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口余生记（外十种） 电子书 下载 txt pdf mobi

《虎口余生记》，边大绶自述平毁李自成父祖坟墓后辞职归里及被李自成起义军拘捕、随军行动事，有为己开脱、讳饰之处。《守郧纪略》，高斗枢记任下荆南道期间守备郧阳府，四次抵抗李自成起义军的过程，所记细节颇详实，有较高史料价值。《汴围湿襟录》，白愚记李自成三次围攻开封、明军前后设法抵抗之经历，由于作者身在城内，记录了很多官史所不记的细节，但也由于见闻有限，有不少错误记载。《客滇述》，顾山贞记明末清初西南史事，起明崇祯元年川黔两省发生起义，止于清顺治十五年两省被清军全面攻陷，所记内容包括两省起义始末、张献忠入川及败亡过程、张献忠遗部与南明势力结合抗清及战败等事，因是以时人记时事，可信性较高，但所记张献忠事仍多得之于传闻，故有不实之处。《平吴纪略》，记清军南下后占领苏州等地的过程，及当地人民反抗事迹。《思文大纪》，记南明隆武政权从兴起到覆亡的全过程，多录诏书、公文，不避繁冗，故为研究南明史的重要史料。《仿指南录》，康范生记为隆武政权守备虔州（今江西赣州），兵败被擒，抗节不屈，最终被释放的全部经历。《安龙纪事》，江之春记永历政权迁移至安龙后，明朝旧官员群体与掌握大权的秦王孙可望发生矛盾，图谋推翻孙可望，事机不密，最终被孙可望破获处决之事。《攻渝纪事》，徐如珂自述任上川东道时克复为奢崇明部将所占据的重庆府之事。《定蜀纪》，文震孟记徐如珂借助土司兵马攻取重庆，及进克奢崇明老巢永宁之事，一些细节是《攻渝纪事》所无的。《平蜀纪事》，钱谦益记徐如珂参与平定奢崇明一事首尾，较前两者更为全面，对当时明军状况也有所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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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虎口余生记》，边大绶自述平毁李自成父祖坟墓后辞职归里及被李自成起义军拘捕、随军行动事，有为己开脱、讳饰之处。《守郧纪略》，高斗枢记任下荆南道期间守备郧阳府，四次抵抗李自成起义军的过程，所记细节颇详实，有较高史料价值。《汴围湿襟录》，白愚记李自成三次围攻开封、明军前后设法抵抗之经历，由于作者身在城内，记录了很多官史所不记的细节，但也由于见闻有限，有不少错误记载。《客滇述》，顾山贞记明末清初西南史事，起明崇祯元年川黔两省发生起义，止于清顺治十五年两省被清军全面攻陷，所记内容包括两省起义始末、张献忠入川及败亡过程、张献忠遗部与南明势力结合抗清及战败等事，因是以时人记时事，可信性较高，但所记张献忠事仍多得之于传闻，故有不实之处。《平吴纪略》，记清军南下后占领苏州等地的过程，及当地人民反抗事迹。《思文大纪》，记南明隆武政权从兴起到覆亡的全过程，多录诏书、公文，不避繁冗，故为研究南明史的重要史料。《仿指南录》，康范生记为隆武政权守备虔州（今江西赣州），兵败被擒，抗节不屈，最终被释放的全部经历。《安龙纪事》，江之春记永历政权迁移至安龙后，明朝旧官员群体与掌握大权的秦王孙可望发生矛盾，图谋推翻孙可望，事机不密，最终被孙可望破获处决之事。《攻渝纪事》，徐如珂自述任上川东道时克复为奢崇明部将所占据的重庆府之事。《定蜀纪》，文震孟记徐如珂借助土司兵马攻取重庆，及进克奢崇明老巢永宁之事，一些细节是《攻渝纪事》所无的。《平蜀纪事》，钱谦益记徐如珂参与平定奢崇明一事首尾，较前两者更为全面，对当时明军状况也有所反映。

• 作者： 朱颐钊 发布时间：2022-06-14 17:20:30

  本书11种史料，也相对杂乱一些。以《思文大纪》篇幅最长，其余则多为记述地方的守御事，如有3个短篇记天启守蜀，还有讲崇祯守郧阳、开封，以及隆武受赣州等事。

• 作者： 白鹇 发布时间：2023-01-12 21:18:49

  印象最深的是《思文大纪》里，唐王兵马经过福建州县，知县和书坊纷纷献书，《大明会典》《浦城县志》《续稗海》。出版业中心地带，送礼都不一样。

• 作者： 启风 发布时间：2023-09-23 09:16:04

  看了之后对“草台班子”有了直观了解，隆武、永历在流离中的朝廷真有点像唱戏

• 作者： 这么近，那么远 发布时间：2021-05-28 15:49:04

  “《虎口余生记》，边大绶自述平毁李自成父祖坟墓后辞职归里及被李自成起义军拘捕、随军行动事，有为己开脱、讳饰之处。《守郧纪略》，高斗枢记任下荆南道期间守备郧阳府，四次抵抗李自成起义军的过程，所记细节颇详实，有较高史料价值。《汴围湿襟录》，白愚记李自成三次围攻开封、明军前后设法抵抗之经历，由于作者身在城内，记录了很多官史所不记的细节，但也由于见闻有限，有不少错误记载。《客滇述》，顾山贞记明末清初西南史事，起明崇祯元年川黔两省发生起义，止于清顺治十五年两省被清军全面攻陷，所记内容包括两省起义始末、张献忠入川及败亡过程、张献忠遗部与南明势力结合抗清及战败等事，因是以时人记时事，可信性较高，但所记张献忠事仍多得之于传闻，故有不实之处。”

