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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ulitzer Prize-winning author of Gideon's Trumpet follows the progress of the 1960 libel suit that pitted The New York Times against a Montgomery, Alabama, city official, and whose settlement in the Supreme Court redefined what newspapers, and ordinary citizens, can print or 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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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民，而不是政府，拥有绝对主权”。麦迪逊稍早前在众议院说过的话：“如果我们留意共和政府的性质，我们不难发现：如果有检查言论的权力，那也应当是人民检查政府的言论，而不是政府检查人民的言论。”

正确结论来自多元化的声音，而不是权威的选择。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一看法现在和将来都是无稽之谈，然而，我们却把它当作决定命运的赌注。

当人们意识到，时间已消磨诸多斗志，他们才会更加相信，达至心中至善的最好方式，是不同思想的自由交流。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确定一种思想是否真理，就应该让它在思想市场的竞争中接受检验。也仅有真理，才能保证我们梦想成真。

国家的最终目的，是协助人们自由、全面地发展；在政府内部，民主协商的力量，应超过独裁专断的势力。……自由思考，畅所欲言，是探索和传播政治真理不可或缺的途径。如果没有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所谓理性商讨就是一句空话。

当报界轻率诋毁公众人物，谩骂诽谤恪尽职守的公职人员，并借用公共舆论对他们施加负面影响时，我们不能说媒体权力正被严重滥用，因为与开国先驱们当年遭受的人身攻击相比，这类言论根本算不上什么。如今，我们政府的行政架构已愈加叠床架屋，渎职、贪腐几率陡增，犯罪率屡创新高。玩忽职守的官员与黑帮分子狼狈为奸、包庇犯罪，将对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构成极大威胁，因此，对勇敢、警觉的媒体之需要，显得尤为迫切，在大都市更是如此。

宗教、政治信仰是常常发生尖锐对立的领域：一个人的坚定笃信，可能被他人视为无稽之谈。据我们所知，为了说服别人接受他的观点，有些人会用夸张甚至虚假的陈述，去贬低那些显赫的宗教或政界人物。但是，历史给我们这个国家的人民带来的启示是：尽管存在滥用自由现象，但从长远来看，这些自由在一个民主国家，对于促成开明的公民意见和正当的公民行为，可谓至关重要。

政府官员名誉受损，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以压制言论自由为代价进行救济。

宪法保护的表达自由权利，在这个人口众多，日趋多元的社会里，无疑是一剂良药。创设这个权利，就是为了解除政府对公共讨论施加的种种限制，将讨论何种议题的决定权，最大限度交到我们每个人手中。……允许这一自由的存在，或许会导致尘世喧嚣，杂音...

当报界轻率诋毁公众人物，谩骂诽谤恪尽职守的公职人员，并借用公舆论对他们施加负面影响时，我们不能说媒体权力正被严重滥用，因为与开国先驱们当年遭受的人身攻击相比，这类言论根本算不上什么。如今，我们政府的行政架构已愈加叠床架屋，渎职、贪腐几率陡增，犯罪率屡创新高。玩忽职守的官员与黑帮分子狼狈为奸、包庇犯罪，将对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构成极大成胁，因此，对勇敢、警觉的媒体之需要，显得尤为迫切，在大都市里更是如此。

1957年，大法官们在“罗斯诉美国案”（Roth v. United States ）中宣布，淫秽作品不受宪法保护，但是，衡量一个作品是否“淫秽”，必须根据三个原则：首先，按照当代的社区标准，作品是否通篇都在渲染色情趣味；其次，作品是否会对普通人产生不良影响，而不止是对未成年人而言；第三，作品是否没有任何社会价值。这一标准确定后，政府再不能随便以“涉黄”为由，将某本书打入冷宫。《洛丽塔》、《包法利夫人》、《南回归线》、《尤利西斯》与《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等传统禁书，终于得见天日。

