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林文集：个人印象（增订版）全新译文，全面增订，新增11篇文章，新增序言1篇，诙谐犀利的20世纪知识界、政界名人画像。 电子书 下载 txt pdf mobi

本书记录了二十多位20世纪知识界和政治界的著名人物，如温斯顿·丘吉尔、富兰克林·罗斯福、哈伊姆·魏茨曼、奥尔德斯·赫胥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弗吉尼亚·伍尔夫、埃德蒙·威尔逊等。这些人，伯林都很熟悉，他以自然天成的幽默感、睿智轻松的语言、不带恶意的勃勃兴致讲述了自己对这些人物的个人印象。书中还详细描写了1945年和1956年在苏联与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的会面，感人至深。加上“彼时，我在何处”和“我生命中的三条主线”等回顾性文章，读来又像一本印象式的自传，引人入胜。

序言（赫米奥尼·李）

版自序

编者序

温斯顿·丘吉尔在1940年

休伯特·亨德森在全灵学院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

理查德·佩尔斯

哈伊姆·魏茨曼

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在牛津

奥尔德斯·赫胥黎

L. B. 纳米尔

莫里斯·鲍拉

J. L. 奥斯汀与牛津哲学的早期起源

约翰·佩特罗夫·普拉门纳兹

奥伯伦·赫伯特

爱因斯坦与以色列

彼时，我在何处？

梅纳德·凯恩斯与夫人莉迪亚 247

纳胡姆·戈德曼

回忆与本—古里安的几次短暂谋面

马丁·库珀

伊扎克·萨德赫

亚当·冯·特洛特

戴维·塞西尔

埃德蒙·威尔逊在牛津

忆弗吉尼亚·伍尔夫

亚历山大·哈尔珀恩与夫人莎乐美

牛津的犹太人

赫伯特·哈特

圣体一细胞

斯蒂芬·斯彭德

1945年和1956年与俄罗斯作家的会面

跋：我生命中的三条主线

后记（诺尔·安南）

译余絮语

索.引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1909—1997），英国哲学家、观念史学家、20世纪著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生于俄国犹太家庭，1921年随父母前往英国。1928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哲学，1957年就任牛津大学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发表具有开创性的“两种自由概念”演说，同年获封爵士。作为杰出的观念史学家和学科主要奠基人，先后被授予耶路撒冷文学奖和伊拉斯谟奖。主要著作有《自由论》、《俄国思想家》《反潮流》《个人印象》《扭曲的人性之材》《现实感》《浪漫主义的根源》《启蒙的三个批评者》《苏联的心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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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斯顿·丘吉尔在1940年

一

在距今已经久远的1928年，一位大名鼎鼎的英国诗人兼评论家出了一本探讨英语散文写作艺术的书。[1]该书写于一个幻想破灭的痛苦时代，爱德华时代辉煌的假象，加之次世界大战的造势豪言，都已经幻灭，作者不免对简洁之美加以赞赏。如果说简洁的散文常常枯燥单调，它起码是诚实的。如果说简洁的散文有时文笔生涩、文采匮乏、读之索然，它起码传达出了真实的感觉。重要的是，它能抵御所有诱惑中难以抵御的诱惑：自命不凡，自吹自擂，搭建起徒有其表的门面，以光滑假象欺骗世人，或精雕细琢掩饰可怕的内在空虚。

时代背景已经够清楚的了：是在利顿·斯特雷奇[2]以自己的方式让人们看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名流说话是怎样的言不由衷或脑子都是一盆浆糊，进而开创了一种新的风尚之后不久；是在伯特兰·罗素揭去了19世纪那些形而上学大家的面纱，让人们看清他们编出了一个巨大骗局，蒙骗了一代又一代容易上当受骗的人之后；是在凯恩斯成功地抨击了协约国的政治家们在凡尔赛的种种愚行和丑行之后。这是一个修辞和雄辩挨骂的时代，骂它们是在粉饰文学和道德上的那些伪君子，那些冒充内行的无耻之徒，败坏了艺术品位，令求真寻理名声扫地，严重的时候，还会激发邪恶，并把一个容易轻信的世界引向灾难。正是在这样的文学氛围下，前文说到的那位评论家才很巧妙也很有眼光地，解释了他为什么更欣赏那个可怜的鱼贩子万泽蒂对塞耶法官说的后那句记录在案的话—一个大老粗临死前口中迸出来的不合语法却感人的破碎语言，而不太欣赏当时大众广为阅读的名家美文。

他选了一个人作为名家的例子，此人尤其被视为该评论家极为推崇的谦恭、正直、博爱，尊重他人感受、个人自由、私人情感等品质的死敌，还被视为帝国主义和浪漫主义人生观赫赫有名却不受信任的倡导者、恃强凌弱的军国主义者、激情澎湃的演说家和记者、一个致力于培育私德的世界中知名的公众人物。此人便是时任保守党政府财政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抛出“雄辩须具备这三个必要条件—首先，要有一个恰当的题目；其次，要有一颗激情澎湃的拳拳之心；后，还要有一股不屈不挠的韧劲”之后，作者引用丘吉尔大约四年前问世的《世界危机》部中的一句话透彻阐述了其观点，进而指出：“这样的雄辩是假的，因为它矫揉造作……意象陈旧，隐喻生硬。整个段落散发着虚假的戏剧气氛……连珠炮般的修辞祈使句。”接着，他说丘吉尔的散文夸夸其谈、堆砌辞藻、故作雄辩、慷慨激昂，是过分的“夸耀自我”而非“弘扬主题”的产物。总之是连根带叶都一通狠批。

在一个不仅是修辞，甚至连庄重的雄辩都似乎成了无法容忍的矫饰的年代，这个观点很受年轻人的青睐，因为他们只求对赤裸裸的真相有个大概的了解，凡看似多余的东西，他们都深恶痛绝。丘吉尔的评论者是在为战后一代人代言，这一点他心里很清楚；当时方兴未艾的广泛而急剧的社会变革带来的种种心理病症，虽然政府当局执意地转移开视线，但目光不敏锐的文艺评论家也看得一清二楚。到处弥漫着不满、敌对、不安的情绪；那么多恢弘气派结出的是太苦的苦果，因而留下了一个痛恨恢宏风格的传统。这场灾难的受害者们认为，他们有权将一个出卖了他们的无情时代的装饰之物剥去。

然而，这位苛刻的评论家及其读者大错特错了。他们斥之为华而不实、空洞无物的纸糊的东西其实很坚实，是那位作者赖以表达他那豪迈、多彩、有时太过单纯甚至天真，但始终很真诚的人生观的自然方式。这位评论家所看到的只是一幅难以令人信服，破绽百出的模仿之作，但这是一个错觉。实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是一种富有灵感的复兴尝试，尽管也许是无意识的。它之所以逆当代思想和情感潮流而行，纯粹是因为它是对从吉本、约翰逊博士开始，一直延续到皮考克和麦考莱的正式的英语表达方式的刻意回归，是丘吉尔为了表达自己独到观念而创造出来的一种合成武器。在凄凉萧条的20世纪20年代，对于帝国主义时代那些敏感而又世故的追随者来说，这观念太过鲜艳、宏大、生动，太不稳定，这些人的内心世界既复杂又脆弱，无法也肯定不愿意欣赏白昼之光，因为它毁掉了那么多他们曾经信任和热爱的东西。这令评论家及其支持者心有余悸，但他们对原因的分析则不能服人。