• 郑成功传·附录二　朱希祖著郑延平王受明官爵考

  作者：文津出版社 发布时间：2020-01-25 10:57:03

• 永历朝的安龙岁月

  作者：文津出版社 发布时间：2020-01-23 14:22:53

  1649年11月，清军尚可喜、耿继茂部攻占广州；次日，清军孔有德部占领桂林。永历朝统辖下两广的两省会一夜之间沦陷，让称帝四年的永历帝朱由榔不得不离开梧州，逃亡南宁。

  至此，根基已失的南明永历朝无所倚傍，在几番交涉之后，占据滇、黔两省的原大西军，决定奉南明永历为正朔。1651年2月，原大西军统帅孙可望派兵五千人“入卫”南宁，并提议，以其大营所在地云南府（昆明）为皇帝的行在。在当时，昆明和贵阳是西南的两大政治中心，前者是原大西军四将军共有之地，而贵阳则是孙可望个人的权力中心。

  同年11月，清军逼近南宁，永历帝无路可走，只好入黔依附孙可望。《残明纪事》中说：“王自入黔，无尺土一民”。1652年3月，孙可望几经盘算之后，决定把永历帝迎往贵州安隆千户所城居住。他在奏疏中这样表示：“臣再思维，惟安隆所乃滇黔粤三省会区，城廓完坚，行宫修葺，巩固无虞……今若竟抵安隆，暂劳永逸，一切御用粮储朝发夕至。”

  

  永历皇帝画像

  孙可望为何改变主意把皇帝的行在处由昆明改在安隆千户所？南明史大家顾诚先生认为，这是因为他惟恐把永历帝迎至昆明后，可能受李定国和刘文秀等人影响，自己不便操纵；如果迎来贵阳，不仅自己得定期朝见称臣，而且重大军国要务在形式上还要取得皇帝的认可。所以把永历帝放在滇黔之间由自己嫡系部队控制的一个千户所城，对孙可望本人最为称心如意。

  为了让名字好听些，安隆改名为安龙府。安隆原先只是明代的一个千户所城，地方僻小（城围一里二百七十步），居民不过百家。永历皇帝居住的千户所公署虽称行宫，其简陋程度可想而知。民国《贵州通志》云：“由榔在安隆涂葺薄以自敝，日食脱粟，穷困备至。”孙可望任命亲信范应旭为安龙府知府，张应科为总理提塘官。每年给银八千两、米六百石供永历君臣、随从支用，当时扈随的大臣兵丁家眷等有两千余人，永历帝提出资费不足，孙可望却不以理睬。范、张二人对永历朝廷的动静严密监视，随时飞报孙可望。连原大西军将领李定国、刘文秀未经孙可望许可都不得直接同永历帝往来。

  驻跸安龙的永历皇帝，实际上处于孙可望的软禁之中。

  随后的两年中，孙可望更是密谋让永历帝“禅让”于他，甚至拟改国号为后明。随时都有被废黜的永历帝，把希望寄托于另一个大西军统帅李定国，希望他能救驾。李定国，陕西绥德人，崇祯年间投身农民起义，被张献忠收为养子，是大西军主要将领之一。大西军联明抗清后，李定国对复明事业忠贞不二，战功卓越。

  据江之春《安龙纪事》载，永历帝在私下对内监张福禄、全为国说：“可望待朕无复有人臣礼。奸臣马吉翔、庞天寿为之耳目，朕寝食不安。近闻西藩李定国亲统大师，直捣楚、粤，俘叛逆陈邦傅父子，报国精忠，久播中外，军声丕振。将来出朕于险，必此人也。且定国与可望久有隙，朕欲密撰一敕，差官赍驰行营，召定国来护卫，汝等能为朕密图此事否？”由此可知，密旨招李定国护驾的主导者，正是永历帝本人。

  张福禄、全为国本是司礼监的太监，向来深得永历帝信任，他们认为，工部营缮司员外郎蔡縯、吏科给事徐极、职方司主事张镌、兵部武选司员外郎林青阳、主事胡士瑞这五人，曾经弹劾过投靠孙可望的马吉翔和庞天寿，是可靠的人选。当时在安龙永历朝廷中，马吉翔以文安侯掌锦衣卫事，太监庞天寿提督勇卫营，原本都是永历帝极其信任之人，但却与孙可望暗通款曲，沆瀣一气，故遭上述五人的弹劾。

  这七位股肱之臣密会之后一拍即合，即往首席大学士吴贞毓处秘密讨论。吴贞毓问：诸公中谁能充此使者？林青阳自告奋勇愿行。吴贞毓即命礼部祠祭司员外郎蒋乾昌拟敕稿，兵部职方司主事朱东旦缮写，由张福禄等持入宫内盖皇帝之宝。林青阳遂以请假葬亲为名，身藏密敕于1652年11月启程前往李定国军中。但半年过后音信全无，吴贞毓又推荐翰林院孔目周官再去打探消息。这时，武安伯郑允元建议应遣开孙可望亲信马吉翔，以免走漏消息。永历帝即以收复南宁后需派重臣留守为名，让马吉翔前往。马吉翔一离开安龙，周官即秘密上路。