那些为我们争得独立者深信，国家的终极目的，是协助人们自由、全面的发展；在政府内部，民主协商的力量，应超过独裁专断的势力。建国先贤们珍视自由，将之视为目标与手段的统一。他们深信，自由是幸福之本，而勇气则为自由之本。他们也深信，自由思考，畅所欲言，是探索和传播政治真理不可或缺的途径。如果没有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所谓理性商讨就是一句空话。有了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才能保障理性商讨，防止有害学说的蔓延传播。自由的最大威胁，是思想僵化、消极冷漠的民众。参与公共讨论是一项政治义务，更是美国政府的立国之本。建国先贤们承认，有制度存在，自然有违法风险。但他们也清楚，社会秩序不能单靠惩处违法来维持；禁锢思想、希望和想象会招致更多危险；恐惧会滋生更多压迫；压迫会引发更多仇恨；仇恨必将危及政府的稳定。保障安全的万全之策，在于保证人们能够自由讨论各种困境及解决方法。纠正坏主意的最好方法，就是提出一个好主意。正是因为相信公共讨论中蕴含的理性力量，建国先贤们才放弃了钳制言论的立法——借助武力的讨论无疑是最坏的讨论形式。他们也认识到，即使是多数人的统治，也可能滋生暴政，所以才制定了宪法修正案，进一步保障言论和集会自由。

对社会危害的恐惧，不能成为打压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正当借口。当年，人们还因为害怕女巫，而烧死女人。言论的一大职能，就是将人们从非理性恐惧的桎梏中解脱出来。想要证明限制言论的正当性，必须存在合理的依据，证明一旦施行言论自由，将导致恶劣后果。同时，还必须合情合理地令人相信，这种危险迫在眉睫……

那些通过革命，为我们争得独立者并非懦夫。他们不畏惧政治变革，他们不会仅为维持秩序，就牺牲人民的自由。勇敢、自信的人们，将自由、理性的力量，注入民治政府的良性运转中，他们有足够的信心，相信多数言论不可能带来明显而即刻的危险，除非危害在大家充分讨论前，就已迫在眉睫。如果有足够时间，应当让...

“如果有检查言论的权力，那也应当是人民检查政府的言论，而不是政府检查人民的言论”。诉状还援引了麦迪逊 1794 年在众议院的演讲词。

书籍介绍

The Pulitzer Prize-winning author of Gideon's Trumpet follows the progress of the 1960 libel suit that pitted The New York Times against a Montgomery, Alabama, city official, and whose settlement in the Supreme Court redefined what newspapers, and ordinary citizens, can print or say.

• 作者： Samuel 发布时间：2011-12-02 23:35:10

  中文版有不少漏译，不知何故。本书不难，推荐看英文版

• 作者： 星农 发布时间：2017-02-15 19:06:26

  Democracy means the power to choose, and choice is an illusion without information. ---Liu Binyan

• 作者： 甩锅大王 发布时间：2012-05-20 15:42:53

  本书值得一读。中文版为《批评官员的尺度：诉警察局长沙利文案》，http://book.douban.com/subject/6401128/.

• 作者： 聪明的瓜 发布时间：2013-07-02 10:09:11

  It's definitely worth reading for those interested in first amendment.

• 作者： 赛克思 发布时间：2013-11-21 22:05:11

  断断续续看了半年的批评官员的尺度的原版就躺在图书馆的沙发上，缘分

• 柴静：自由，就是对何谓正确不那么确定的精神

  作者：蓝调共和 发布时间：2011-10-08 09:01:45

• “无冕之王”的第四权

  作者：林微云 发布时间：2011-09-03 23:55:03

• 不确定的精神

  作者：夕岸 发布时间：2011-08-21 23:06:16

• 若批评自由了

  作者：Vince 发布时间：2011-09-08 18:21:49

    想必我们都听过“若批评无自由，则赞美无意义”，但认识到什么样的批评是被允许的，批评和诽谤的边界在哪里，如何小心翼翼的划好这条线，美国大法官们的头疼，争辩，几乎贯穿了美国历史。

    这本书不是一本关于“《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的纪实文学，而是由此案为出发点，前后追溯了美国关于第一修正案与时俱进的演进过程。宪法中第一修正案中简单的几个词：“国会不得立法...侵犯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Congress shall make no laws...abridging the freedom of speech, or the press.) 给了大法官和律师们充分的理解和想象空间，对于自由的解释，是通过普通法下一个个鲜活的案例，让人们不断结合时局，对第一修正案进行不懈的探索。开国元老们并没有把宪法写得滴水不漏，而是用稍显模糊而宽泛的语言，为后人指引了一个方向，引领后人探索的进程。作者对这一进程进行了详细的梳理，深入的分析，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案例，一个个大法官的睿智形象也跃然纸上。