他们当然有权利拥有自己的价值尺度，但把丘吉尔的散文视如虚假的幌子，弃如空洞的赝品，则是一种错误。复兴不能说就是虚假。比方说，哥特复兴，即便有些怀旧，也代表了对生活的一种热情态度。有些复兴的例子也许显得古怪，但复兴源于更深沉的情感，较之后来的某些单薄的“现实主义”的风格，可说的东西要多得多。哥特复兴的倡导者通过回归很大程度上是想象出来的过去而获得了解放，这一事实丝毫不会有损他们的名声或成就。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受到平庸世界的摆设的束缚，只有感觉到自己是站在舞台上的演员时才有生气，得以解放，次畅所欲言，结果发现有很多话要说。还有一些人，他们只有穿着制服、甲胄或戏装才能施展自如，只有戴上某种眼镜才能看见东西，只有在对他们来说较为正式化的场合才能有大无畏的表现，他们把生活看成一出戏，他们和别人都得听从指派，念上几句台词。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上次战争就提供了大量这方面的例子）：当生活发生戏剧性变化，平日里惯于退缩的人上了战场，也会有奇迹般的英勇表现；而且只要制服不脱，生活永远是战场，他们就有可能会一往无前，继续猛打猛冲。

这种对框架体系的需求不是“逃跑主义”，不虚伪，也不异常，更不是失调的标志。它往往是一种取决于人的性格中强烈的一个心理要素的经验观：其表现形式常常是相互冲突的力量或原则之间的简单斗争—真假之间、善恶之间、对错之间、个人的正直与各种诱惑与腐败之间（如本文所讨论的这位评论家的情况）的斗争，也可以是人们眼中永久的东西与昙花一现的东西之间、物质与精神之间、生命之力与死亡之力之间、艺术信仰与其假想敌（政客、牧师或市侩）之间的斗争。生活可以透过多个窗口来看，没有哪个窗口就必然清晰或者必然模糊，比其他窗口的扭曲程度更小或更大一些。既然我们的思维工具主要是语词，那么语词就必然有铠甲的属性。约翰逊博士的风格在丘吉尔《光辉的时刻》一书中随处可见，作者纵情于严肃的玩笑时尤其如此，这种风格本身在其自己的时代就是一件攻防武器。无需敏锐的心理洞察能力就能看出，一个像约翰逊博士一样易受伤害的人，一个在精神上属于上个世纪的人，为什么总需要这一武器。

二

丘吉尔的主要概念，其道德和理智天地中的、核心的组织原则，是一种历史想象，这种想象非常强大，极其博大，可以把全部的现在和将来囊括在一个丰富多彩的过去的框架体系之中。这种方法是由一种愿望（和能力）所支配的，那就是要找到道德与理智的固定方位，为流水般的事件赋予形状、特点、色彩、方向及一致性。

当然，这种系统的“历史主义”，并不局限于实干家或政治理论家：罗马天主教思想家从坚实而明晰的历史结构角度审视生活；当然，马克思主义者也是这样，孕育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浪漫主义史学家和哲学家也是如此。我们也是直到认为所采用的范畴太损害“事实”了，才对“逃避主义”或歪曲事实不满。解释、叙述、分类、符号化，是自然而不可避免的人类行为，我们笼而统之地称为思维。我们即使抱怨，也只是在结果与自己所处的社会、时代和传统的普遍观点大相径庭时才会抱怨。

丘吉尔把历史，还有生活，看成一次规模宏大的复兴盛典：他想到法国或意大利、德国或低地国家、俄罗斯、印度、非洲、阿拉伯国度时，眼前浮现的是一幅幅栩栩如生的历史意象—某种介于儿童历史读物上维多利亚时代的插图和里卡迪宫[1]中贝诺佐·戈佐利[2]所绘《三贤朝圣》之间的东西。他从来就不以把什么都清清楚楚地加以分类的社会学家、细心的心理分析学家、慢条斯理的古董专家、耐心的历史学者的眼光看问题。他的诗歌不具解剖学的慧眼，无从看见肌肉之下的裸露的骨头、颅骨和骨架，也无从看见生命之流下面无所不在的腐烂与死亡。构筑起他的世界的构件，要比日常生活更简单，更宏大，式样生动而有重复，有如史诗诗人的模式一般，有时又似剧作家的类型，剧作家都把人物和场景看作是不朽、闪光原则的永久符号和体现。整体就是一系列结构对称且又风格化的作品，要么璀璨夺目，要么漆黑阴暗，恰似卡巴乔所绘的一幅传奇，没有微妙的差别，以三原色画成，无半点中间色调，无丝毫隐晦和缥缈的东西，无半吞半吐之言，无闪烁之词，无窃窃私语：皆一个声音，音高音色都不变。

丘吉尔的战时演讲令我们习惯了的古语风格，乃是那种严肃场合所要求的高调（编年史家的正式行头）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丘吉尔对这一点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历史每时每刻都会对演员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风格应该充分满足这些要求。1940年他在评论外交部的一份草案时写道：“其中所提出的观点［……］在我看来是错的，错在老想卖弄聪明，老想在政策上精雕细琢，与时局和危难关头的问题所要求的悲壮质朴与肃穆格格不入。”

他自己的叙述手法则有意识地逐渐攀升和澎湃，直至达到不列颠之战的。其叙述有着歌剧悲剧的神韵与张力，其表现形式中（宣叙调和咏叹调中都有的）那种艺术做派，起到了消除日常生活中那种没意义的千篇一律，凸显主人公事迹与苦难的作用。在这样的一部作品中，诙谐之处务须符合作品的整体风格，是对这种风格的戏仿；而这正是丘吉尔的手法。他说自己“用严厉而平静的凝视目光”看这看那时，或者告诉手下的官员凡是“笑话”一个精心策划的计划落空的人“都将被本人极其鄙视”时，又或者描述自己的合作者看到一个巧妙隐藏的阴谋取得进展后所露出的“天使般的微笑”时，所用的就正是这一手法。这种模仿英雄的语气，不免让人想起《斯托基公司》，并不违背歌剧传统。不过，尽管是传统，也不能任由作者随心所欲地穿脱：现在这些手法于他而言已习惯成自然，与其生就的天性完全融为一体了，艺术与自然已彼此莫辨了。他散文的这种刻板模式，正是他表达思想的常规手段，不单单是在他提笔为文时如此，在遍及他日常生活的想象力活动中也是如此。

丘吉尔的语言是因其自身需要而发明出来的一种表达手段。它有一种大胆、厚重、颇为统一、易于辨识的节奏，使它像所有独特的风格一样，容易为人（包括他自己）所戏仿。当一种语言的使用者具有明显突出的特色，且成功地为这些特色创造出了一种表现手段时，这种语言就会很独特。丘吉尔散文中可以找到的来源、成分、模仿经典的痕迹都很明显，然其作品仍不失为独一无二之作。这种语言风格，无论人们对其持什么样的态度，都必须视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大现象。忽视或否认这一现象都是昏聩轻狂或自欺欺人。这样的表达方式，不只是在特定场合下，而是一贯都是正式的（虽然程度和色彩会随场景而不同）、大众的、雄辩的、面向天下苍生的，与内省和个人生活的种种疑虑和压力相去甚远。

