我们以为能理解和被理解，却不知道我们是隔着一堵墙，看不见彼此的真实，听不到彼此的心声。我们用互相关爱的方式，每一天都在互相伤害。

  为别人牺牲自我是高贵的，可是真正的自我又该怎么办？如果每个人都这样想，那么用自己换来的周围的笑容又怎会是真实的？在达洛维夫人的晚宴上，大家都在得体的笑着，却谁都并非是真正的快乐。阴暗的情绪化作耳语流言，不是不去听就能够避免。人们低语着，战争的幸存者在和平到来后却选择了自杀……死亡，甜蜜的黑暗，诱惑的长眠。比起热爱生活，人更热爱生命。要有多少勇气和深情，才能义无返顾的用死亡拥抱生命？天空那么蓝，空气那么美好，看着真的不想死，可是太清醒的人再也无法苟活下去。那个死去的青年是怀揣着珍宝跳下去的吗？那珍宝的名字，可以叫做记忆，可以叫做存在，也可以叫做生命本身。在自我消散后，也会很快湮没在他人的忘却里。

  唯有达洛维夫人是清醒的。她曾这样对自己说：“如果此刻就能奔赴黄泉，那么此刻就是最幸福的。”只要活着，就无法避免因抉择的每一步而带来的痛苦，就不能忘怀为他人牺牲所造成的遗憾。有的人能克服痛苦，有的人被痛苦吞没，还有一部分人，选择与痛苦共生。因此根源在我，症结在我，今日灵与肉分离或是沉沦，亦全在我。想要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就必须先回到痛苦中去。无论逃避多久，它都在那里。达洛维夫人明白这个道理，因此她选择成就瞬息的欢乐，同时对于漫长的痛苦，她也不会选择忘记。

  思绪是天使在这世间仅存的羽翼。前行下去的女人是悲凉的强者，却不因此而觉得自己悲凉。《达洛维夫人》原名《时光》，因此读这本小说总会想起《时时刻刻》。这是一部根据此书改编而成的电影，以三个不同的时代，再次重现了自我认知觉醒的女性的选择与人生。有篇影评曾如此说，“传统道德鼓励牺牲个人欲望，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家庭和谐高于个体健康，我不否认和谐的意义，然而，死水一样僵硬的和谐往往会生出一池塘恶心的绿藻，人不是抽屉里的袜子，可以整齐划一的生活。”但是已经生存于生活之中的人，到底怎样才能找到真正的自我之路？电影给出的答案是：“让我们记住共同走过的那些岁月，记住时光，记住爱。”

  书外的作者伍尔夫是觉醒的女性，她选择了自尽来结束自己的一生，而书中的达洛维夫人也是清醒着的，但她却选择继续走下去自己的生活。一死一生，截然不同。而故事里，为什么死去的是沃伦·史密斯而活着的是达洛维夫人？其实男女并没有差异，性别只是身体上的一个标签，而谁也不能认清灵魂真正是什么颜色。人们相爱是精神上的吸引，不但性向只是一层外衣，就连灵魂的强度，也与性别无关。即使清醒认知也能如地载物者，才能真正在地面上生存下去，直到最终尘归尘，土归土。

  读《达洛维夫人》，可以读出时代变迁，读出女性主义，读出意识流，读出心理学，读出酷儿运动……能读出的内涵，太多太多。而译者是原著与读者之间的一座桥梁，同时也是文本与读者之间的一堵墙。文本是译者与作者之间的一座桥梁，也是译者与作者之间的一堵墙。误读无处不在，关键在于品格。好在伍尔夫是一位个性鲜明的作者，而姜向明老师是一位笔锋透明的译者。把握得当，文本如丝绸在染缸中搅动，却并没有改变它的颜色。达洛维夫人灵魂的韧度已然力透纸背，纵使她走不出结尾也走不出买花的这一天，但是她确确实实的影响到了我们的生活。

  生活中有许许多多的达洛维夫人从我们面前走过，有时候甚至就是我们的自我。只是我们并没有认出她。她的衣裾或许不再是摇曳的姿态，但天使的背上依然长有思维的羽翼，一直在生长，且永不收起，等待能够真正飞翔的日子到来。若我们发现她，追上她，询问她，就像是询问自我，或许她会笑着否定，她不是谁的天使，也不懂谁的天堂，因为我们永不知道，她在每一时刻，都是为什么而选择。

  ——发于《北京青年报》2014.6.20

• 诗人的消亡与幸存 ——从赛普蒂默斯谈伍尔夫的双重世界

  作者：crankyanny 发布时间：2015-07-06 00:02:34

  诗人的消亡与幸存

  　　——从赛普蒂默斯谈伍尔夫的双重世界

  　　

  　　在基于小说《达洛卫夫人》改编的电影《时时刻刻》里，有这样一段对话：

  　　“为什么一定有人要死？”雷纳德问弗吉尼亚，

  　　“为了对比”弗吉尼亚说，“为了让活着的人更加懂得珍惜生活。”

  　　“那么谁会死？”雷纳德又问。

  　　“诗人”弗吉尼亚说，“那些心怀梦想的人”。

  　　

  　　赛普蒂默斯，这个最终决定去死的人，在《达洛卫夫人》里与女主角平行，是自始至终最牵动我的人物。他的身份是战后退役的士兵，是精神分裂的丈夫，是无关紧要的新闻，然而我认为也是伍尔夫所言的诗人。

  　　我从网上查阅到，他在书中的症状叫“弹震症”，和很多经历战争创伤的战士一样，他在返回现实世界时格格不入，战争带来的伤害使他无法重新适应现实世界，也无法感知爱和自由。在他的眼里，世界是荒诞而丑陋的，而生活所需的“平稳”则虚无而艰难。这个梦想“为莎士比亚而拯救英格兰”的男子，见证了战争的丑陋和残忍，丧失了原有的热忱和知觉，他蔑视等级社会的规则和伪善，妄想代言真理和上帝，最终却只能以自戕逃离虚妄而蛮横的世界。

  　　小说的结构以双线进行，利用蒙太奇的片段式剪辑手法，将赛普蒂默斯与达洛卫夫人这两个本应毫无关联的人物宿命般地关联起来，在我看来，这个充满存在主义色彩的局外人形象，其实是达洛卫夫人平行世界的另一人格。按电影中伍尔夫的说法，两人是一种“对比”：在生活情景、命运安排上，另一方面两人之间存在共性：在性格和性向上的选择，而我的解读是，正是这对比和统一，构筑成作者的双重世界。