     与任何历史进程一样，对第一修正案的探讨和实践亦有反复。十八世纪末出台的《防治煽动法》，一战期间出台的《防治间谍法》，都是在当时政治格局或民意所向下，违背第一修正案的例子。历史会倒退，会蒙尘，但美国人民追求自由的火把没有熄灭过，推动历史进步的大法官们的经典判词，既沁人心脾又说理清晰，读起来令人心潮澎湃，不禁大法官们所指的光明世界的无限向往。

     本书是以”《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为贯穿全书的一条线索，但没有局限于此。此案牵起了最后关于媒体到底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批评官员。因为媒体得到的信息，有时候是很难证实的。若要媒体必须得到确凿的信息和证据，才能予以报道，那必然无法有效的监督政府和官员。最后的结果是，只要媒体不是“确有恶意、罔顾事实”的批评政府，或揭露官员的不端行为，都受第一修正案保护。

    “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应当不受抑制、充满活力并广泛公开，他很可能包含了对政府官员的激烈、刻薄、甚至尖锐的攻击。公民履行批评官员的职责，如同官员恪尽管理社会之责。”——小威廉·布伦南大法官

     但现在美国言论自由的思想是深入人心了，但它又走到了历史的另一个转角。由于沙利文案给媒体撑腰，越来越多媒体肆无忌惮的报道，现在大型媒体集团又财大气粗，导致公众人物的隐私和名誉受到侵害，导致他们大规模的上诉媒体集团，提出了天价的诽谤赔偿要求。这些事情产生的本质原因，书中相对缺乏系统和深入的分析，稍显不足。可能历史站的远点，才能看清吧。

     现在美国的问题是，沙利文案后，依仗第一修正案，媒体可以肆无忌惮的报道，由于伤害了名誉权导致的诽谤案涌出后，媒体又收敛和小心翼翼了一些。一面是言论和出版自由，一面是公众人物的名誉权受到伤害，如何权衡取舍，是时下论题。

     反观中国，哑然失笑。首先，我们的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但在实践中，政府官员和普通公民对这条原则是如何理解，如何执行的，司法体系在实践中如何体现这点原则，公安和出版系统如何界定自由，都是值得思考的。我写这段话，都有点怕跨省追捕，可见世风如何。

     最后特别表扬本书翻译，何帆。翻译严谨，脚注翔实（原著刘易斯的脚注也很翔实），翻译流畅，特别是历届大法官的判词，想必十分难翻译，但译文读起来却有甘之如饴的感觉。

• 《批评官员的尺度》——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作者：陈律读书 发布时间：2021-05-21 20:18:13

  真理只有在思想自由的市场中，才能得到最好的检验。——霍姆斯

  在美国宪法中，麦迪逊阐述：“不可剥夺或侵犯人民言说、写作或者出版本人观点的自由；出版自由是自由的堡垒，神圣不可侵犯。”

  美国人对出版物的事前限制，源自英国历史上一件令人深刻的制度：出版许可制。

  1538年，英王亨利八世，要求任何出版物付印之前，都必须取得皇家审查官的许可。

  约翰·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一书中，对出版许可制度进行猛烈抨击。也是在此本书出版之后，言论自由思想才开始深入人心。

  

  麦迪逊

  风起云涌

  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纽约时报》关于种族问题的广告，激怒了阿拉巴马州的政客。

  他们指责时报是粗暴干涉南方内部事务的北方煽动者，随即蒙哥马利市的警察局长沙利文，向蒙哥马利市提出了首场诽谤案诉讼。

  陪审团用了20分钟就得出了结论，他们判定被告败诉，《纽约时报》需要向沙利文赔偿50万美金。

  而这种结果成为通过民事诽谤诉讼打压媒体的策略，很快被各地复制。

  随即败诉方《纽约时报》上诉到亚拉巴马州法院维持原判，由于这样的判决会引起赔偿的雪崩效应，最终让《纽约时报》破产，时报最终无奈的选择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承认言论自由是美国宪法的价值基础，这样的判决思想开始至霍姆斯法官在“艾布拉姆斯诉美国案”中的“明显而即刻”的标准。

  但是对于“明显”和“即刻”的理解，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和民间的人们都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

  这也是在之后的判决书当中体现了出来，也体现了两种观点的冲突。

  就如布伦南大法官提出：对公共事务的辩论应当不受到限制、充满活力并广泛公开，它很有可能包含了对政府或者官员的激烈、刻薄，甚至尖锐的攻击。

  