  周官这次终于在军营中见到了李定国。定国读了敕旨，深受感动，叩头出血，曰：“臣定国一日未死，宁令陛下久蒙幽辱，幸稍忍待之。”并回信吴贞毓，请首辅大人秘密谋划。

  但极富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在南宁的马吉翔遇到了在李定国处公干的主事刘议新。刘以为马吉翔长期受永历帝宠信，贵为侯爵，必然参与密召李定国之事，竟毫无顾忌地把朝廷两次敕谕李定国领兵迎驾之机密和盘托出，并说：“定国得敕，感激流涕，不日且至安龙迎驾。”马吉翔听闻大惊，立即派人飞报孙可望。密诏李定国救驾之事败露。

  

  安龙招堤风光

  孙可望派亲信郑国、王爱秀于1654年正月初六日逼宫安龙，威逼永历帝说清事件原委。永历帝推诿说，近年来外面假传的密敕之事甚多，朝中臣子必不敢做。但郑国、王爱秀还是抓捕了吴贞毓等与密敕有关的官员约二十人。为避免牵涉到永历帝本人，蔡等人编造是部分官员勾结内监张福禄、全为国瞒着永历帝私自矫诏密敕李定国。郑国逼问：“皇上知否？”蔡等一口咬定：“未经奏明。”同年3月，遂只能以“盗宝矫诏，欺君误国”的罪名落案。张镌、张福禄、全为国为首犯，处以凌迟剐刑；蒋乾昌、徐极、杨钟、赵赓禹、蔡、郑允元、周允吉、李颀、胡士瑞、朱议泵、李元开、朱东旦、任斗墟、易士佳为从犯，斩首弃市。首席大学士吴贞毓为主谋之人，念为大臣，勒令自尽。临刑前，大臣们大义凛然，向北跪拜永历帝行宫完毕后从容就义，孙可望派人将遗骸丛葬于北关马场。这就是南明史上有名的“十八先生案”。

  一年以后，李定国从广西回师，准备亲赴安龙解救永历帝。

  孙可望急忙派大将白文选于1655年10月前往安龙，准备把永历君臣带到贵阳，置于自己直接控制之下。白文选虽然是孙可望的旧部，但他内心里以永历朝廷为正统，不愿做孙可望犯上作乱的打手。白文选即以安龙地方僻小，招募民伕不易为理由，拖延时日，等待李定国到来。

  1656年正月，李定国军距安龙已不远，先派参将杨祥身藏密疏前往安龙。杨祥被白文选的部将抓住后，谎称自己是“国主”孙可望的使者，白文选假装糊涂，命以酒食款待后即任其自由行动。杨祥于是入城谒见永历帝，呈李定国的密疏，永历帝知道了定国大军即将到达。

  正月十六日，孙可望亲信叶应祯听说李定国大军将至安龙，急带领士卒入宫，逼迫永历帝、后立即骑马前赴贵阳。一时“宫中哭声彻内外”，白文选赶来，对叶应祯说：“事须缓宽，若迫促至此，朝廷玉叶金枝，不同尔我性命。万一变生意外，若能任其责乎？”而且又劝阻叶应祯，万一李定国回师之后，与孙可望又成一家人，我们今日又何必做这样的恶人？在白文选的干预下，叶应祯被迫退让。

  五日之后的凌晨，安龙城大雾弥漫，忽然有几十名骑兵直抵城下，绕城喊道：“西府大兵至矣！”城中欢声雷动，叶应祯仓皇逃回贵阳。接着炮声由远及近，李定国亲统大军到达安龙。入城朝见时，永历帝说：“久知卿忠义，恨相见之晚。”李定国激动得泪流满面，说：“臣蒙陛下知遇之恩……至万死无能自赎。”

  朝见之后回营，李定国与白文选商议，决定移驾云南昆明。正月二十六日， 永历君臣离开安龙，离开了深困四年之久的“安隆”城。

  本文发表于《文史天地》 2018-09-04

• 安龙“文物古迹”

  作者：文津出版社 发布时间：2020-01-23 14:13:36

  　公元1644年清兵入关扼杀自成起义军建立的政权，明朝江诸王曾先后建立起4个政权，以图恢复明室，又相继被清军所灭。1646年，一批明朝遗臣拥立桂王朱由榔即位于广东肇庆，次年改元永历。永历政权建立后，调动南方各省明军抗击清兵南下，但在清军强大攻势下，颠沛流离，亡命于粤、桂、湘、黔四省。

  

  

  

  

  　　农民起义军首领张献牺牲后，遗部由孙可望、李定国等部将统领，并确立联明抗清大计方针。1652年2月，孙可望遣兵迎永历帝入居安龙。李定国率师东进，与清军浴血奋战，军威大振，迫使清廷曾打算与之议和。随着抗清斗争的节节胜昝，孙可望逐渐滋长称帝之心，后挟永历朝廷以自重。永历帝如坐危城，欲召李定国统兵入卫，于是与朝臣合谋，不料谋泄，孙可望遣将至安龙问罪，将18名朝臣下狱、杀害，史称“十八先生之狱”。这一史事，《明史》、《清史稿》和《永历实录》、《安龙纪事》等历史著作均有记载。