  　　

  　　一 对立的世界：二者行为及宿命对比

  　　小说以一天为时间期限，间以主人翁人生其他时刻的追忆和畅想。这短暂又漫长的一天中，我截取两人在同一时刻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截取作为节点，整理成以下时间轴：

  　　时刻

  　　

  场景、人物行为、心理活动

  　　

  达洛卫夫人

  赛普蒂默斯

  　　时刻1

  惬意的六月、伦敦街上

  　　独自买花

  　　摄政公园偶遇旧情人彼得•沃尔什

  热闹的伦敦大街上

  　　围观热闹，妻子陪同

  　　感觉恍惚孤独，出现幻听

  　　时刻2

  聚会之前的家

  　　回忆往事，彼得•沃尔什来访

  　　心绪浮动

  摄政公园

  　　重提自杀，回忆过往，幻听埃文斯歌唱

  　　感觉眼前的美和虚无，

  　　时刻3

  在家备宴，处理琐事

  　　丈夫理查德回家，反思彼得的话，与基尔曼小姐微妙冲突

  　　对爱与宗教产生怀疑

  去向布雷德肖爵士求诊

  　　被开了“平稳”的药方

  　　感觉抵触和荒谬

  　　时刻4

  宴会开始

  　　在家待客，重逢萨利，接待首相，无止境的社交；感觉空虚；

  　　听闻赛普蒂默斯死讯

  　　感到震荡，暗涌波澜。

  在家

  　　与妻子谈论日常琐事，久违的平静；

  　　霍姆斯医生来访

  　　感觉抗拒！非常抗拒！

  　　跃出窗外自杀

  　　

  　　由上可见，除了有所交集的时刻（街上见闻和前后到过的摄政公园，死讯的转述），两人的世界近乎是平行的，也许是因为书名“达洛卫夫人”，也许是因为书中其他角色多是达洛卫夫人生命中的故人、生活中同一阶层的人物，赛普蒂默斯交叉其中的叙事，读来很像是达洛卫夫人闪耀世界背后的阴影，像是殷实中产阶级背后的小人物，也即伍尔夫所说的“鼠灰色的人”，然而这鼠灰色的人，和达洛卫夫人一样，无时不刻不在回忆美好往昔，和达洛卫夫人不同的是，他更无时无刻不在怀疑眼前的世界。

  　　二者的对比，不仅是两人自身的对比，更是两个阶层的对比，赛普蒂默斯代表社会阶层中被动的一方，其病症被看做是战争的悲剧结果，而他本身就是规训社会的牺牲品。因为疯癫，他不能掌控自己的情绪和生活方式，必须听从霍姆斯和布雷德肖爵士等人的“治疗”，后者象征的是理性社会的执鞭人，是制定“平稳规则”的人，象征权威，也象征虚假。而他们则是形式上和达洛卫夫人同一阶层的人。但是虽然疯癫，赛普蒂默斯仍有先知的气质，他的才能和经历使他能够洞穿某些真理：比如社会阶层的运行规则——在邦德街上，当他发现自己也被那辆载着权力人物的皇室汽车挡住时，他一眼洞穿规训权力压迫人性的本质: “世界已经高举鞭子，它将抽向何方 ”；他也洞察到现实世界的荒诞和毫无意义，他发现“在现代社会，人既无善意，也无信念，除了追求眼前更多的欢乐之外，没有仁慈之心，” “人们没有永恒的情感，只有狂想和虚荣，一代人在伪装下传给下一代人的秘密信息，无非是憎恶、仇恨、绝望”。

  　　然而赛普蒂默斯的预言并不能挽救自己，他的死不仅是战争的戕害，更是战后社会使然。这个原本酷爱莎士比亚，对爱情有炽烈向往的青年，为了他在“为莎士比亚而拯救英格兰”的理想激励下出生入死。战争结束了，赛普蒂默斯回来了，可回来的仅是他的躯壳，他的灵魂和理想已在战火中灰飞烟灭了。

  　　赛普蒂默斯看似“感觉丧失”：他对好友埃文斯牺牲表现得无动于衷；对妻子的爱情和痛苦也漠然视之，但其实不过是违反了传统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他看似“疯狂”：企图唤醒人们，向人们昭示某种真理，但其实不过是公然蔑视现有社会秩序而已。在化身为“人性”的霍姆斯大夫眼里，赛普蒂默斯向人们大声疾呼、昭示真理的行为不啻为离经叛道，理当判处死刑；而在威廉爵士这个社会秩序的卫道士面前，赛普蒂默斯的“疯狂”更是犯了“平稳”的大忌，必须毫不留情地加以“隔离、惩罚”。他从头到尾的失控使得这个人物具有强烈的存在主义色彩，然而这种局外人似的悲剧英雄为荒诞冷酷的现实所不容，是故作者用一种激烈的方式宣告：这个“背面的世界”死亡了！

  　　相比赛普蒂默斯，尽管克拉丽莎时常也有生活的无奈，也感到生活的本质是空虚，但是她对自己的生活拥有更多控制权，因为她是聪慧而幸运的议员夫人，是善于交际而家庭饱满的中产阶级——她总是正确的。她的正确，在青年时代婚姻的选择上就已经初露端倪，纵然与彼得相知甚深，依旧选择理查德，这个会“给予她空间和自由”的稳妥男人，尽管她的才智超出丈夫两倍，却不得不用丈夫的眼光看待世界。就如彼得所洞察到的，克拉丽莎年轻时就有的一种内心的畏怯，在中年时又强化为一种故作正经的保守性格，她天生就有“平庸的气质”（尽管这些话语多少带有被拒绝的愤怒和偏激）——克拉丽莎的性格被空虚的现实生活磨平了，她成为了那个“坐在客厅里的女人”。

  　　而那个遥远的无关的青年死了。这个消息像一枚石子，短促而又用力地敲碎克拉丽莎假想的玻璃生活屏障。

  　　赛普蒂默斯的自戕使得这两个人的心理状态实现了契合，对被磨平的克拉丽莎来说震撼是无疑的，她开始质疑规训社会的价值观并反思自己的生活状态：“生命有一个至关紧要的中心，而在她的生命中，它却被无聊的闲谈磨损了，湮没了，每天都在腐败、谎言与闲聊中虚度。那青年却保持了生命的中心。” “她逃遁了。而那青年自戕了。” 她甚至为赛普蒂默斯的死感到宽慰“人是孤独的，死神倒能拥抱人哩。”这激发了她对生与死的又一次思考，企图摸索内心微弱的一丝平静：“如果现在就死去，正是最幸福的时刻。”