  纽约时报大厦

  激烈的思考

  联邦最高法院审理时报诉警察局长沙利文案的法律依据来源自宪法第一修正案。

  美国人民深信不疑的是那些为美国争取独立的先贤们深信，国家的终极目的是协助人们、自由全面的发展；

  在政府内部、民主协商的力量应当超过独裁专断的势力，自由思考、畅所欲言是探索和传播真理必不可少的途径。

  建国先贤们珍视自由，将之视之为目标和手段的统一。他们深信，自由是幸福之本，而勇气则为自由之本。

  他们相信，自由思考、畅所欲言，是探索和传播政治真理不可或缺的途径。

  理性商讨的前提是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其目的是为了防止有害学说的蔓延传播，自由的最大威胁是思维僵化、消极冷漠的民众，这样会助长暴虐和独裁。

  建国先贤们承认，有制度存在，自然有违法的风险，他们也清楚社会秩序不能单靠惩罚违法行为来维持。

  况且禁锢思想会招致更多的危险；恐惧会滋生更多的压迫；压迫会引发更多的仇恨，仇恨必将危及政府的稳定。

  公共讨论中蕴含着的理性力量，是纠正坏主意的最好办法。即使多数人的统治也能滋生暴政，这种条件下更应该保留言论的自由。

  对社会危害的恐惧，不能成为人们打压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正当借口。

  历史上这样的错误不止一次发生。当年人们害怕女巫，而烧死女人。

  言论的一大职能，就是将人们从非理性的桎梏当中给解脱出来。

  进一步来说，想要证明限制言论的正当性，必须存在合理的依据，证明一旦施行言论自由，将会导致恶劣的伤及社会稳定的后果。

  也是在此案中布伦南大法官点出了美国自由本质的所在：容忍不受限制，甚至刻薄、尖锐的争论。

  

  美国制宪会议

  价值选择

  最高大法院在名誉受损和言论自由中做出了价值选择。

  “政府官员名义受损，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以压制自由言论为代价做出救济。”

  建国先贤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里说过：“如果我们留意共和国政府的性质，我们不难发现，如果谁具有检查言论的权力，那也应当是人民检查政府言论的权利。”

  而限制公民评价官员的言论，甚至会损害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义务。

  在这场价值选择的法庭庭审过程中，最高法院也极力去避免陪审团去界定媒体报道背后的真相，因为这样可能催生新闻审查制度。

  无数事实证明公共讨论的领域，真相是一个难以界定的概念，人会因为见识、生活背景和生活经历的不同，存在着先验的已存偏见。

  但是，在做出有利于媒体的判决的时候，就催生出了媒体权力的滥用，令被告的处境愈发艰难。

  而且，如果一个人确实被媒体蓄意或者疏忽导致的不实报道所伤害，英美法系判例法的制度让被告的胜诉愈发的艰难。

  但是在两种价值冲突和矛盾之下，建国先贤和大法官们选择了言论自由。

  在1822年美国制宪会议的过程中，《辩论》是这样记载到：任何一种民主政体，若无畅通资讯，事实只会沦为闹剧或者悲剧的序幕。

  当年建国先贤们强调，第一修正案对言论和出版自由的保障，并未仅仅是关注了公民个人的权利，他也是贤明政府的必须品。

  

  言论自由？

  独裁和低效，往往是缺乏言论监督和公开辩论的产物。

  当然，保护言论自由并不是无代价的，媒体权力的扩张导致了新的无监督权力的产生。

  这种代价也在近些年互联网科技巨头公司的身上表现明显，推特、脸书等科技巨头的媒体话语权也形成了一个新的权势。

  在大西洋的对岸，欧洲的人权法院也做出了类似于纽约时报相似的判决。奥地利记者指责奥地利总理是“卑鄙的投机主义者”。

  奥利地法院要求记者向总理赔偿，随后案子上诉到了欧洲人权法院，法院认定奥地利法院的判决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

  法院指出：言论自由是民主社会的基石，是社会进步的基础动力之一，他不仅适用于无害和顺耳的“资讯”和“思想”，还应该适用于那些反感、震惊、愤懑的言论。

  这是一个包容、多元、开放社会的必然选择，政治家接受批评时应当抱有比普通人更宽广的胸怀，他的言行应当受到更严格的检视，他必须表现出更大的包容。

  麦迪逊所倡导的言论自由的精神和价值，在今天的美国依然是“当街起舞”的时刻。

• 言论自由的边界

  作者：何太痴 发布时间：2011-12-23 16:55:26

  乔治•奥威尔把“自由”一词解释得浅显易懂，他说，“自由，至少意味着这样的权利：别人不想听，你照样可以说”。但这终究不过是一种文学性的表述，布鲁诺•莱奥尼认为，“自由是、并且可能首先是一个法律概念，因为自由必然涉及一整套的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一旦进入到法律层面，“自由”这个词语将被刨根问底地探究其内涵与外延，再也不可能像奥威尔说得这般轻松与简单了。