三

丘吉尔的六卷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的水准就是他整个人生的品质水准。他的世界建立在公共关系高于私人关系上，建立在行动至高无上，纯善与纯恶之战、生与死之战至高无上的价值上；不过，首先是建立在战斗之上的。他一直在战斗。在1940年看不到希望的那一刻，他对意志消沉的法国部长们说：“无论你们会做什么，我们都将永远、永远、永远地战斗下去”，而且他本人一辈子都是打着这条标语度过的。

他所战为何呢？比起那些同样富有激情却不那么前后一致的行动家来，答案要明显多了。丘吉尔在根本问题上的原则和信念从未动摇过。批评他的人常常指责他反复无常，指责他没有定见甚至忽左忽右，比如他先是拥护保守党，后来又坐到了自由党那边，变来变去。不过，这种乍看上去很有道理的指责，其实错得很离谱，只有在贸易保护问题上是个例外：20世纪20年代，他在鲍德温内阁任财政大臣时支持征收关税。事实上，在漫长而又疾风暴雨般的职业生涯中，丘吉尔非但不是三天两头地改主意，而是压根儿就没怎么改过主意。如果有人想了解他对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问题和长期问题的看法，只需自己去查一查在他漫长而又特别善于表达的公众生活中的任何一个时期，尤其是次世界大战前的岁月里，就这个主题说过或写过什么，就会发现，他的观点后来发生过可察觉出来的变化的例子，少得惊人。

看似实在可靠的鲍德温，只要环境需要，都会非常灵活地对自己的态度做出相应调整。张伯伦长期被视为捍卫保守党意见的一块坚定不移的巨石，当他觉得党或局势需要之时，也会改变自己的政策—他比鲍德温更严肃，追随的是政策，而不仅仅是满足于态度。丘吉尔在基本的原则上，是牢守底线，不讲变通的。

在保守党首脑机关中引发了更大不安、更多反对和猜忌的正是他毕生主要信念的力量和一以贯之，而非他对权力的狂热或激情，也非人们心目中他那任性而又不可靠的才华。没有哪个高度集中的政治组织会对一个既独立，有着天马行空的想象和令人敬畏的性格力量，又信仰坚定、在公私利益上始终抱定一个观点的人百分之百地感到满意。丘吉尔相信“每一个人的心里，都闪耀着一颗雄心，这颗雄心志在名声，而不是粗俗的目的”，他笃信并力求达到个人的伟大与尊荣—像艺术家力求实现其愿景。就像文艺复兴时期剧作家，或者19世纪历史学家或伦理学家想象中的任何一位国王一样，他把胜利骑马穿过波斯波利斯看作一件英勇的事情。对什么是他认为高大、帅气、高尚、值得身居高位的人追求的东西，以及与之相反，什么是他所憎恶的模糊、灰暗、单薄、可能会削弱或破坏宇宙中的色彩变幻和运动的东西，他有着不可动摇的确信。改变、屈从和怯懦的妥协会受那些理智健全，希冀保住他们所捍卫的世界，而其希望却为一种往往是无意识的悲观主义所贯穿的人所欢迎；不过，若其执行的政策有降低速度、重创有生力量、削弱他所崇拜的（比方说，比弗布鲁克勋爵的）“生机和活力”之势的话，丘吉尔就准备出击了。

丘吉尔是日渐减少的真正笃信一种明确的世界秩序者之一：对他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影响的一个因素，就是渴望赋予这样一种世界秩序以生命和力量。传记作家们和历史学家们到了描述和分析他在欧洲或美国、大英帝国或俄罗斯、印度或巴勒斯坦，甚或是社会或经济政策上的观点时，就会发现他对所有这些问题的见解，都可以套入固定的模式，这些模式是他早年建立起来的，后来只是有所强化而已。因而，他始终几乎是分等级地相信大国及伟大的文明，而且，举例来说吧，他从来没有恨过德国这个国家本身：德国是一个伟大的、有着神圣历史的国家；德国人民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因此在丘吉尔的世界图景中占有与之相称的空间。他谴责次世界大战中的普鲁士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纳粹，但他几乎丝毫没有指责德国人民。他对法国和法国文化始终都很欣赏，而且一直坚定不移地宣传英法合作的必要性。他一贯把俄罗斯人看成是欧洲文明围墙之外的一个混沌的准亚洲群体。他对美国民主的信仰和偏爱是他政治观的基础。

在如何看待外国的事情上，他的眼光始终都是浪漫主义的。正如意大利复兴运动博得了他的自由党前辈的同情一样，巴勒斯坦犹太人争取自主的斗争也激发了他的想象。同样，他在社会政策上的观点，也与他从20世纪头十年自由党当局中自己敬仰的人（阿斯奎斯、霍尔丹、格雷、莫雷，尤其是1914年之前的劳合·乔治[1]）手中接过来的那些自由主义原则相一致。而且他向来认为，不管世界做什么，都没有任何理由去改变它们。如果说这些在1910年进步的观点今天看起来不大令人信服，而且确实揭示了一种对社会与经济不公（相对于政治而言）的执意忽视，而这样的忽视几乎不能归咎于霍尔丹或劳合 · 乔治，那便是源自丘吉尔对于自己很早以前就一劳永逸地建立起来的关于人类关系的图式笃信不移。

四

把想象力视为一种主要属革命性的力量是错误的—如果说它造成毁灭和改变的话，它也把迄今彼此孤立的信仰、洞见、心理习惯融入高度统一的系统。这些系统，若灌注了足够的能量和意志力—还可加上幻想，这幻想不怎么惧怕事实，且能创造出在脑子里对事实进行编排的种种理想模型—有时就可以改变整个一代人的观念。

英国政治家中富这些禀赋的是狄斯累利，此人实际上想出了那个帝国主义秘诀，那个精彩却极其非英国式的观点，浪漫到了带有异国情调的程度，充满形而上学的情绪，显然与英国传统中一切清醒的经验主义的、功利主义的、反系统的东西截然相反，它像魔咒一样控制了两代英国人的心灵。

丘吉尔的政治想象力同样有着某种魔法般的神奇力量。这是一种既可以为蛊惑民心的政客所掌握，同样也可以由伟大的民主国家领导人所掌握的魔法：富兰克林 · 罗斯福也是玩这种魔法的高手，他改变了他的国家关于它自身及其特点与历史的内在形象，无人能出其右。不过，他和丘吉尔之间，异要大于同，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所属大陆和文明差异的体现。在那场把他们紧紧地拽在了一起的战争中，他们各自所扮演的角色令这种差异得到了生动的展示。

从某种程度上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孕育出来的新东西和天才要比次世界大战少。当然，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更大的灾难，战火殃及的范围更大，而且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社会和政治轮廓，其程度至少不亚于次世界大战，或许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1914年那一次，战争将连续性拦腰折断，粗暴的程度要厉害得多。1914年之前的岁月在我们现在，甚至哪怕是在1920年代看来，就像是一段漫长的大体和平发展时期的终止，为突如其来的巨大灾祸所断送了。至少是在欧洲，1914年前的岁月，被那些在它们之后没见过真正和平的人们以怀旧之情看待，这是可以理解的。