  　　赛普蒂默斯的死，像是一场悲壮的殉道。如果说赛普蒂默斯的死是克拉丽莎另一个自我的消亡，那她的这个自我——达洛卫夫人正从中得到重生，小说最前面谶语一样的诗行又出现了：“不要再怕火热的太阳。”凤凰涅槃般的，达洛卫夫人从赛普蒂默斯的死得到了力量，“不知怎的，她觉得自己和他像得很——那自杀了的年轻人。他干了，她觉得高兴；他抛掉了生命，而她们照样活下去。”

  　　

  　　二 诗意的接轨：二者性格和性向的相似和关联

  　　尽管作者双线的叙述脉络格外明显，在阅读时我还是强烈地感受到了赛普蒂默斯和达洛卫夫人的诸多相似性，比如二者皆有对美好事物的感知力（包括爱情），皆有性取向上不经意的模糊，皆有对丑恶事物的反感和厌恶。

  　　“达洛卫夫人说她自己去买花，”这个简短的开头在我读来是愉快的，清脆地引出往后意识流描写的她走在街道上的畅想。文中很多处描写都能感受到达洛卫夫人对生活的热爱，“人们都热爱生活——正因为如此，议会法令也无能为力”，这种描写甚至使人感受到她的自由主义。尤其是那些她还未成为达洛卫夫人而是克莱丽莎的部分——关于她在故乡布尔顿（不断重复，几乎成为一种隐喻）的乡村景象、和彼得•沃尔什的交往、和萨利•塞顿的美好往昔，对“美、友谊、健康、爱情和建立幸福家庭的乐趣”都怀着极大热情，喜欢通宵跳舞、和人大声争辩、理论不离口。她不仅有无限的浪漫情怀，也有聪慧的头脑和深刻的洞察，这个“最彻底的无神论者”，对自己说“既然我们的民族被锁在即将沉没的船上，注定要灭亡，既然这一切只不过是一个可怕的笑话，就让我们至少尽一份力吧，减轻我们同室囚徒的痛苦，用鲜花和气垫装饰地牢，尽可能保持体面吧。”她天生就爱生活的乐趣，也无贤妻良母令人反感的美德，如果不是没完没了的社交规则、为丈夫前程煞费苦心的铺点，克拉丽莎还是克拉丽莎，而不是眼见就要消失在黑森森的深渊中的“达洛卫夫人”。

  　　另一世界的赛普蒂默斯，这个勇敢的男子在青年时代有赴战的勇气，也有对爱人的热忱即使在“病后”最不能控制自己情绪的时候，对周遭的世界也有着敏锐的感知，他所坚持的真理是博爱和自由，虽然妄想谏言首相的主张显得疯癫，但也是“疯癫的真理”，令人动容。“这个人类中最崇高的人，他是面对法官的罪人，那在高处示众的牺牲者，亡命之徒，溺死的水手，写下不朽颂歌的诗人，撇开生命走向死亡的上帝 。”

  　　两人都有对清规戒律本能地反感，比如克拉丽莎对家庭教师基尔曼小姐无时不刻的宗教道德绑架的反感就溢于言表，“宗教狂往往令人冷漠无情（对大事业的信仰也如此），使感情变得麻木”。在我看来，她有着一种让人尊敬的本色，“从来不要改变任何人的信仰”。这一点和赛普蒂默斯不谋而合，他不接受霍姆斯和布雷德肖对他的命令，不受制于这些伪善的医生，他选择不永远受难，“他躺着，像一床铺着的床单、白雪堆成的毯子，永远不会损坏，唯有太阳才能毁掉它”，甚至不惜用死亡换取最后的尊严。

  　　关于性向的选择，作者在萨利•塞顿这个人物上的过多着墨，使人对克拉丽莎在少女时期与她的懵懂往事有无限遐想；赛普蒂默斯对埃文斯怀有梦魇一样的怀念，这种怀念在文中不置可否地解释为出于“没有悲伤知觉”而产生的道德愧疚，但这种负罪感最终成为致命的原因，难免使人猜想他对埃文斯的深切感情。结合伍尔夫自身的性取向，这一点很可能成为二者被注入的共同属性。

  　　

  　　三 隐喻的真实：从小说到伍尔夫

  　　伍尔夫的著作往往被认为有自传性色彩，《达洛卫夫人》亦不例外。我无意探讨她众人皆知的经历与本书扣合的蛛丝马迹，而更感兴趣她生死观和人生观在文中的投射，即文中角色构成的她的双重世界。

  　　正如她在日记里写的，《达洛卫夫人》要表达的观念包括“生与死，理智与疯狂”，克拉丽莎和赛普蒂默斯恰好构成这两个对立关系。在通篇的描述里，两人看似遥远：性别、阶层、宿命都迥异，却又因为时空节点的重合和性情的相似得到关联，尤其在赛普蒂默斯死后的部分里，阴阳相隔的两人仿佛成为一个共存体：一个生与死、理智与怪诞、男性与女性结合的个体，一个无时不刻不在思考生与死、真切面对生活的人。而伍尔夫本身就是一个“雌雄同体”的思辨者。小说结局真实得鼓舞人心。

  　　据说伍尔夫本来构想的是克拉丽莎的一天并且她最终自戕，后来却加入赛普蒂默斯并让他代替达克拉丽莎去死，我猜想这是她为了给克拉丽莎提供微弱的光明：在一个黑暗的世界里寻求一条折衷可行的道路。死亡不是抵抗的最好结果，而重生也许是。死亡的青年作为一种讯号，给予克拉丽莎自省的机缘，也给她活下去的勇气，遗憾的是，现实中的伍尔夫更像是陨落的赛普蒂默斯而不是幸存的克拉丽莎，最终没有葆有活着的勇气，而是成为醒世的英雄。

  　　但也正如她在电影中所言：选择死亡的人都是诗人，是心怀梦想的赤子。

  　　

  　　注：《西方现代派小说》课程论文 如有转载请私信po主告知~

• 达洛卫夫人的生活

  作者：451½°F™ 发布时间：2008-05-28 19:35:54

  达洛维夫人的初恋情人彼得·沃尔什在离别多年后再次见到达洛维夫人，也就是克拉丽沙的时候，是描写彼得再见克拉丽沙时的感受：

  “这会儿她正在补衣服；和往常一样补衣服，他暗想；我再印度的所有时间里她就坐再这里；补她的衣服；四处闲晃；参加聚会；跑到下议院去再回来等等，他想到此处，变得越来越恼火，越来越激动不安，因为对于某些女人来说，世界上再没有比婚姻更糟糕的事了，他想；还有涉足政治；还有嫁了个保守党的丈夫，像那位可敬的理查德。