  安东尼•刘易斯的《批判官员的尺度》，以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这一里程碑案件为引子，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一副时间跨度长达两百年的美国言论自由司法史画卷。“故事的开头很普通”，《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收费广告，指责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警方存在种族歧视的不当行为。主管警务的市政专员以该广告所载内容不实、构成对其个人的诽谤为由，在种族歧视气氛浓厚的阿拉巴马州地方法院，对《纽约时报》提起诉讼，请求天价赔偿。身为资深记者与两届普利策奖得主的刘易斯，是个讲故事的高手，深谙读者心理，在用了五章的篇幅娓娓讲述《纽约时报》在阿拉巴马州各级法院的困兽之斗后，卖起了关子，笔锋一转将读者拉回到一百八十年前的美利坚立国之初。

  美国宪法的制定过程，是联邦主义者与州权主义者之间的一场鏖战。联邦主义者希望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联邦政府，州权主义者则希望更多地保留各州的主权，每一个宪法条文之中，处处留有这两派人士角力与妥协的痕迹。州权主义者提出，作为批准宪法的条件，应立即制定限制联邦政府权力、保护公民权的修正案，而这一条件也为联邦主义者所接受。宪法生效后，詹姆斯•麦迪逊将各州提出的124份修正案整理成12条，各州于1791年批准了其中的10条，即为现在的美国宪法第一至第十修正案，并因其立法宗旨而被称为《权利法案》。但是，正如宪法其他绝大多数条款一样，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表述是含糊不明的。哈佛法学教授泽卡赖亚•查菲，被誉为美国“20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第一修正案学者”，他曾经断言，第一修正案的“起草者们对于他们想要表达的内容，根本没有十分清晰的观念”。安东尼•刘易斯也坦承，找不到起草者们关于第一修正案的立法意图的有价值的讨论。被公认为美国最伟大的法官之一的勒尼德•汉德，甚至认为“宪法条文仅是一种告诫，而非命令”。在近200年的时间里，这个第一修正案中所谓的“不得立法（make no law）”，在法律界一直有着极大的争议。最极端的观点是，make no law就是不准立法，不得制定任何法律限制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当然，这个观点过于偏激，不可能为政治家与法律人所接受。然而，即便如此，仍然存在以下问题：什么是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对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法律约束，在何种程度上构成第一修正案中所谓的“限制”（abridge）？据此，安东尼•刘易斯提出了法官们萦绕于心的一个问题：法官在面对具体案件时，究竟应该如何对第一修正案做出解释？

  《权利法案》的立法目的，正是为了驯服联邦政府这头怪兽，将公权力关进笼子。但是，尽管第一修正案开宗明义即确立保护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的宪法原则，联邦党与民主共和党之间的政争，却导致了1789年《防治煽动法》的出台。检察官们据此对批评政府官员的言论大举兴讼，从根本上架空了第一修正案，成为早期美国压制言论自由的象征。万幸的是，政治家们很快就从这一司法乱象中清醒过来，1800年大选后杰弗逊总统上任，赦免了所有因该法入狱的人。此后，国会又陆续决定退还受该法惩处者的罚金。然而，历史总是会出现轮回。连续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紧张局势，以及战后两大阵营的冷战对峙，导致《防治煽动法》在一百多年后，得以改头换面，以《防治间谍法》的面目再次出现。但法律人的深刻反思也已同时展开，霍姆斯、布兰代斯、汉德，这三位伟大的法官以其丰沛的学识与超人的智慧，对于言论自由的司法规制范围，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他们的努力，与以查菲教授为代表的学术界一起，日益改变了司法界与舆论界对言论自由含义的理解，增进了民众的宽容度。然而，通过压制言论自由打压政敌的做法，并未就此绝迹，其余绪甚至迁延至今。在安东尼•刘易斯看来，直到本书初版时的1992年，“四十多年来，政客们都靠指控政敌对共产党过分软弱赢取选票”。