19世纪是一个延续不断且硕果累累的时期，从而使其看上去像是人类一个无与伦比的成就，是那么的强大，即便在将其打断的那场战争期间，都保持着在我们今天看来也很惊人的水准。与之相比，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则标志着人类文化发展的衰退。以文学质量为例来说（这肯定是衡量智力和道德活力可靠的标准之一），1914年至1918年战争期间的文学质量之高，是1939年之后望尘莫及的。单是在西欧，这四年屠杀和毁灭的岁月，也是天才作品不断涌现的几年，有像萧伯纳、威尔斯和吉卜林、霍普特曼和纪德、切斯特顿和阿诺德·本涅特、比尔博姆和叶芝这样一些著名作家的作品，也有像普鲁斯特和乔伊斯、弗吉尼亚·伍尔夫、E. M. 福斯特、T. S. 艾略特、亚历山大·勃洛克、里尔克、斯特凡·格奥尔格和瓦莱里这样一些年轻作家的手笔。自然科学、哲学和历史学也未中断发展，还在开花结果。相比之下，新近的这场战争有什么可以拿得出手呢？

不过，或许在有一个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确是超过了前一次大战的：卷入这场战争的国家的领导人，除了法国明显例外，都要比他们的“原型”形象更高大，精神上更有趣。几乎可以毫无争议地说，斯大林比沙皇尼古拉二世更有魅力，希特勒比德皇威廉二世更有吸引力，墨索里尼比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亦然。还有，尽管威尔逊总统和劳合·乔治值得纪念，就的历史高度而言，他们却比罗斯福和温斯顿·丘吉尔稍逊一筹。

亚里士多德说过，历史就是“亚西比德做过或遭遇过的事”。[2]尽管社会科学想方设法颠覆它，这个概念也依然比与之抗衡的种种假说有根据得多，前提是历史被定义成历史学家实际所为。不管怎样，丘吉尔是由衷地认可这个概念的，且充分利用自己的各种机会加以推广。由于他的故事讲的主要是名人，加之对个人才华给予了恰如其分，有时甚至有溢美之嫌的评价，因此，他文中那些了不起的战时主要人物形象赋予了其叙述以某种史诗性质，他笔下的英雄和坏蛋获得的声望，不仅仅来自，或者根本不是来自他们所卷入事件的重要性，而是来自他们自身在人类历史舞台上固有的人格形象。他们的性格，陷于长久并列而且相互间时有冲突的状态，可以使彼此突出，显得醒目。

读丘吉尔的书，读者有时难免会神驰书外，在心里进行各种比较和对比。于是就会发现，罗斯福的过人之处主要在于其对生活的惊人热爱和对未来的毫不畏惧。作为一个对未来如此热切欢迎的人，他还给人以这样一个感觉：不管时代会带来什么，一切都会对他有利，没有什么东西会可怕或严重到不可征服、不可用、不可塑造成无法预料的新生活方式的地步，而这种新生活方式恰恰是他，罗斯福，及其盟友和忠诚的部属愿意倾注前所未闻的精力和热情去建立的。这种对未来的热切期待，这种不担忧浪太大或者太汹涌无法航行的心态，与斯大林或张伯伦身上那种显然惴惴不安地渴望将自己隔绝开来形成了为鲜明的对比。从某种意义上说，希特勒身上也看不到恐惧神情，不过他的自信来源于一个疯狂之徒狂烈而狡诈的幻想，太容易从于己有利的角度来歪曲事实。

对未来的信念如此强烈，对自身塑造未来之能力的信心如此坚定，一旦与现实地评价未来真实轮廓的能力联系起来，就意味着对一个人周遭环境的趋势，对构成这一环境的人类的欲望、希望、恐惧、爱恨，对被客观地描述为社会和个人“潮流”的东西有一种自觉或半自觉的极为敏锐的意识。罗斯福把这种敏锐性发展到了天才的程度。他之所以赢得了在整个总统任期内都得以保持的象征意义，主要是因为他对时代大势及其未来投影的把握达到了极为罕见的水准。不仅是在对美国公众舆论动向的洞察上，而且在对当时更大的人类社会运动总趋向的把握上，他的嗅觉都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这一运动内在的涌流、震颤和回旋，似乎都以地震仪般的精确性记录在他的神经系统中了。他的大多数同胞都认可这一点，只不过有些人是满腔热情，有些人则是怀着忧郁或强烈义愤。远在美国边界之外的人们把他视为他那个时代真诚而坚定的民主代言人，现代、外向、胆、想象力、气磅礴，摆脱了内心生活的种种困扰，在令人相信他的洞察力、预见力，以及为普通人之理想代言的能力方面有着盖世无双的才能，这种看法是正确的。

这种不只对当下而且对将来的自如感，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如何去和为什么去，这使他在健康终受到损害之前一直都很开朗、很欢快，乐于与极为多样、截然对立的人为伍，只要他们代表了波澜壮阔的生活中的某一个具体的方面，在各自独特的世界里积极进取，随便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都行。这种内在的生命冲动弥补了，而且还不止弥补了智力或性格上的不足，他的敌人—还有他所伤害的人—从来没有停止过指出这些不足。他似乎真正没有受到他们奚落的影响：他不能忍受的是消极被动、无声无息、闷闷不乐、恐惧生活，或者满脑子里不是永生就是死亡，无论与之相伴的是多么强大的洞察力或多么灵敏的感悟力。

丘吉尔则几乎处于另一个。他也不惧怕未来，而且从来没有哪个人能像他那样热烈地热爱生活，并把那么多的热忱倾注给他所接触的每一个人、每一样事物。但罗斯福，像所有伟大的发明家一样，对社会的未来形态有一种半自觉的前瞻意识，这样的意识与艺术家的并非全然不同，而丘吉尔呢，尽管其表面外向，却善于内视自省，其强烈的意识是对过去的回顾意识。

这种他据以设想当下和未来的清晰而色彩鲜明的历史观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正是因为这一源泉提供了主料，他的世界才建造得如此结实，装饰得如此丰富精巧。如此坚固、如此“有容”的建筑，建造者不可能是个像一台敏感的仪器那样的人，动不动就会对别人、别的机构或民族永远都在变化的情绪和动向做出反应与响应。说实在的，丘吉尔的长处（也是他身上令人畏惧的东西）正在于此：和罗斯福不同，他身上没有装备不计其数，连变动不居的外部世界中小的波动信号都能捕捉到的敏感天线。

和罗斯福不同（而且就这一点而言，与格莱斯顿[1]和劳合 · 乔治也不同），他不以热切且全神贯注的方式反映一个当代的社交世界或道德世界，相反，他创造了一个具有强大力量和高度连贯性的世界，使其变成现实并通过施加不可抗拒的力量改变外部世界。正如他的二战回忆录所表明的那样，他有巨大的消化事实的能力，不过这些事实不是以它们的本来面目再现，而是按照他强力加诸这些“原料”的类别，改造成了他可以用来构筑他自己强大、简朴、固若金汤的内心世界的东西。

罗斯福，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是一个率性、乐观、喜欢娱乐的统治者，他似乎喜欢肆意奉行两个或更多完全矛盾的政策。这样欢快而看似无所顾忌的放纵行为令助手们感到失望，而更让他们惊愕的是他那般迅速和轻易地，在黑暗和危险的时刻摆脱了公务的烦忧。丘吉尔也喜欢娱乐，而且他也既不缺乏欢乐，又不缺乏热情洋溢的自我表现能力，此外他还惯于以令他的专家们不快的方式，漫不经心地快刀斩乱麻，但他并不是一个轻佻的人。他的性格中有一定的深度—并对悲剧的可能性有种相应的意识—而这正是罗斯福轻松愉快的天赋所本能地忽略掉的东西。