  彼得是十分了解克拉丽沙的人，彼得也非常清楚当克拉丽沙还不是达洛维夫人时的样子。当彼得看到克拉丽沙一副典型的上层社会太太的样子的时候，他非常气氛。认为克拉丽沙不应该这样度过一生。”

  为什么？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克拉丽沙，也就是达洛维夫人有一个女性朋友，莎丽·西顿。她是一个会在洗澡的时候光着身子跑出来拿肥皂的女孩子，是一个不忌惮谈论性和爱情的人，简单来说，是一个大胆，与众不同的，活跃，有着自己独立思想的女性。克拉丽沙会欣赏这样的女子，这本身就说明克拉丽沙的性格中，有着叛逆的，活跃的，超越世俗之上的成分。

  克拉丽沙在同彼得热恋的时候，曾经不停的交谈，并且在交谈中感觉到精神上的默契，从而感受到理解的美妙，语言的美妙，交流的美妙。当克拉丽沙老了的时候，看到年轻人只会用低级的娱乐来刺激感观而无法用语言进行精神的交流的时候，她说她为此感到遗憾，并且幸福的回忆起年轻时和彼得长谈的情形。因此克拉丽沙，是一个有着自己独立的精神的，会思考的的女人。一个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生活的女人。

  在书中克拉丽沙有这样的疑惑：“我到底时怎么活到了这个年纪的？”

  这是在感慨自己在知识上的匮乏。克拉丽沙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像当时所以的上层阶级的女儿一样，她是接受的家庭教师的零散的教育。但是没有读很多书的克拉丽沙，却并不缺乏生活的智慧。她可以从容的应对生活中的事情，可以举办成功的晚宴。所谓生活的智慧，是造就克拉丽沙人生最重要的因素。

  这种生活的智慧，既教会了克拉丽沙看清上层阶级生活的空洞和贫乏，又让克拉丽沙深刻的了解到世俗力量的强大并屈服于世俗的力量。这种智慧有时反叛着世俗，有时又是世俗的仆人。克拉丽沙就是在这种智慧的驱使下，度过了自己矛盾的一生。

  在这种智慧的引导下，年过50的克拉丽沙并没有变的麻木，她保持着生命的敏锐，保持了激情。当她再度遇到彼得的时候，甚至在某个瞬间，她希望彼得可以带她走，她保持着对彼得的感情。这不仅是爱情，更是自由的生活的感情。彼得，已经成了与她自己所过的生活截然不同的生活的代表，变成了克拉丽沙对青年时代自己的怀念。

  也正是在这种力量的趋势下，克拉丽沙在第一次看到理查德·达洛维时，就意识到这是她该嫁的男人，并且最终抛弃了彼得，选择了应该选择的理查德。正是在这种力量的趋势下，她很快的学会了享受世俗生活的乐趣，并且将内心深处对自由的渴望封闭起来。

  因此，克拉丽沙虽然生活在矛盾之中，却生活的并不痛苦，她找到了理想和现实的平衡点并安然生活。我不知道该如何定义这种能力，也许，这是一种属于女性的智慧。

  周国平说：“男人懂得人生哲学，女人懂得人生。”

  　　

  “你还记得那个湖吗？”她说，声音粗哑，心中剧烈的感情压得她喉部肌肉发僵，在说“湖”字时嘴唇微微发抖。因为当时她是个孩子，站在父母之间把面包扔在湖里喂鸭子，而同时又是一个成年女子，捧着自己的生活走向站在湖边的双亲。当她走近他们时，她捧在怀中的生活越变越大，最后变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活、全部的生活，她将这个生活放在他们身边，说：“这就是我一生的结果！这就是！“而她一生的结果是什么呢？究竟是什么呢？就是今天上午缝着衣服和彼得坐在一起。

  这段文字中，“今天上午缝着衣服和彼得坐在一起”代表了克拉丽沙的一生。她和彼得坐在一起，也就是说在内心深处，永远只有彼得才是她一生的知己。但是她有坐在理查德·达洛维的家里，做着缝衣服这种彼得讨厌她做的事情，并且是缝着达洛维夫人的衣服。理想和现实在这一克交融，但是是节制的，无奈的交融。

  这也是达洛维夫人性格的象征，理想和现实无奈的交融着，平衡着。

  达洛维夫人的生活到底是幸福还是悲哀？

• 两场倒春寒——也说《达洛卫夫人》译序争议事件

  作者：方倦 发布时间：2022-10-27 12:11:52

  近日上海译文出版社新版《达洛卫夫人》随着其封面亮丽而多受读者关注，同时也引起对译序纷纷议论，由于孙梁先生的译序中所出现的“视野较窄”、“格局较小”、“气度欠恢宏”等等词句，尤其此类词句又与抑制女性写作的话术暗合，引起部分读者不适，一时间议论甚嚣尘上。

  众所周知，上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的编者说明、译本序言等等绝大多数都会煞有其事地批判作者两句，以揭露其阶级身份和对于社会认识不足的“现实”，而后整篇文章多有一些对作品与作者简要介绍与流变梳理的精彩论断，多能给予读者一些有用的材料与译者对此问题的心得，近于俗语所言“小骂大帮忙”者。随着朝向世界的大门渐由虚掩至于敞开，社会风气的开放自然也使这种看似可笑的做法逐渐趋于被淘汰。

  随着阅读的广泛推展，自有司时常冒出无知的笑话，又随之出现读者过分审查的风气。诚然，有“人民喜闻乐见，你不喜欢，你算老几”的十四字真言，但其所针对的恰恰是以己好恶随意阉割文字的有关部门而非做书的人。之于做书人和读书人而言，读者自然应当手握臧否的大权，但是著译者也有表达的权利，不论是尽可能平实中正的述评，抑或是有所偏倚的“私货”，两造完全可以“各取所需”、“美美与共”。

  文学阅读中有一条为读者所知的常识，以作者的三观如何作为评价其作品的主要视角是不合适的——有趣的是这些脱离历史语境和人性体认的批评，其粗蛮程度相较那些“小骂大帮忙”的出版前言更甚——在阅读译序也应具备这样一条共识，译者往往为所处时代所限，不能脱离时代背景来评价他们观点。