• 《客滇述》为《荒书》前稿辨

  作者：文津出版社 发布时间：2020-01-23 13:51:31

  在南明史的研究中，尤其是关于张献忠大西军在四川活动的史实方面，《

  客滇述

  》和《荒书》长期被当作两种不同的材料加以使用，其影响甚为广泛。①但通过对两书的对比，笔者认为，《述》与《书》是同一部书，《述》是《书》的前稿，其作者为费密。

  ①《

  客滇述

  》，以下简称《述》，无特别注明者，均采用北京图书馆出版社05年12月版于浩辑《明清史料丛书八种》中所影印的 乐天居士辑《痛史》本。《荒书》，以下简称《书》，无特别注明者，均采用浙江人民出版社83年10月版《明末清初史料选刊》两种合刊本，谢伏琛点校。

  1．计量分析

  《述》始于崇祯元年而终于顺治十六年，其中崇祯八、九、十五年及顺治十一、十二年阙，实际为二十七年之事。②《书》始于崇祯三年而终于康熙三年，其中崇祯四年无记，而崇祯二年之事件则在文中倒叙，共计三十六年，较《述》多出九年，并延展五年。很明显，是《述》写于前而《书》成于后。

  通读两书，不难发现，《述》有大量的文字与《书》相同或相似。换言之，《书》保留了《述》的这部分文字。为了说明问题，将两书相同或相似的文字进行定量统计，以呈现其因袭关系，是一种较为客观的方式。也为了便于与费密的行状相对照，在进行计量分析时、将文本分为四个时段结构。③

  ⑴．崇祯十六年之前：《述》计2919字，占全书的21．885％。《书》计126行，占顺治十六年之前的30．361％。《述》被保留的文字2270字，比例为该部分文字的77．766％。

  ⑵．甲申年至顺治六年：《述》计8668字，占全书的64．987％。《书》计232行，占顺治十六年之前的55．904％。《述》被保留的文字4431字，比例为该部分文字的51．119％。

  ⑶．顺治七年至顺治九年：《述》计553字，占全书的4．146％。《书》计33．5行，占顺治十六年之前的8．072％。《述》被保留的文字38字，比例为该部分文字的6．872％。

  ⑷．顺治十年至顺治十六年：《述》计1198字，占全书的8．982％。《书》计23．5行，占顺治十五年之前的5．663％。《述》被保留的文字24字，比例为该部分的文字2．003％。

  ②《述 》的纪年虽止于顺治十五年戊戌，但所记则有顺治十六年己亥的史事，应是抄录者系年之误。

  ③本文用作数据统计的《述》，其电子版本下载自台湾文献丛刊第271种。其计数不包括标点符号、甲子纪年、文中小注之文及书末的野史氏之文，共计13338字。

  《书》无电子版，虽屡遣萧少、余不二酋长搜刮海内，吊烤士庶而不得。不得已，其统计以行数为据、并包括标点符号。若逐字计，则不胜其烦，且皓首未必。由此可见，我们不能再反对科学了。《书》共计447行，顺治十六年之前415行，占全书的92．841％。为与《述》统一比较，将顺治十六年之前的这部分内容独立出来，按100％计算。诸君若想知道分列的内容占全书的比例，请分别乘以92．841％即可。虽略有麻烦，但数学是科学，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告曰：统计标准例由球二世独断，然亦可朝议，纵有忌讳，概不罪之。为便诸君腹诽偶语，恭录御批《述》原稿于后。

  数据显示，两书的前两部分内容、其于全书的分量甚大，均超过了86％。而这部分内容中，《述》保留于《书》的文字、平均为57．832％，尤其是第一部分、高达77．766％。若再将《述》和《书》看作是顾山贞和费密各自独立的著作，则相互间地参考和引用、已经大大超出了正常的范畴。可以这样认为，《书》复制了《述》。

  但如果我们不固执于先入为主的陈见，而把两书看作是同一书不同阶段的产物，即《述》为《书》的前稿，对于两书的这种相似性，则将不失为一种合理的解释。

  再对照费密的行状、将两书的篇幅结构进行综合分析，我们还可以得到另外一种解释。

  乙酉夏，二十一岁的费密参与组织义军、进入什邡县高定关保民自守，以抗拒张献忠的大西军。丙戌秋，杨展和曹勋率领明军收复成都后，义军解散，费密远走云南并逗留了约一年的时间，因其父费经虞时任昆明知县。丁亥，费氏一家回到四川，由于战乱，不能归居新繁故里，乃迁徙于建昌、黎、雅一带。其间，费密曾为凹者蛮所掳，于戊子年赎归之后，便参加了杨展的军队，主要跟随杨展之子杨璟新从事屯田，驻扎在峨眉。己丑秋，杨展被李乾德、武大定、袁韬合谋杀害于犍为，杨璟新兴兵复仇而战败，费密随其残军屯垦于瓦屋山一带。庚寅，为武大定所追杀，费密被俘，而走投无路的杨璟新则往保宁投降了清军。之后，费密以计逃脱，并于辛卯四月回到了新繁老家。此时的川西，荒凉无人，且属武、袁的势力范围，于是于次年三月，举家逃入陕西，在沔县居住了六年。戊戌春，又携家至扬州，最后老死于此。

  甲申年以前，费密还是一个少年，其关于张献忠、李自成、摇黄的记事，应主要得自于父老的传述。因不是亲历，这些传述材料被费密看作是一种基本的史实，故而在《述》已经形成的文字被《书》大部分地保留了下来，改动较少，这比较容易理解。但从《书》对行文顺序的大量调整可以看出，费密试图使这类材料的编排，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甲申至顺治六年间的记事，两书的篇幅最大。因为在这段时间里，费密曾是一名战士，披坚执锐，投身于救国保民的战斗；也曾是一个难民，奉父携母而流离奔波；最后因内部纷争而军覆身残。其身历多、亲见广、消息面宽，第一手材料丰富，故而书的篇幅也最大。对于《述》有而《书》无的这部分文字，经过仔细对比，是将一些类似于传闻和一些作者认为不合适的事件，作了完整地删节，而不是零星地修改。可以逆知，是作者对材料进行最终剪裁的一种态度。