罗斯福玩起政治来技艺精湛，而且他的成功和失败都有精彩的风度。他的表演如行云流水，毫不费力。丘吉尔既熟悉光明，也熟悉黑暗。同内在世界的所有居民，甚或匆匆过客一样，他会有痛苦的忧思期和缓慢的恢复期的迹象。罗斯福可能说起过血和汗，但丘吉尔为英国人民洒泪时，说的是林肯、马志尼或克伦威尔可能说出的话，而罗斯福不会这么说，虽然他是一个豪爽、慷慨、敏锐的人。

五

丘吉尔并非未来晴朗灿烂文明的使者，他心里只有自己的生动世界，他对别人内心的真实想法有多大的了解还真不好说。他不是做出反应，而是主动行动；他不是像一面镜子去反映别人，而是按照他自己强有力的标准去影响和改变别人。写到敦刻尔克时，他说：

毫无疑问，在此紧要关头，我这个首相若稍有踌躇，早就被赶下台了。我确信，每个大臣都抱定了宁可马上舍命疆场，家庭和财产统统遭毁，也不投降的决心。他们的这种决心，代表了下院，也几乎可以说是代表了全体人民。在此后的几天和几个月里，在适当的场合表达他们心情的重任落到了我的头上。我能够担起这项重任，因为这种心情也正是我的心情。一股不可抗拒的白热烈焰燃遍了我们这座岛屿的每个角落。

那一年的6月28日，他叮嘱时任驻美大使洛锡安勋爵：“你的情绪应平和而冷静。此间没有一个人情绪低落。”

这些光辉的话语，难以恰如其分地反映丘吉尔在激发他所形容的情感方面的作用。因为他不是一个摄取、聚焦、反映和放大他人情绪的灵敏镜头；和欧洲的那些独裁者不同，他并未像一台仪器那样利用公众舆论。1940年，他认为自己的同胞有着百折不挠的刚毅、决不投降的品质，并坚持了下去。无论如何，如果说他未能典型表现他的一些同胞在危险时刻所惧怕而又期望的东西，那是因为他把他们高度理想化了，以至于这些人终都接近了他的理想，并开始用他看待他们的方式看待自己：“我有幸表达出来的英国开朗而沉着的脾性”——此话倒是不假，不过这样的脾气大部分是他塑造出来的。他的言辞极具催眠力量，他的信念极其坚定，从而使他凭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就能迷住他们，让这些人觉得他道出的确实是他们内心的东西。毫无疑问，这种东西是存在的；但直到丘吉尔把它唤醒之前，多数时候都沉睡在他们内心之中。

1940年夏天，他发表了那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演说之后，他们对自己有了一个新的看法，此后他们自己的英勇与世界的敬重就把他们树立成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英雄形象，如同温泉关战役或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一样。他们勇往直前，加入战斗，被他的话语改变了。他们在自己身上所发现的精神，是丘吉尔用他内心资源在他本人身上创造出来后，灌输给了自己的民族的，而他把他们的生动反应看成了原始冲动，认为他自己只是有幸用合适的话语将这种精神表达了出来而已。他之所以能营造出一种英雄的气氛并改变了不列颠之战的命运，靠的不是捕捉其周围人们的情绪（实际上，在任何时候，这情绪都不是一种怯懦的恐慌、昏乱或冷漠，而是有些糊涂；坚强，但缺乏组织），而是毫不动摇，不为他们的情绪所左右，正如他不为构成其周围生活的五光十色、转瞬即逝的缤纷色彩所动一样。

英雄般自豪的特殊品质和他在特定时刻心中涌起的崇高感，不是像罗斯福那样，来自活着和掌控历史关键时刻的欣喜之情，乐于面对事物的变化和不稳定性，乐于面对未来的无限可能性—正是未来的不可预测性为每时每刻自发的即兴创作，为与不安分的时代精神相一致的富有想象力的大举措，提供了无穷的可能性。相反，它来自不断内省沉思的能力，来自情感的厚重与坚定，特别是对于他承担着个人责任的伟大传统的感情和忠诚，他肩负这一传统并必须将它传递给值得接受这神圣重担的人，不仅要完好无损地传递给他们，而且还要加以强化和渲染。

俾斯麦曾经说过，根本就不存在政治直觉那样的东西：政治才华就是听得见遥远的历史骏马的蹄声，然后以超人的气力跳起并抓住骑手衣服后摆的能力。没有人比温斯顿·丘吉尔更急切地侧耳倾听过这攸关命运的声音，1940年，他做出了英勇的一跳。他在回忆那段时光的文字中写道，“想压制由对可怕事情的长期权衡而产生的内心激动，是根本不可能的”，而当危机终爆发时，他已有准备，因为经过毕生的努力他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标。

首相的地位很独特：“如果他绊了一下，必须将他撑住；如果他犯了错误，必须加以掩盖；如果他入睡了，不得肆意打扰；如果他无能，则必须砍脑袋。”这是因为此时他是“英国的生活、启示及荣耀”的守护人。他对罗斯福是百分百的信任，“我深信，为了岌岌可危的世界自由事业，他连命都可以不要，更不用说公职了”。他在自己的散文中记录了紧张气氛不断上涨攀升到高潮一刻，不列颠之战—“这是一个生或死都同样伟大的时刻”。这种看待致命危险时乐观、英勇的眼光及征服的意志，在失败似乎不只是可能而是在所难免的时刻油然而生，是炽盛的历史想象的产物，而这种想象所依赖的材料不是外在之目而是内在之眼所见：这幅图像有着难以复制的形状和简洁，将来的历史学家打算在平日灰暗的光线下严肃地评价和解释这些事实时，便会发现这一点。

六

丘吉尔首相之所以能将自己的想象和意志强加给他的同胞，并且能像伯里克利那样统治他们，恰恰是因为他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比生活中的伟岸和高贵，并在危难关头把他们抬举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高度。这是一个放在平时人们并不喜欢，也不应该喜欢生活于其中的氛围，这样的氛围要求人们高度紧张，而这种紧张如果持续久了，就会毁掉所有正常眼光，将人际关系过分戏剧化，并将正常价值观歪曲到无法容忍的程度。不过在当时，这样的氛围确实改变了不列颠岛大部分居民的本性，并将他们的生活戏剧化，让他们自认为且彼此都认为他们穿在身上的是适合于伟大英勇时刻的盛装，这样也就把懦夫变成了勇士，从而达到了让他们披挂上阵的目的。

这就是独裁者和蛊惑民心的政客把爱好和平的全体人民变成一支支勇往直前的军队的手段；丘吉尔独特而又令人难忘的成就在于：他在没有破坏，甚至是没有改变一个自由体制的情况下，在这个体制的框架内编造出了这一必要的幻象。他激发出来的种种精神，在紧急时刻过去之后，并未延续下来，成为压迫和奴役人民的精神枷锁；他以一种历史观解释现在而拯救了未来，却并未歪曲或阻碍不列颠民族的历史发展，以一个虚构的传统或者说一个万无一失的神奇领袖的名义，试图让不列颠民族去实现一些无从实现、不可企及的辉煌。丘吉尔没有陷于浪漫主义的这一可怕报应之手，靠的是颇具那种自由论者的感觉，它虽然有时对现代种种专制统治悲剧性的方面缺乏认识，却依然不乏敏锐的洞察力，虽然有时太宽容，但对极权主义政府蒙蔽人民的种种大骗局中虚假、荒诞、卑劣的东西，还是能洞察出来的。丘吉尔把一些尖刻、特点的称号留给了独裁者：骂希特勒是“这个恶棍，这个仇恨和失败[1]杂交出来的怪胎”。[2]佛朗哥是“穷凶极恶”[3]，欺压一个“流尽了鲜血的民族”[4]的“心胸狭隘的暴君”[5]。他毫不宽恕贝当政府，而且还将其假传统及永恒法兰西之名的做法视为对民族感情的一种令人厌恶的嘲弄。1940年到1941年的斯大林是“一个集冷酷无情、老奸巨猾、孤陋寡闻于一身的巨人”。