  在读者所关注的译序第四节开始的视野格局说法上有失肤浅，且又带着男性的审视角度，呈现的仿佛一种对女性作家的刻板印象，但实际上，在第一节孙梁先生引用国内流行的“谈起意识流，不少人似乎认为，那纯粹是艺术技巧或创作手法的问题，这类小说没有多少思想性和社会意义”，并引述英国批评家F.R.里维斯的类似观点（“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作品意义不大，价值不高，因其小说未充分反映现实，尽管她是技巧卓越的艺术家”），接下来却谈到：

  伍尔夫特别同情一般妇女与穷人，在各种场合及著作中为他们呼吁，成为现代西方女权主义的先驱者。她强调，应该维护这两种人的权利，提高其社会地位。例如，在名著《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 1929）中，她主张，每个有志于文艺的妇女都应有自己的书斋，不受干扰地进行创作。在这本小册子的开端，她先描写有一次参观“牛桥”的感受。据说，由于她是女人，就被禁止在堂堂学府里男研究员们用的一块草坪上走动。此外，在不列颠博物院等图书馆内，男子撰述的关于女性的书汗牛充栋，而妇女所写的关于男性的书却绝无仅有，岂非不公平之至？

  这岂非恰恰证明伍尔夫不曾“格局较小”？其后又引用伍尔夫关于无分贫富均可享受教育文化，人人都能写作，消除阶级隔阂的民主思想，这里所展示的伍尔夫又岂是“气度欠恢宏”之流？

  由上述可看出来，孙梁先生也觉那些视野格局种种说法缺少现实性有失偏颇，不能展示伍尔夫的精神面貌，只是碍于“这位女作家同她针砭的对象，宛如一棵树上的花果枝叶，色泽或浓或淡，个儿或大或小，盘根错节，姿态横生，外观异趣而根子则一”的资产阶级自由人道感性，只能“浮光掠影”的批判。

  孙梁先生在第一节开始并未直接进入对伍尔夫的论述，而是先抛出对意识流这种技法的大致印象来引入对伍尔夫的分析，在对意识流是一种“没有多少思想性和社会意义”的说法提出后，通过伍尔夫为例来说明，意识流作家群体并非困于象牙塔的艺术家，而是一群对现实有观察有各自看法的作者。其后引用伍尔夫的日记“在这本书里，我要表达的观念多极了，可谓文思泉涌。我要描述生与死、理智与疯狂；我要批判当今的社会制度，揭示其动态，而且是最本质的动态……”，来说明伍尔夫此书的创作意图与思想价值，然后以小说里的人物与情节来论证伍尔夫是如何完成这个意图的。

  随后，孙梁先生开始对伍尔夫的技法进行分析：

  至于本文开端标举的另一要点——传统与创新，也可用《达洛卫夫人》为例证。作为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作之一，这本作品自然富有意识流技艺的特征，并且是主体；在当年，这种另辟蹊径的试验堪称创新。然而，伍尔夫并不割断历史、抛弃传统；相反，在塑造典型人物，刻划矛盾性格，精心布局，铺叙情节，逐步推向高潮，运用对比手法与个性分明的对话，交替穿插锐利的讽刺、强烈的谴责、幽默的笔调和诗意洋溢的抒情等方面，都同传统小说有相似之处，甚至可谓一脉相承。

  以“总之，在主题、内容和结构上，这部意识流小说基本上类似映照世态、描摹人情的现实主义小说，而不像后来许多标新立异的小说家不屑于刻意描绘形象，或苦心构思情节”收束，公正地向读者道出译者眼中的伍尔夫创作方式，以此来论证一开始的“意识流小说并非一味注重技巧，而是同作家的人生观、作品的思想内容密切相关的；在某些篇章中具有相当强烈的社会性，以至尖锐的批判性；或许可以说，在这方面不亚于现实主义小说吧”的说法。

  至此，一篇对意识流和作为作者被误解的伍尔夫的辩白便完成雏形，后续的介绍伍尔夫生活背景与精神相关种种，则是为了说明伍尔夫小说创作与意识流的现实意义。

  最终在完成辩白后又反过来指出被读者所关注的译序中的肤浅论点，伍尔夫对一些现实主义作品的偏颇认知，乃是源于“重视主观意识和深层心理的探索，而对客观现实及社会生活的描绘尚嫌肤浅些”，由此似又和之前对其现实性赞扬产生矛盾。这似乎是不可理解的，尤其是此前女性学者杨静远《现代主义小说的先驱——弗吉尼亚·伍尔夫》一文，已经对伍尔夫作出了客观的、但也是全肯定的评价。难道作为男性译者的孙梁真的有性别歧视和优越感？

  固然，当十年（宽泛地说可能是二十年）浩劫刚结束时，文艺界尽管对介绍（或曰重新介绍）西方现代派文学非常热衷，但不论出于对未消的馀威和尚存的馀孽的惊悸，或是出于对某种时文八股的路径依赖，我们如今看袁可嘉《象征派诗歌·意识流小说·荒诞派戏剧——欧美现代派文学述评》等具有“报春”意义的文章时，总觉得字里行间诸如“至于这部小说所表现的思想内容，有反映现实的地方，也有散布毒素的部分，不能细论了”这样仍有“香花毒草”色彩的话，或是“实际上小说的思想还是在宣传以仁爱为本的人道主义”这种明显带有特殊年代灭绝人性的思想痕迹的话，依然会觉得不适，但若对时代背景有所了解和把握，我们会觉得彼时要写出“作者用这种表面的偶然的联想来描写朦胧的意识状态，是现代小说中的一种实验，本身无所谓好坏，只有作者的实践和社会的实践才能证明它们的成功和失败”这样的断语，也是需要勇气的。

  凛冬以后的春风往往是强劲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一、二册的先后出版，政治松绑以后社会风气的日益开化，使得有些知识分子开始抛弃政治的累赘，试着放胆读书写字。如果说杨静远《现代主义小说的先驱——弗吉尼亚·伍尔夫》为伍尔夫开辟了一条“全肯定”基调下进行细致研究、客观介绍的大道的话，那么男性学者瞿世镜《伍尔夫的〈到灯塔去〉》一文便是紧接而至的又一篇极力淡化政治话语污染，作出客观分析与价值肯定的重要文章。

  但是熟知季风气候的人，都知道和煦的暖冬或初春之后紧接着便是冻彻骨的倒春寒，当年轰轰烈烈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可绝不仅是“新生活运动”的翻版，它对文艺创作和图书出版，尤其是外国文学领域的伤害是深刻的，其重点打击对象就是西方现代派文学，1983年的一则外国文学工作者座谈会报道提到：