  关于顺治七年至九年间的内容，两书所记俱偏简，是比较令人费解的。因为在这个时段，费密尚未出川，而四川发生的事也不少，是否另有隐情，我认为是最值得深入探索的。但仍可以看到，《述》所记史事，《书》均予以保留，只是更加详细而已。

  顺治十年之后的事，费密已离开了四川，其所记之事均应得自传闻。故两书对于史实取舍的差异较大，显然是受到材料来源的制约而不断进行的改动。

  总观两书，篇幅的多少在四个时间段的分布大致相同，即书结构相似；史事的记录，在前三个时段，《述》所有的，《书》大部分也有，即史料的选择趋同；而文字的一致性，则在前两个时段显得十分突出。因此，两书的因承关系是明显。如果认为《书》抄袭于《述》，那只有一种解释，这就是，当时一个在四川的江南松江人顾山贞、在战乱中所见所闻之事，与一个身历战乱的四川新繁人费密的所见所闻之事几乎相同。后来顾山贞回到了松江，并写了《述》，与此同时，费密漂流并寓居于扬州，得到了《述》的稿本，于是抄袭，并进行续写。这应该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与其认同这种小概率，不如认为《述》与《书》的作者为同一个人，要么是顾山贞，要么是费密。费密既有此经历，也有著书的能力，其一生著述多达三十余种，抄袭的理由不充分。再以当时的政治气氛而言，窃占这样一部私史为己有，沽祸的风险远远大于沽名的得益，抄袭的理由显然也不充分。我认为，费密是作者的可能性更大，顾山贞只是《书》的前稿、即《述》的传抄者和保藏者。

  2．《书》的写作和修改的稿次

  《书》的完成，有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关于初稿，费密写作的时间，应在顺治十五年至顺治十八年之间。顺治十五年春，费密奉父母妻室从陕西沔县寓居于扬州，其正式写作当在此之后。据费锡琮跋二所言：“初属草时，值乌程难作，不遑终其卷帙。”庄廷鑨明史案发生于顺治十八年，起因是查继佐等三人以擅列己名参校为不实而自首于官府，但案件此时尚未受到重视。至康熙元年，吴之荣上控于京，其案始大。康熙二年结案，以至杀了数十人。这对当时热衷于私修明史的文人，无疑是一个严厉的警示，故书稿未写完便因此而中辍，其时间应在康熙元年之前。

  但费密完成此书的愿望是迫近的，便有梦见高巾方幅之士给予鼓励之说，于是继续该书的写作。梦境的借口，是一种甘冒杀身之祸的侥幸态度，也是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康熙四年，“当诏修明史时，《荒书》削稿未成”。④写于康熙八年二月的自序言：“一旦诏修明史，庙堂燕许诸名卿、苟刺取当年蜀山遗事，则是编或亦所不废也与。”可见此时书稿已基本完成，且有意于官修明史的采集。自序中还说：“历代野史稗官足备正史取材，而密荒书所由作也。”则此时已定名为《荒书》了。这是第二稿。其记事至于康三年事，即李来亨自焚，费密以此作为明季蜀乱的终结点。

  到了康熙十八年，清政府再次大规模修明史时，费密“乃裒旧稿，重为涂乙。”似乎准备进书于史馆，但终究没有拿出去。所谓“重为涂乙”，大概是因为要公诸于世，作了的润色；也许是为了避祸，对严重的违碍之处的进行了整理。如《述》中称南明为“帝”为“诏”者，在《书》中均直接删除，致使四川官员的被任命，是弘光或隆武变得不明确，而在《述》是清楚的。这是第三稿。

  ④康熙一代，有两次大规模的诏修明史，一在四年，一在十八年。费锡琮跋一所言诏修明史，当在四年，因为费密刚恢复对该书的续写，尚未完成。

  费密死于康熙四十年，年七十七岁。其生前或许对《书》仍有修改增删之举，但并终究无力刊刻此书。到了康熙五十五年，费锡琮、费锡璜兄弟进行了校补，并在之后作了重录。⑤

  ⑤现行《书》中存有史照的序文一篇和费锡琮的跋文两篇，跋一作于康熙五十五年，史序作于康熙六十年，跋二为重录后所作，不记年月，当在其间。跋二最后说“至今藏于茅栏风雨之下，败匮蔽笥之中。长男锡琮重录又记。”可知在费密死后的约二十年的时间里，在其寓居的江南一带，《书》并没有被刊刻过。

  琮、璜的校补，其文现存九条，其中六条为补充费密事迹，一条解释治院，一条辩正张献忠死亡日期，一条补充西山十三家之名目。与其说是校补，无宁说是对违碍文字再此作了更为彻底地清理。因为在康熙五十三年三月，戴名世因《南山集》中使用永历年号的所谓大逆而被杀，琮、璜既要保存乃父的著者，又要避免祸患，所谓“校补”，是不得已之举。现书中凡“清”俱改作“大清”，且多有文理欠通处，应该是这次“校补”留下的痕迹。这是第四稿。