丘吉尔这种发自内心的对篡位者的敌意，甚至比他对权利和勋位的热爱都要强烈，乃是源自他和罗斯福总统明显共有的一种品质—对生活非同寻常的热爱，对强加在丰富多彩的人类关系上的清规戒律的憎恶，对什么东西促进发展与活力，什么东西妨碍或扭曲发展与活力的直觉。但由于丘吉尔如此热爱的生活是以历史的形象，作为传统盛典的一部分呈现在其面前的，所以他构思历史故事的方法、重点的分布、人物和事件相对重要性的安排、对历史的推测、故事的架构、句子的结构以及词语本身，都是一种历史复兴的要素，其鲜活、新颖、独特的程度，完全可以与文艺复兴或英国摄政时期的新古典主义媲美。

说这样的叙事方式想当然地认为不带个人色彩、沉闷无趣、平淡无奇的东西必然也是无足轻重的东西，因而把太多的东西都完全略去了，这样的抱怨也许不无道理；但是哀叹这样的叙事方式不现代，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没有那些客观的历史学家不置可否、不偏不倚的玻璃或塑料感描述那么真实、那么能回应当代的需求（那些历史学家认为事实且只有事实才是有趣的，更糟糕的是，他们认为所有事实都同样有趣），这不是懦弱的迂腐和盲目，还能是什么？

七

罗斯福总统与丘吉尔首相之间的差异，至少就一个方面来说，不止是明显的民族性格上的差异，受教育程度上的差异，乃至气质上的差异。虽然罗斯福不乏历史意识，生活上大气洒脱、无忧无虑、悠然自得，有着不可动摇的个人安全感，到远在自己国界之外的广阔世界上都天生能把它想得跟在家里一样，但他是一个典型的20世纪新世界的孩子；而丘吉尔就不同了，别看他热爱当下，有着难以满足的求知欲，对我们时代的种种技术可能性有清楚的意识，而且还会不停地畅想如何才能让这些技术得到极具想象力的应用，别看他对“基本英语”[1]很有热情，别看访问莫斯科时他的连体外套[2]令招待他的主人们很不快，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但他仍旧是一个19世纪的欧洲人。

可见二人之间的差异是深层次的，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他与那位他如此崇拜，对其气派的办公室都满怀敬畏的美国总统何以会在观点上不一致。美国与欧洲之间，或许也是20世纪与19世纪之间的一些根本差异，在这一引人瞩目的互动中似乎明晰化了。也许20世纪之不同于19世纪，就如同19世纪之于18世纪。塔列朗[3]曾有过一句名言：不是前朝过来人，不识生活真乐趣。确实，从我们的角度遥看，有一点是清楚的：19世纪早期那些真挚、浪漫的年轻人似乎不能系统地理解或喜欢革命前那个世界开化的代表人物的生活态度，在前后界线明显的法国则尤其如此；那种讽刺，那种尖锐，那种细腻的眼光，那种对性格、风格上细微差异的明察秋毫和专注，那种对勉强可辨的色调区别的全神贯注，那种使得像狄德罗那样“进步”、那样有远见的人的生活都与浪漫主义者更大也更简单的眼光有天壤之别的极度敏锐，正是19世纪缺乏历史洞察力而不能理解的东西。

假设雪莱遇到了伏尔泰，聊过一番后，他会有何感受呢？他极有可能深感震惊—震惊于对方看起来眼界的狭隘、所了解领域的狭小、貌似的琐碎与挑剔、对怨恨近乎老姑娘似的絮叨、对微不足道的东西的专注、细枝末节的经验感受。看到伏尔泰对自身时代大的道德和精神问题如此荒唐地视而不见，他可能会感到恐怖或遗憾—这些普遍而又重要的问题，恰恰是秀清醒的心灵痛苦不安的原因之所在。他可能会觉得此人是个坏蛋，不过更有可能会觉得此人可鄙，太尖刻、太渺小、太卑鄙，下流到了荒唐可耻的地步，喜欢在圣洁的地方，神圣的场合傻笑。

反过来，伏尔泰则很可能会让对方给烦透了，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口若悬河大谈特谈伦理道德；他可能会以冷淡而敌视的眼光看待对道德问题的这种兴奋劲儿。圣西门那种天下大同的宏伟世界观（曾极大地激励了半个世纪后的左翼青年），寄希望于运用有效集中的科技和精神资源，改变世界的形状并将其整合成一个井然有序的人造整体，在伏尔泰眼里似乎就是一片死气沉沉而又单调乏味的沙漠，太单一，太没滋味，太不真实，显然没有意识到那些不起眼、半遮半掩却非常关键的不同和不一致之处，须知，正是这些赋予体验以个性与韵味，没有了它们，文明的憧憬、风趣和交谈都不可能有，优雅考究的文化孕育出的艺术当然也无从谈起。19世纪的道德观在他看来可能就是一台迟钝、简陋、粗糙的仪器，无法对准聚光灯的焦点，无法捕捉瞬息万变的声音和颜色，它们或萦绕不去或一闪而过，千变万化所表现的就是喜剧与悲剧—也是人际关系、人情世故以及政治、历史和艺术的实质。

这种沟通之所以失败，原因不是一个纯粹的观点变化问题，而是将两个世纪区别开来的眼光问题。18世纪的眼光是微观的，而随后的19世纪的眼光则是宏观的。后者的眼界宽多了，不说是从全球的角度，起码也是从欧洲的角度看问题，所看到是崇山峻岭的巍峨轮廓；而18世纪看到的，再清晰再真切，也只是山坡某一部分的纹理、裂缝和明暗。18世纪眼光的目标要小一些，眼睛距离目标也要近一些。19世纪的种种重大道德问题不在其敏锐的辨别力所注视的范围之内：这正是伟大的法国革命造成的惊人差异，而这种差异所导致的不是必然更好或更坏、更丑或更美、更深邃或更肤浅的东西，而是一种首先在种类上就不同的局面。

与这一显著差异不无相似之处的某种东西将美国与欧洲（也将20世纪与19世纪）区别开来。美国人的眼光要宽阔一些，也大气一些；美国人的思想，虽然表达方式上有其狭隘性，却以一种一览天下的远大目光，突破了民族与种族的藩篱，超越了世界观的差异。它所注意的是物而非人，把世界看成丰富的、具有无限可塑性的原材料，有待于经过设计与打造，满足渴求幸福、善良和智慧的全人类之需（19世纪以这样的方式看待世界的人都被认为是怀有乌托邦空想的怪人）。因此，在美国人的眼里，以如此剧烈的方式将欧洲人区分开来的那些差异和分歧，肯定是一些微不足道、荒谬可耻，不值得有自尊心、有道德意识的个人和民族所拥有的东西；事实上，应该予以扫除，提倡一种更简单也更宏大的现代人权力和任务观。