  与会者认为：对那些造成理论上混乱的观点，要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实事求是地、有说服力地予以纠正，旗帜鲜明地清除西方现代派文艺思潮在我国造成的精神污染。……特别是在一些文艺作品中，把西方现代派文学中的异化主题、表现自我、悲观主义、孤独高傲、个人主义引进社会主义文艺园地，无疑是一种精神腐蚀，有害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西方现代派文学是比较复杂的社会现象和文学现象，对它进行研究是必要的；这种研究，应该有利于我国精神文明的建设，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不应该是纯客观的介绍，更不应该盲目宣扬和鼓吹，不加批判地照搬、引进，或者跟在西方一些评论者后面，当作一种时髦加以追求。

  尽管这场荒谬的运动其后逐渐冷落、不了了之，但是在运动结束后恢复出版的第三、四册《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不仅在印数上相比前两册直接腰斩，甚至还煞有介事地打上了“内部发行”的烙印。尽管学者——不论是崭露头角抑或是老骥伏枥——依然希望从半掩的门缝中继续把外国文学的佳品递进来，但是大家的性格胆识与方法策略多有异同，女性学者解楚兰《现代文学批评家吴尔芙夫人》刊发于寒雨正盛之际，尽管文章基调是对伍尔夫的大力肯定，但在结尾也专辟一节批评伍尔夫的局限性，其第一条便是“她认为文学可以脱离政治，并应当仅仅反映她所谓的现实”这种我们如今看起来理所应当的事情，其后的重技巧轻内容和生活经验与阶级偏见，则是我们熟悉的套话说辞；瞿世镜《〈达罗威夫人〉的人物、主题、结构》发表于运动不了了之以后，沿袭了前一篇文字的简练风格，几乎不提“现实主义霸权”视角下对于现代派的各种批评，似对目前这条荒谬的倒车辙毫不理会。

  相较而言，孙梁先生的译序似乎过于小心谨慎，但是被读者认为译者态度蛮横、饱含歧视的话，实则是“保驾护航”、“小骂大帮忙”的套话。而孙梁先生对意识流小说具备相当社会性与批判性的定性，和“或许可以说，在这方面不亚于现实主义小说吧”一句看似迟疑实则笃定的话；以及介绍伍尔夫生平时，对于精神顽疾对个人的摧残（孙梁先生晚年饱受肺气肿之苦，写到这里时可能也有些同感）和世界大战造成的种种残酷戕害和苦难绝望（孙梁先生经历过文化浩劫，写到这里时可能饱含着共情）加以浓墨重彩：这些才是译者“夹带私货”所在。至于“疾病的消极影响不仅表现在内容上，并且从文体中也能看出蛛丝马迹。……固然，这种风格可谓意识流的特征，但也是神经质的缺陷吧”这样的话，在如今对于“抑郁症”认知逐渐清晰的大众看来，可能有严重污名化嫌疑，属实不妥；但也许孙梁先生只是将彼时政治不正确的悲观厌世主义推到疾病和时局的头上作为某种写作策略，因而难免顾此失彼，写下了如今看来很不妥的话，而且较诸彼时普遍以“神经衰弱症”称呼“抑郁症”，动辄将其与所谓“资产阶级”“颓废主义”相联系的污名化，孙梁先生的措辞已是饱含同情。怎奈读者的批评命中的却多是译者违心的话语，而对译者苦心孤诣之处反似视而不见、置若罔闻了。

  在这篇译序的风波发生以后，出版社给出的回应是“译序中的一些措辞以现在的眼光看的确有欠妥之处。……我们重印时会酌情修改”，其实孙梁先生在译本出版以后不久即与世长辞，从尊重著作权的角度来说，此前各版的沿用不改其实才是妥当的。况且我们读到的每一篇文字，也都是一篇历史文献，要求读者能做到同情之理解自然没有必要，然读者也许更应该知古而鉴今，而不是持今以律古。

  但是读者的批评也是很有道理的，说明读书界对这种陈腔滥调的霸权式说教已然觉得可厌，其实早在此次风波以前，豆瓣网上对商务印书馆“汉译名著”的种种不妥的序言已经多有指摘，只是不如此次影响力之空前而已。但我们所应当鄙弃的是羁绊前程的政罗教网，而不是具体的顶着重压说着违心之言的人；我们自然希望杨静远、瞿世镜这样眼高胆大的著译者可以更多一些，但对于孙梁先生等劳心劳力而又小心翼翼的学者，本不应该如此苛薄。

• 伍尔夫的伦敦情节

  作者：Manchild 发布时间：2010-11-10 17:51:28

  苏珊•斯奎尔（Susan Squier）曾经说过“无论伍尔夫把伦敦当作‘这个世界上最为美丽’或者‘最为邪恶’的地方，伦敦对于伍尔夫来说是一座她用尽毕生的经历来观察却又经常充满着矛盾情感的城市。” 伍尔夫从1882年出生在伦敦，幼年在伦敦海德公园附近的肯辛顿完成了她的启蒙教育，到后来历经双亲去世的打击搬迁到伦敦布卢姆斯伯里区的戈登广场。伍尔夫终其一生的五十九年头里把伦敦当作了她真正的家。

  在她的小说《达洛维夫人》当中，我们也能清楚的看出伍尔夫非常用心地将达洛维夫人的一天的生活安排在伦敦的市区中，通过对达洛维夫人去买花准备一场宴会这样一个简单的行为的叙述，实际上已经带领着读者游览了伍尔夫记忆之中的伦敦。在《达洛维夫人》中，伍尔夫反复的提到伦敦市区中的地标性建筑，或者是详细的街道地名。这也让《达洛维夫人》的读者们对伍尔夫笔下的伦敦市区的牛津街、邦德街、摄政公园、圣詹姆斯街、维多利亚街、威斯敏斯特教堂或者大本钟等等地名都熟悉不已。

  可是，我在阅读的过程中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伍尔夫为什么要让达洛维夫人反复的游走在她自己建构当中的伦敦市区？伍尔夫又为什么偏要让达洛维夫人选择伦敦这座城市的这些特殊的地方呢？特别是当我发现达洛维夫人在这天所经过的地方与伍尔夫一生所生活的地方基本重合，这些问题就一直吸引着我。并且，当我们读到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她的随笔《一间自己的小屋》里面所谈起的伦敦，问题就会变得更加有趣：