  费锡琮雍正三年死在了开封，他的书籍寄存于前知府张某处。雍正五年，费锡璜之子费藻归籍回川时，专程至张某处取回这些书籍，其中就有《书》。因多有朽蠹，于是在雍正五年重新进行了缮写。在四川流传的《书》，就是这个本子的转钞。今本《书》的定型，就是费藻在雍正五年完成的，书前所题“成都费密编次，男锡琮、璜校补，孙藻敬录”，表明了费氏三代人对此书编写和整理的过程。这是第五稿。之后，《书》再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改动了。

  如果说《述》是《书》的前稿，根据上述关于《书》的写作和修改的稿次线索，则应该是因庄廷鑨明史案发而中辍的第一稿，因为其所记之史事没有超越顺治之年。

  据此，我们还可以解释关于第四时段中，在《述》有较多的记录吴三桂的事，而在《书》就很少的疑问。因为在康熙十二年之前，吴尚显赫，述其灭明事，有彰其为逆臣之嫌；康熙十二年之后，吴已反清，述其灭明事，则有显其为功臣之嫌。因此，无论就第二稿或第三稿的写作时间而言，吴事的保留俱为两难，删去这些文字，是不得已的选择。

  3．《述》与《书》的独立流传

  据琮跋二记载，费密第三稿改成后，发生了两件事：其一，曹溶据其所闻，认为吴继善死于张献忠攻陷成都之难，而《书》不表彰其事，以此质问。其二，沈荀蔚借观《书》稿，未经允许即抄录使用。于是费密告诫其子“但藏吾书，勿以示人耳。”这之后，纵便当世名公如徐乾学欲借观《书》稿而不能得，其中的原因或许是复杂的，我们不便揣测。但由此可知，续写完成后的《书》的稿本，最后被其孙费藻带回了四川，并没有在费密寓居过的江南一带流传，而在江南一带流传的就只有第一稿的《述》了。

  3．1．蜀地流传

  《书》的琮、璜校补本被费藻带回四川新繁老家后，流传其实并不广泛，因为有清一代，《书》并为在蜀地刊刻过。但就现有的资料来看，稿本的流传还是有一二线索可寻的，也曾为后来的史学家所引用。

  彭遵泗写成于乾隆十年的《蜀碧》，其书前附录《征实》中所列书目即有《书》。⑥但我们发现，《蜀碧》中没有采用《书》的证据，且在许多重要问题上，与《书》完全不同。所以我怀疑，《征实》或许是后人所增加，不是彭氏原稿所有。虽然从时间上看，费藻于雍正十年中举，彭遵泗为雍正十三年乡试解元，⑦二人是有交往的机会的。或者在费藻生前，遵照其祖父费密之意，未将稿本示人，故与藻同时之人，反而不能见到《荒书》了。但后来《蜀碧》的整理者见到过《荒书》、却是事实。

  成书于嘉庆二十年的《四川通志·艺文志》中、有《书》的记载，为四卷。唐鸿学认为四卷的说法有误，怀疑是未见原书的缘故。但也未必然，传钞过程中的卷数分合不足为奇，唐氏所得杨氏旧钞本即为两卷本。

  道光间刊刻的孙錤的《蜀破镜》及咸封四年刘景伯写成的《蜀龟鉴》，都有采用《书》之处，并以此改正了《蜀碧》之误。值得注意的是，《蜀破镜》的小注中有一条引用琮跋二的文字，经对比，这些引文与现行本《书》相同。

  《蜀破镜》和《蜀龟鉴》两书中，没有发现《述》有而《书》无的文字出现，也就是说，孙錤等人所见到的《书》，是费藻带回四川的琮、璜校补本。

  ⑥巴蜀书社02年4月版《张献忠剿四川实录》八种合刊，《蜀碧》正文前的《征实》列书25种，《荒书》是其中之一。北京古籍出版社02年9月版《蜀碧》三种合刊，无《征实》。两书附录之文，出入甚大，可互为补充。但俱无版本来源的说明，不能确知《征实》为彭氏原有，抑或后人补注时所加，存疑待考。

  ⑦巴蜀书社84年影印的嘉庆二十年《四川通志·选举志七·举人四》中有费、彭二人题名。

  3．2．江南流传

  就目前所知，江南一带可以见到两种书采用了《述》的文字。

  华亭朱溶所著《忠义录》，成书于康熙二十四年前后，⑧其卷三涉蜀事者如《陈士奇、龙文光、马乾传》、《王锡传》、《李乾德、杨展传》、《王祥传》，文字与记事，常有与《述》相同或雷同之处。其中《书》删而《述》存者，如定远解米昭化之役、杨展求张献忠沉银之传奇、李乾德之弟巽德赴水殉节之事等，可见与《述》同源。朱溶的行迹，其《自叙》言“涉江、逾淮、浮济、渡大河、观乎京师、历边徼”，主要是在北方，并没有到过四川的记录。而《述》稿初成于顺治末年，且已有抄录本流出，所以《忠义录》参考《述》的可能性更大。

  娄东梅村野史所著《鹿樵纪闻》，⑨关于蜀事之文的《献忠屠蜀》、《川中诸将》两篇，与《述》的文字完全相同之处比比皆是，尤其是《述》有《书》无的类于传闻之事被大量引用。而大端史事，亦显见其为综理《述》而成，且不出《述》所记的范围。