美国人的这种态度，这种可能只有住在山巅或一望无际的广袤平原上的人才能饱览的巨幅全景，在欧洲人眼里平淡得出奇，缺乏细腻与色彩，有时似乎毫无深度可言，肯定不具备那种或许只有生活在山谷里的人才有的眼光，对细微区别立即做出反应的能力。因而在他们看来，美国人虽然见多识广，但理解的东西太少了，不得要领。当然，这样的说法并不适用于每个美国人或欧洲人—在欧洲的当地人中不乏天生的美国人，反之亦然。不过它似乎描绘了这两种迥然不同的文化典型的代表。

八

从某些方面来看，罗斯福对欧洲人的这一态度有着半清醒的理解，且并未完全谴责。更加清楚的是，丘吉尔在很多方面对美国的生活方式有着本能的同情。但总的来说，他们的确代表着不同的世界观，而他们对彼此的才能却能理解和敬重到那样高的程度，正是两人非凡想象力和喜爱生活多样性的体现。在彼此眼中，对方都不仅仅是盟友，是一个伟大民族令人敬仰的领袖，还是一种传统和一种文明的象征。他们期望通过自己的异中求同谋求西方世界的复兴。

罗斯福让神秘莫测的俄罗斯给迷住了，丘吉尔对于它那陌生及对他没有吸引力的特点却本能地避而远之。总的说来，罗斯福认为自己能够说服乃至劝诱俄罗斯，把它融入向整个人类敞开怀抱的伟大社会中来。丘吉尔则基本上持怀疑态度。

罗斯福富有想象力、乐观，是圣公会教徒，自信、开朗，做事凭经验，天不怕地不怕，信奉社会进步的观念。他相信，付出足够的精力，打起足够的精神，就什么事情都可以干成。对于探索藏在表层下面的东西，他打起退堂鼓来不亚于任何一个英国小学生，而他看到了世界上各民族之间大量的相似之处，从中可以用某种方式建立一种新的更自由、更丰富的秩序。丘吉尔也富有想象力，精通历史，更严肃，更专心，更专注，更入神，对于可能致使那一秩序难以实现的种种永久性差异有极为深刻的感触。他相信制度有别、种族和阶级的本性难移、个体有类型之分。他的政府是按照明确的原则组织起来的；他的私人办公室运转也纪律严明。他的习惯虽独特，却有规律。他相信一种自然的、社会的、近乎形而上学的秩序—一种不可能打破也不应期望打破的神圣的等级制度。

罗斯福相信灵活性，随机应变，以无限多样的新颖和出其不意的方式卓有成效地运用人力和资源。他的官僚体制有些混乱，也许是故意如此。他自己的办公室组织得并非井井有条，他实行的是高度个人化的政府。他让那些鼓吹制度性权威的人大为光火，但换成任何一种别的方法，他还能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还真难说。

世界观上的这些差异很大，不过两者的襟抱都很广，而且都是真正的世界观，没有受到个人嗜好和道德标准差异的局限与扭曲，那种道德标准差异曾在威尔逊、劳合 · 乔治与克莱蒙梭三人之间造成致命的分裂。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经常意见相左，二人的理想和方法相去甚远，在罗斯福总统随从的回忆录和随笔中对此多有涉及。但这种讨论始终是在两位政府首脑都意识到的层面上进行的。他们也许有过互相对立的时候，但从来没有想过要相互伤害；他们也许签发过完全相反的指令，但从来没有发生过口舌之争。妥协的时候（这对他们来说是常有的事），他们并无痛苦感或失败感，而是视之为对历史需求或对方传统与个性的回应。

他们在对方面前所呈现出的是一种远高于盟友或下属之争的潇洒浪漫状态：他们的会晤和信函往来是双方都有意应对的事情。他们是流着王室血脉的表兄弟，且都为这层关系感到自豪，只是这种自豪往往会为对于对方独特品质的一种鲜明且有时好笑，但绝无讽刺意味的印象所调和。在这一超乎寻常的历史巨变期间结成的这种关系，因其严肃性而稍被夸大，它从未减弱或衰退，而是保持了正式的尊严与高涨的情绪之结合，几乎是史无前例地将两国的首脑联合在了一起。彼此个人深深被对方所吸引，或不如说是被对方的思想所深深吸引，并以自己独特的昂扬精神将其感染。

这种关系之所以真诚可靠，其基础甚至超出了牢固的利益共同体或是个人与官方的尊重或敬佩—换句话说，这得益于他们喜欢对方能以生活中的古怪和幽默之处为乐并乐于积极参与其中，喜欢到了那样特殊的程度。这是一种独特的私人关系，对于这样的私人关系，哈利 · 霍普金斯不仅能够理解，而且持毫无保留的鼓励态度。罗斯福的趣味感或许轻松一点，丘吉尔的趣味感则稍稍严肃一点。但这正是他们彼此共有的东西，而在英美之外有这样态度的政治家，即便有，也只是极个别的。他们的下属有时忽略或误解了这种东西，而它却赋予两人的交往一种极为奇特的性质。

罗斯福的公开讲话与丘吉尔激动人心的杰作大相径庭，但他们在精神或本质上并不矛盾。在罗斯福的眼中，他自己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他并没有给我们留下自己的描述。或许他太多生活于当下每日，在性情上无暇顾及这一任务。但他们都完全清楚彼此在当代世界的历史上所处的统领地位，而且丘吉尔对其管家角色的描述，就是在非常清楚这种责任的状态下付诸笔端的。

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而且他也是以与之相应的严肃态度来对待这个时刻的。他像历史舞台上的一个伟大演员—恐怕也是后一个这样的演员，在炫目的灯光下以一种大气、从容不迫的庄严语调念他那令人难忘的台词，这对于一个知道自己所做的工作和他本人将成为很多代人研究和评判对象的人来说是再适合不过了。他的叙述是一次盛大的公开演出，颇具庄重华丽之气象。那一个个掷地有声的词语、一串串精妙绝伦的警句，还有那充沛饱满的情感特质，一起构成了他表达对自己、对他的世界之看法的一种独特手段，必将像他所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一样，进一步强化他著名的公众形象，而这一形象已经无法与作者的内在本质及真实本性区分开了：一个形象异常高大的人，其组成要素都比普通人的更大气、更质朴的人；一个胆识超人、强壮而富有想象力，在有生之年就成了一位历史巨人的人。身为其民族所产生的两位伟大的行动巨人之一；一个有着惊人力量的演说家，拯救了自己国家的人；一个既属于现实也同样属于传说的神话英雄，我们时代高大无比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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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实在感使他免于空谈，尽管他有深刻的信念。当他知道的东西与正统学说发生冲突时，他不否认来自道德、社会和政治感受的直接证据。

特别是对教育的尊重，对完整人格的尊重，对每一个领域中扎实成就的尊重，以及处理所有问题都要有清晰而具体的方案—有时要不惧权威；

他希望他的国家获得自由和幸福，但不能以冒犯他和他们相信的人类价值为代价。他希望把他们从放逐地带到一块土地上，在那里，他们可以过上适合人类的生活，不必背弃自己的理想或践踏别人的理想。