  [……]此刻伦敦又兴奋了起来，工厂骚动了起来，机器开动了起来。读了半天书之后，又忍不住要想窗外望去，看一看在1928年10月26日的上午，伦敦在做些什么，伦敦在想些什么呢？[……]看来伦敦对莎士比亚的戏剧是全然漠不关心。对于小说的未来、诗歌的死亡或者一个寻常女人去创造一种能完全表达她思想的散文风格，谁都是不在乎的[……]

  在伍尔夫的眼中，既然伦敦对于小说的未来是毫不关心的，但她又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小说构建在伦敦这座城市上呢？所有的这些问题都跟这座伍尔夫充满了复杂情感又承载了内心矛盾的伦敦城市有关。所以，本文从伦敦本身的文化符号和小说中几处典型的伦敦地标为线索，尝试解读伍尔夫的复杂而又矛盾的伦敦情节，以及它在小说艺术表现中的体现。

  伦敦的文化符号

  伍尔夫之所以要选择伦敦作为她小说《达洛维夫人》故事发生的场景，除了她在伦敦生活了几十年的所产生的感情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伦敦作为一个非常特殊的欧洲城市所具备的城市个性和文化符号。我们也很容易感受到，伦敦和他在大陆上的姐妹城市相比，具有的自己与众不同的气质。

  当我们结合伍尔夫创作的时代背景来看伦敦这座城市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以下的三个方面考察伦敦的文化符号，并以此来了解伍尔夫在《达洛维夫人》中的伦敦情节。

  伦敦的现代性：都市的违和感

  伦敦毋庸置疑的算作近代城市化进程中的典型大都市，所以伦敦在一伍尔夫的眼中也成为了城市化和现代性文化符号。现代都市化的快速发展使得伦敦城区也在经历着一场翻天覆地的巨变。我们也许可以借助伍尔夫《伦敦风景——六篇关于伦敦生活的随笔》中的一些段落来理解当时伦敦都市化的巨变和随之带来的社会现代性的转变。

  伦敦就像任何一种生物机体一样时刻都在生长[……]“你也许在一周的任何一天，都能看到牛津街[的建筑]正消失在工人们铁镐的敲打下。他们保持着平衡，危险的站在布满灰尘的房檐顶端，锤击着墙面，就像它们只是用硬纸板或者糖粉做成的一样”

  伍尔夫在《伦敦风景》这本书中描绘了伦敦城市的重建和扩张，因为她敏锐的观察着这迅速改变的街景。这是都市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也反映了伍尔夫关于都市性和现代性问题的态度和思考。保留着维多利亚情怀的伍尔夫对于伦敦都市的迅猛发展非常在意，甚至伍尔夫的怀旧情节有时让她对伦敦的都市性感到不大适应。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伍尔夫在《达洛维夫人》中让克拉丽莎说出“‘我喜欢在伦敦走走’达洛维夫人说‘真的，比走在乡间散步好’” 这样的话。伍尔夫在这里又借助克拉丽莎之口似乎在声明了她自己对于伦敦都市性的热爱。所以，伍尔夫选择了伦敦的都市性去发展她的故事，但却充满了一种矛盾的情感。

  伦敦的工业性：工业革命的技术浪潮

  伦敦是工业革命的策源地，而这场伴随着技术浪潮的革命从社会生活、政治经济的方方面面完全改变了世界。而伍尔夫当然不会忘记这一点，这也是她选择伦敦作为文化符号的第二个原因。

  在人们的眼光中，在轻松地、沉重的、艰难的步态中；在轰鸣和喧嚣声中；马车、汽车、公共汽车、货车、身前身后挂着广告牌蹒跚着摇摇晃晃前行的广告夫[……]在胜利的欢庆声、铃儿叮咚声和头顶上飞过的飞机奇特的尖啸声中，有着她热爱的一切：生活；伦敦；六月的这个时刻。

  我们可以看到在小说《达洛维夫人》的一开场，伍尔夫就运用一连串的描写来刻画伦敦市区战胜后欢庆场面。但是在这一段短短的描绘中，我们可以看到伍尔夫关于工业革命的技术浪潮所带来的社会改变也是非常留心的。伍尔夫反复提到汽车、公共汽车、货车和飞机，在后文里她也经常提到飞机和机车。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小说中几个非常精彩的情节。一个是花店门口的撞车事件，另一个是飞机在空中为一种太妃糖广告的事件。两个情节都牵扯到了叙事中故事参与者的多重视角转换，非常精彩。但其中，我们也看到汽车和飞机被赋予了情节的重要位置，是情节发展的重要推动。而且，我们注意到“在轰鸣和喧嚣声中”、“奇特的尖啸声”等等描写都是对那个技术不断革新、科技飞速发展时代中伦敦的整体气氛非常形象描绘。

  此外，我注意到小说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塞普蒂默斯•史密斯的名字也和伦敦的工业革命有关。在《达洛维夫人》中伍尔夫写到：“伦敦吞没了几百万个名叫史密斯的年轻人”。 史密斯这个名字的确是英国最为常见的姓，根据巴兹利的描述“正是在二十世纪转角的时期，[史密斯]这个姓在英国的领土上非常流行，甚至有一句话说到‘[这个名字]常见到在英格兰的每一个村庄，不论在东南西北都能发现叫史密斯的人。’” 而史密斯的本意为金属工匠，锻工，铁匠，这个职业所紧密相连的金属行业，特别是铁和钢，基本上成为了在后来工业革命中的技术浪潮中的所有新兴发明的材料。

  所以，伍尔夫对于工业革命敏锐的观察和思考也反映在了她《达洛维夫人》的作品中，这也是她为什么选择伦敦这个工业革命策源地的原因。因为工业革命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生存境遇。

  伦敦的政治性：欧洲战争的阴影

  伦敦作为英国的首都和政治中心，不可避免的成了英国政治行为的文化象征。在西方的传统中，也有用首都直接指代国家及其行为的惯例。而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最令人关注的政治行为莫非刚刚结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了。伦敦作为首都，不仅见证了整个大战从动员、战争、僵持到最后艰难胜利的过程，也见证了英国民众的从战前的奋勇参战的爱国热情到战后历经精神创伤后的迷惘。

  这也是为什么在《达洛维夫人》中，塞普蒂默斯•史密斯作为一战老兵在经历战争后退伍回到的是伦敦，而不是英格兰的某个乡下。因为把故事背景设定在伦敦会更容易让读者去联想当时的时代政治背景和历史背景。这样的方式使得小说更加富于现实感而非让读者认为仅仅这是一部虚构的淡化历史的心理小说。