  总而言之，蜀人所引，从藻本出；江南人所引，从顾本出，形成两个独立的引用体系，这与《书》和《述》特殊的流传情形是相符合的。同一书的两个不同阶段的稿本，因为在不同的地域独立地流传，才使得人们将《书》和《述》看成是费密和顾山贞各自独立完成的著作。而《述》为《书》的前稿这一事实，反而变得扑朔迷离了。

  ⑧《忠义录》见北京图书馆出版社06年11版高洪钧编《明清遗书五种》。据叶暗叙：“……久之成帙，洎今得若干卷，名曰《忠义录》。乙丑秋，与余遇杭州，请署其首。” 乙丑，即康熙二十四年，书或已草成。毛奇龄康熙二十五年仲冬叙是书于杭州，曰：“（毛）间尝厕史馆，编篡前代史文。奉天子明命，无嫌无忌，因得远丐先生所为书，为之蓝本。……而煌煌国史，业经采择，则千秋已定，而先生犹兢兢慎之。出其稿相示，先后检核，一篇之中，兼行并窜，甚或涂乙至溢幅者。”则此时作者对其书稿还在修改。

  ⑨《鹿樵纪闻》见北京图书馆出版社05年12月版于浩辑《明清史料丛书八种》中所影印的乐天居士辑《痛史》本。书署名吴伟业著。

  3．3．稿本流传图

  关于《书》的写作和流传，我们可大致理麻而成线索。当然，由于掌握的材料所限，其间顺序不尽妥当，尚有待补充。⑩

  四川线索：

  1．初稿：未完稿，即《述》。写于顺治十五年至十八年，记事至于顺治十六年。

  2．二稿：续写成于康熙八年，记事至于康熙三年。

  3．三稿：改成于康熙十八年。

  4．琮璜校补本：重录于康熙五十五年至六十年间。

  5．藻录本：雍正五年重抄于四川。

  5．1．嘉庆《四川通志》载四卷本。

  彭遵泗《蜀碧》，后人增《征实》中列《书》名；

  孙錤《蜀破镜》引用；

  刘景伯《蜀龟鉴》引用。

  5．2．清钞本：

  新繁严渭春藏钞本；r> 新繁杨氏藏旧钞二卷本。

  5．3．民国九年大关唐鸿学刻本：以严藏钞本与杨藏钞本校刊。

  江南线索：

  1．初稿：未完稿，即《述》。写于顺治十五年至十八年，记事至于顺治十六年。

  2．顾山贞抄本。

  梅村野史《鹿樵纪闻》抄缀蜀事。

  朱溶《忠义录》参考蜀事。

  3．转抄顾抄本：作小注。

  乐天居士辑《痛史》本。

  ⑩本拟做成树图，以一目了然。但机器不从人愿，只好弄成这样了。可见机器也有缺陷，不可重用。毛子曰：“成败之机，器耶？人也。”卓识远见，诚哉斯言。

  4．置疑

  4．1．顾山贞

  顾山贞其人无考，要真正弄清楚他与《述》的关系，就目前掌握的资料而言，是不够的。我们或许可以这样假设：顾山贞为费密之友，费密曾将《书》的初稿即《述》给他看过，他便抄录了一个副本，并在抄录本上题上自己名字，以示该抄本之所属。其时间大约在顺治末年，即庄廷鑨明史案发生之初。随着时间的推移，明遗民逐渐消亡，加之乾隆之世文字狱的叠兴，顾抄的《述》稿便只能深秘不露了。很多年后，当顾抄本被发现时，抄录者顾山贞就被误认为作者了。①当然，就本文所述而言，推理多于证据，有疑事从有之嫌。并且关于顾氏与费氏的个人资料，也显得十分的不对称，这对于顾山贞其人是不够公平的。也许，将就这些理由，也可以说明是费氏因袭于顾氏，虽然证据仍然不充分。或者在同时期的文人集中，有蛛丝马迹可寻，唯有待于材料的发现。

  ①本文所据的痛史本，无底本来源的介绍，惟置疑于此。

  4．2．书名

  关于《述》，我认为是《书》初稿之名。甲申之年，费密方二十岁，《书》中所记崇祯年十六年之前的事，其父费经虞的口述，或许占很大分量。费经虞为崇祯年十二年举人，十六年官云南昆明知县。丙戌秋，费密尝入滇省父，并在那里居留了一年左右。在昆明时，费氏父子或许已就记叙蜀乱之事有所计划。故书稿以《

  客滇述

  》名，是不掩其父功的意思。

  关于《书》，费密在康熙八年春二月的《自序》中说：“历代野史稗官足备正史取材，而密荒书所由作也。”即在费密完成第二稿之时，已易名为《荒书》了。《禹贡》以距京城二千五百里的地域为“荒服”，蜀地遥远，偏在一隅，与此相符。故所谓《荒书》，即记载蜀事之书。费密自序的笔法，也有模仿《禹贡》的痕迹，其书名的取意当在于此。

  观《述》与《书》之名，《书》更能概括全书的内容。

  4．3．《述》之小注

  痛史本《述》中，有双行小字者，暂且名之为小注。

  关于纪年，《述》奉明朔，以崇祯、弘光、隆武、永暦为序，并称崇祯为毅宗、弘光为赧帝。又如崇祯、永暦，元年书年号，之后但以二年三年续之，明显表示出遗民自居的情结。小注则在明年号前加注干支，其后加注清年号，并注出“清”，且清年号还附在“鲁监国”之后。可以逆知，加注干支是为了便于推算年数，附注“清”年号和“鲁监国”之类，只是为了对照史实。因此，作小注之人，也应该是遗民，且时间不会太晚，约在康熙前期。