  本书中这凭空插入的五章历史追溯，当然不是空穴来风。没有这些政治教训与学术反思，就不会有《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的判决中，对第一修正案的伟大意义振聋发聩的阐释与重申。正是因为这些历史积淀，各个面向的教训反思才一如涓涓细流，在本案中得以交汇，这个判决的历史脉络才能清晰呈现在读者面前，最终成为一座司法史上的丰碑。作者的巧妙章法和良苦用心，在此毕露无遗。

  完成了这项历史梳理工作后，安东尼•刘易斯终于开始继续讲述《纽约时报》在联邦最高法院的绝地反击。深知此案重要意义的判决执笔者布伦南大法官，为使本案能如“布朗案”一般，达成全体大法官的一致意见，在最高法院内部做了大量协调工作。九位大法官均是才华横溢的饱学之士，在政治哲学、司法理念上多有歧见，甚至针锋相对。布伦南周旋其间，想就本案取得一致意见，其所遇阻力之深重，自不待言。他既要照顾到激进地要求赋予批评官员言论绝对豁免权的布莱克、道格拉斯和戈德堡，又要念及“州权主义的伟大捍卫者”哈伦二世的妥协可能。为了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即使是工于修辞的布伦南，也对判决书八易其稿，最终方能获取全体大法官的认同。

  哈伦二世大法官在本案中的态度，尤其耐人寻味。沙利文案不但涉及第一宪法修正案，还关系到另一个极为重要的美国基本政体问题，即联邦政府与各州之间的权力界限。《权利法案》制定之初，其授权对象或者说限制对象，仅限于“联邦议会”，对各州并无拘束力。美国宪法史学家利维曾明确指出，第一修正案的主要目的，是把调整言论和出版方面的专属管辖权保留在各州手里。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权利法案》不能适用于各州，即使认定《纽约时报》的广告在言论自由保护范围之内，联邦最高法院仍然无权推翻阿拉巴马州法院的判决。这一局面，在1868年宪法第十四修正案通过以后，才出现了改变的可能。第十四修正案规定，任何“州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不过，第十四修正案在制定之初，并不适用于前十条修正案。正是由于约翰•马歇尔•哈伦一世大法官的大力呼吁，主张第十四修正案要求《权利法案》亦同样适用于各州，最高法院才从1925年起逐渐修正自己的观点。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第十四修正案以及哈伦一世大法官的努力，《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的结果会截然不同，美国的言论自由司法史，也当然不会是今天这幅面貌。令刘易斯大感意外的是，哈伦二世大法官在本案中放弃了一贯的州权主义保守立场，即使是其意识形态上的对手布莱克和布伦南，在对此深表欢迎的同时，也惊讶不已。笔者不禁揣度，乃祖在拓展宪法第十四修正案适用范围上的巨大贡献，或许正是哈伦二世转变立场的关键因素。

  从型塑今日美国的媒体生态角度而言，无论赋予《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多么重要的意义，都是不为过的。但是，诚如刘易斯所言，“沙利文案只是开始，绝非终点”。何帆也在译者序中赞叹，刘易斯虽然身为媒体人，却在本书的最后几章，对涉嫌诽谤和严重侵犯隐私的媒体行为加以深刻反思，实属难能可贵。本案并没有最终解决第一修正案的保护范围问题，其后数十年，这一问题在不同面向上日益延展，出现了更多的新的司法难题。在言论自由与诽谤法和隐私保护之间，能否寻找到恰当的平衡点，引发了无数的争议，不断考验着法律人的智慧，至今也未能得到较为圆满的解决。默多克的传媒帝国新近爆出的窃听丑闻，也恰恰印证了作者前述反思的重要意义。

  布伦南大法官在该案判决书中写道：“对公共事务的辩论应当不受抑制、充满活力并广泛公开，它很可能包含了对政府或官员的激烈、刻薄，甚至尖锐的攻击……它显然有权得到宪法保护”。何帆在译者序中也提到，主审广州华侨房屋开发公司诉《中国改革》杂志社案的巫国平法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答：“这个社会对媒体的容忍有多大，这个社会的进步就有多大。一个文明、民主、进步的社会，都应当充分发挥传媒的监督作用”。我国对言论自由的法律保护现状，显然不容乐观。尽管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都曾出台规范性文件，但若干掌权之士滥用公权力打压异议言论的违法行为，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日有变本加厉之势。但我们同样看到，中国并不缺乏睿智、勇敢、进取的新闻人与法律人，值得我们“当街起舞的时刻”，或许就在不远的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