  为了理解伍尔夫在小说中塞普蒂默斯在历经战争巨大精神创伤之后的疯癫，我们可以对比被称为“迷惘的一代”的这一代（即在一战结束后），其他欧洲作家的作品。比如，德国作家雷马克在他的作品《西线无战事》的结尾就曾经描绘过那一代参战军人的精神断层：

  一九一六年要是我回家，那么我会把所受的痛苦和磨练成的各种力量浓集成一场革命！但现在我们便只有疲倦、绝望、悲观、和无助了！我们脚下已经无路可去了！谁都无法理解我们此刻的心情！那些年纪大一点的，虽然和我们一块呆了这么多年，但他们很快会因工作、家庭把战争淡忘！而我们之后的年轻人，像我们那时一样，与我们无法沟通，会把我们置之不理！我们自己都觉得自己呆着是很索然无味的！我们会因年龄增长而去适应、去顺服。但我们终将有多半的人茫然若失在岁月的推移中毁灭！

  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战后，战争给像塞普蒂默斯这样的年轻人的巨大精神创伤和精神断层也是难以修复的。所以在小说中塞普蒂默斯最终走向了毁灭。

  对于战争给人所带来的巨大创伤的思考是伍尔夫在《达洛维夫人》中想探讨的另一个重要主题。所以，这也是伍尔夫选择伦敦的政治性符号来发展她小说的原因。

  不管是伦敦的现代性、工业性还是政治性，伍尔夫想要借助伦敦的这些文化符号特征在《达洛维夫人》这本小说中探讨的是一个处在特殊时代和特定的英国社会中人们的生活境遇和生命价值。

  达洛维夫人的伦敦地标

  除了伦敦所特有的文化符号以外，在小说《达洛维夫人》当中，伍尔夫还特别提到了一些伦敦市区的街名或者教堂、公园的地名。其实也是经过她精心挑选的：牛津街、邦德街、摄政公园、圣詹姆斯街、维多利亚街、威斯敏斯特教堂或者大本钟。看似只是一些地名毫不在意的堆砌，但事实上却很有考究。我们结合伍尔夫的《伦敦风景——六篇关于伦敦生活的随笔》，我们能得到一些启发。

  牛津街和邦德街的达洛维夫人

  《达洛维夫人》这部小说其实是伍尔夫基于以前的两部短篇作品《邦德街的达洛维夫人》和《首相》改编而成。这样看来，达洛维夫人的原型其实是住在邦德街的。我们也能从此看出邦德街以及附近的牛津街在伍尔夫这部小说当中的重要地位。从小说开头部分到撞车的那一段场景故事都集中在牛津街和邦德街（达洛维夫人要去的花店也在这个地方）。而牛津街和邦德街在伍尔夫心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

  [相比于伦敦码头……]在牛津街这里，他们[货物]都经过了精制和包装。牛津街不用说是伦敦最著名的主干道。[……]这里有太多的廉价商品、太多的甩卖、太多标签着降价的商品[……]这里的叫卖喧闹而又沙哑。

  从伍尔夫《伦敦风景》中摘录的短短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关于牛津街和邦德街的有两种不同气质的混合。首先，伍尔夫提到牛津街和伦敦码头的对比，码头对于伦敦的重要性事不言而喻的。英国本身作为海洋性的国家，它的巨大商业贸易依赖着码头，而牛津街是码头货物商品的延伸，是市场性和商业性的繁荣的象征。牛津街在一方面与粗鲁的码头相比，它显得如此精制。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牛津街也象征了新兴的普通市民阶层，是反贵族气质的通俗文化的载体，这里充满了廉价的商品、打折、降价，极具市民气息。同时这也是现代化和现代性的象征。

  威斯敏斯特修道院和圣保罗教堂

  在小说的一开场我注意到《达洛维夫人》已经不再像小说原型那样，住在邦德街了，转而住在了威斯敏斯特城区了。伍尔夫的这个选择又是为了什么呢？

  又在在威斯敏斯特住了——有多少年了？二十多年了——克拉丽莎确信，即便在车流之中，或夜里醒来之时，你都会感到一种特殊的静寂或者肃穆；一种难以言传的停顿[……]

  相比于繁华的商业街，修道院和教堂是另一组完全不同的象征。我们都知道，威斯敏斯特修道院几乎成了伦敦的历史的象征，而更重要的信息在于维斯特敏斯特修道院与其他宗教遗迹不同之处在于它同时也承载了英国文学厚重历史。

  威斯敏斯特修道院以它著名的“诗人角”和英国的文学传统仅仅的联系在了一起。最早入葬的是《坎特伯雷故事集》的作者、“英国诗歌之父”乔叟。后来狄更斯、勃朗宁、吉卜林等文学巨匠也埋葬在这里，而莎士比亚则拥有自己的纪念碑。所以在这里几乎可以找到英国文学史上所有巨匠的名字。而圣保罗教堂也是伦敦最为著名的地标之一，一直以来圣保罗教堂也是伦敦最高的建筑。教堂也搜集了大量的艺术作品，承载了伦敦艺术的历史。

  伍尔夫自己也曾经提到过，一座城市的历史重量仿佛就是一座城市墓碑的重量，因为他们是这座城市历史中曾经拥有的伟人和巨匠。所以，伍尔夫在拥抱现代性、引领文学创新先锋的同时，并没有完全丢弃英国沉重的文学传统。我们也可以深切的体会到，伍尔夫在《达洛维夫人》和《一间自己的屋子》提到最多的也许就是莎士比亚的《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和《麦克白》。虽然她在作品的女性视角解读上也许有新的创新，但是根本上来说，她仍然背负了英国的文学传统。

  总而言之，伍尔夫在《达洛维夫人》中所表现出的她伦敦情节的确是复杂而又矛盾的。因为一方面伍尔夫欣喜于伦敦的现代化、都市化、工业化的气质，但在另一方面又对伦敦正在消逝的正统而又厚重的正统高雅文化表示担忧。所以，伍尔夫一方面是一个维多利亚式伤感的道德主义者，另一方面又是一个现代主义的激进的思想家。但是不管是从伍尔夫小说文本还是从有关伦敦的随笔散文的字里行间看，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伍尔夫深爱着伦敦这座城市。

  已刊载《阅微》十三期英国文学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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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欢乐分裂 发布时间：2006-05-28 19:4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