  虽然《书》也采用干支纪年，我以为是琮、璜校补时为避祸所改，应该不是《述》的原文，故作统计时，并不视为同文计入。

  除纪年外，还另有小注15条，可大致分为三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对原文的校正2条。祯年十年：巡抚王为章，小注作“一名维。”《明史》及诸书亦作维，当是。祯年十七年：关于孙可望，小注作“原名旺，讹作望。”但蜀人诸记及沈荀蔚《蜀难叙略》均作望。

  其二，对原文的解释5条。其中释地2条，释人3条。

  其三，补充原文及录异闻8条。其称孙可望等惧怕张献忠杀戮而往云南降于永明王，完全不符合史实。而杨展被害细节则与《忠义录》近似，且文字更为生动文雅。我估计小注非顾山贞所加，而是后人转钞时所录入，其时间可能略晚，不排除曾见过《忠义录》。

  4．4．《述》系年之误

  在《述》中，关于杨展被害之事系于戊子年，显然是错误的，而《书》与《蜀乱》均系于己丑年。《蜀乱》的作者欧养直，其与费密曾同为杨展部属，关于杨展之死的记录，不应该有误。曾经因为这个原故，笔者对《述》为《书》的前稿一说而动摇。但仔细阅读痛史本的《述》，发现其每年之事，行文中有空格，我认为，其底本的原貌应为一事一条分记，痛史本在排版时予以了保留。古人写书，其草稿地增改、最常见的方式之一是附加小纸条并粘贴于原稿纸上，到誊清时再把纸条上的内容按序写成。《述》因事中辍，即是未完之稿，当然也不曾誊清。顾山贞在抄录时，把附加纸条上的事误系，应属情理之中。如果这个推断成立，则进一步证明了顾山贞不是《述》作者，而是抄者；也证明了顾山贞不是亲历之人。

  除此之外，关于记事的系年，《述》误而《书》不误还有多处，其致误之由，当同杨展之事。

  4．5．费《书》的见证人

  费密在康熙八年的自序中说，因为书稿采用了前代地域区划之名，故“谈者以为不典”，可见是别人看后提出了不同的意见。琮跋一言 “闻者甚众，见者绝少”，虽言绝少，但亦说明当时曾有人见到过此书稿。

  《蜀难叙略》的作者沈荀蔚就曾抄录并参考过《书》的内容，吕潜知道后，将此事告诉了费密，费密尝质问于沈。另外，曹溶也曾读过费密的书稿，并向费密质疑吴继善死难或降贼之事。②

  ②俱见琮跋二。

  沈荀蔚，江南太仓人。甲申之难，其父华阳知县沈云祚被张献忠杀害，荀蔚方八岁，从此在蜀地漂泊，直到康熙四年才回到故里。以身历及见闻写成《蜀难叙略》一书，是有关明季蜀事的重要著者。

  吕潜，四川遂宁人，吕大器之子。崇祯十六年进士，明亡后亦流寓江南吴兴、扬州一带，与费密过从甚密。同为遗民，又是同乡，于明季蜀事或亦多有商讨。

  曹溶（1614～1685），嘉兴人，崇祯十年进士，官御史。明亡，入仕于清，康熙初归里，十九年以徐元文之荐与修明史。

  据费锡琮两跋记载，当时知有此书而欲借观者有：徐乾学（1631～1694）、韩菼（1637～1704）、万斯同（1638～1702）、樊一衡之孙樊泽达等史官名士，可见费密当时写作《书》一事，知道的人是不在少数的。且费密作《书》的目的之一，也是供官修明史的采集。在江南文薮之地，以当时人抄袭当时人之书而不避当时之人，于情于理是说不通的。另一方面，在费密身前，《书》稿还未经过琮、璜的校补，理更应接近于《述》的原貌。但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我们查不到任何关于费密抄袭顾山贞的私人记录，因为在文人当中，这样的事是会招来严厉批评的。

  4．6．野史氏

  《述》后有“野史氏曰”之文，综论蜀事。野史氏其人，在清初的明遗民中交往甚广，且甚为活跃，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其论史，除了《述》之外，尚见于《鹿樵纪闻》、《西南纪事》等书。汤斌等编《孙（奇逢）征君年谱》康熙三年载“先生故有《甲申大难录》一书，济宁州牧李为授梓。至是，严野史之禁，有老蠹见编内有野史氏字，以为此奇货可居，遂首大部，李被逮。”③孙书中的“野史氏”，或许也是此人。

  《鹿樵纪闻》一书，原叙自署梅村野史，人多以为吴伟业，盖仅以梅村关联之。我比较赞同孙毓修在跋中所说的“所题梅村野史，当另是一人，非必定是骏公也。”④我甚至怀疑，“野史氏”即顾山贞，也即梅村野史，但也仅仅是怀疑而已。也许，通过考查野史氏其人，能够找到关于顾山贞的线索。

  ③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03年10月版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一书所转引。

  ④吴伟业（1609～1671），即生于万历三十七年，卒于康熙十年。其曾为沈荀蔚所著的《蜀难叙略》一书作跋，沈既然见到并参考过费密的书稿，则吴也有可能。且吴并未到过四川，即使《鹿樵纪闻》为其所著，关于蜀事也应来源于他书。

  作者：阿斗陛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