首相能够把他的想像力和意志力施加给他的国民，拥有伯里克利那样的统治地位，严格地说是因为在国民面前他比真实的自己更大、更高贵，并且在危机关头把他们提升到一个不同寻常的高度。这是一种人们常常并不喜欢居于其间的氛围；它需要高度紧张，持续下去就会毁掉所有的正常感觉，过分夸大人际关系，并且把普通的价值歪曲到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不过，它到头来确实改变了大量大不列颠群岛居民的自我认知，使他们的生活惹人注目，使他们穿上了自认为和彼此都认为与伟大的历史时刻相称的盛装，把懦夫改造成了勇士，无所畏惧地抗击敌人。

他准确无误地察觉到，很多问题的当代处方，过去和现在都毫无用处，因为它们太实用，因而过于短视，或者所用的概念对于人性——特别是对于他写的那些仍然隐藏着的、被忽视的力量——来说过于肤浅、过于粗糙和短暂、过于粗俗和无礼。

我对观念的毕生兴趣应归结于我的俄罗斯出身。俄罗斯这个国家的现代历史，是各种抽象思想观念产生巨大威力的活教材。... 俄国人有大大简化他人思想并用以指导行动的非凡天赋。

幻想带来的绝对正确的感受确实更加激动人心，但会在社会和个体中引发愚蠢疯狂的行为。

编辑推荐

这本增订版的《个人印象》（新增11篇），收录伯林为二十多位名人撰写的纪念文章，如丘吉尔、罗斯福、赫胥黎、爱因斯坦、凯恩斯、纳米尔、奥斯汀、阿赫玛托娃、帕特捷尔纳克等。以伯林特有的视角，在20世纪背景下，勾勒出一帧帧栩栩如生的个性肖像，合成了一组奇妙的变奏曲。

伯林天生有一种开朗乐观的幽默感，他觉得这个世界很精彩，“生活，可以透过多个窗口来看”。从伯林笔下这些特点鲜明、性情与趣味各异的人物，我们可以领略伯林的价值多元主义，学习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去体察大千世界，更好地与他人和其他文化共处。

媒体评论

一本令人着迷的文集……很难想出另一位如此精辟、如此有趣，而又如此完全不带恶意的作家。——安东尼·斯托尔，《旁观者》

伯林可爱的特点就是，他能欣赏那么多完全不同的人，能为我们描绘他们每一位，并且看到他们的核心特点。——玛丽·沃诺克，《听众》

这是一本非常感人和严肃的书，也是一本脍炙人口的书。——理查德·科布，《卫报》

与哈姆雷特相同的是，他[伯林]也惊叹人类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杰作，与哈姆雷特不同的是，他喜欢人类。——诺尔·安南

前言

序言

赫米奥尼·李

以赛亚·伯林是一位政治哲学家、观念史学家，同时还是一位自成一体的传记作家，以其特有的方式讲述着五彩缤纷的人生故事。他相信天才，也相信个人具有改变和影响历史的力量。他想参透卓越人物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是如何影响世界的，并将其描述出来。个人魅力与聪明才智的能量令他着迷。他好奇心特别强，非常爱交际，观察力十分敏锐。对于个人的逸闻趣事，他津津乐道，越奇特越好。他喜欢引用康德的一句名言：“人性这根曲木，绝然造不出直物。”而他毕生所关心的问题之一便是搞清楚历史运动是如何从“人们头脑里的观念”中诞生出来的。

已有很多人注意到了，他很喜欢结交贤达名流。他的朋友，哲学家艾伦·蒙蒂菲奥里曾这样形容过他：“他喜欢有特点的人，不见得是非同凡响的人……而是在某方面突出的人。他对怪癖行为饶有兴趣。”为他作传的叶礼庭[2]曾写道：“他陶醉于世俗的东西［……］。总是对有名气、有个性和非同凡响的人物着迷。”在他的书信与广为报道的传奇般的神聊中，这种痴迷可能只给人以八卦的印象—尽管八卦也是一门艺术，对于这门艺术，他练得可谓是炉火纯青，得心应手。而在这些公开发表的篇目中（有些是为了纪念活动和丧礼而作，有些是事后很久的回忆之作），有一种更严肃、更公共、更持久的意义。从本质上说，这本书是在弹奏一曲以美德为主题的变奏曲。

伟人何以成为伟人？这是他探问的一个问题。（几乎总是男人才能成为伟人，尽管弗吉尼亚·伍尔夫、莉迪亚·凯恩斯、萨洛梅·哈尔珀恩和安娜·阿赫玛托娃构成了饶有趣味的例外。）如果说这些篇目有时候给人以重复之感，那是因为—虽然涉及的人物众多，且表现出了非同一般的同情，它们始终都没有离开这个问题：作为一名领袖、政治家、思想家或教师，一个人的个人力量和性格品质是如何表现并产生影响的？

伯林描绘其对象的办法是用形容词的涂抹来呈现其性格特征。诺埃尔·安南在其1980年为《个人印象》版所作的那篇文采斐然的《序》（本版改为《后记》）中，称之为点彩画法，将伯林的散文风格比作法国点彩派画家修拉的油画。这一手法亦可称为厚涂颜料法，浓墨重彩。在这些丰富的形容性辞藻中，有三个关键词一直在不停地出现：“快乐”（gaiety）、“魅力”（charm）和“无畏”（fearlessness）。“自然”（spontaneity）、“热情”（warmth）、“活力”（vitality）、“善良”（kindness）、“可爱”（sweetness）、“坦率”（candour）也很重要。这些都是对他很有吸引力并且令他兴奋的品质。他常常能从各种人物中发现这样的品质，而别人可能觉得这些人物毫无魅力和可爱可言，这正是本书的有趣之处。

伯林把这些文章比作18世纪的祭文，“追念已故名人的致辞”。是颂扬之词，也是爱戴之情的表达：“我彻底为他的魅力所倾倒了，而且整个余生都是如此。”（《伊扎克·萨德赫》）“我了解他，爱戴他，敬佩他，也哀悼他的去世，以及随他而逝的那个幻想世界。”（《奥伯伦·赫伯特》）“我发现他很有魅力，跟他在一起很愉快，其实用迷人来形容他都毫不夸张，而且他无疑是我这辈子所见过的聪明的人。”（《梅纳德·凯恩斯与夫人莉迪亚》）他很少说自己所写之人的坏话，虽然他也喜欢让你看到他们中的有些人是多么让人难以忍受，同时又交代清楚自己欣赏他们的原因。历史学家刘易斯 · 纳米尔是“一个天才”，也是“一个无聊得要命的家伙”。休伯特·亨德森从来不肯放弃自己的论点。J. L. 奥斯汀是一个冷酷得可怕的老师。莫里斯 · 鲍拉“渴望得到赏识”。埃德蒙·威尔逊可能会粗鲁得惊人而且“容易陷入疯狂的幻想、荒唐的揣测、无端的爱恨”。这些人他全都喜欢，他能看出这些难以相处之人内心里好的和了不起的东西。

就这一点而言，这些随笔与他的书信是迥然有别的，他的书信常闪烁着尖刻的光芒。在这本书中，找不到半句他在书信中评价其牛津同事那样的话，如他说A. L. 劳斯“一天天变得越来越令人不堪忍受和可怕”，新学院的史密斯院长“从根本上说很轻浮，而且不在乎他人的感受”，A. J. P. 泰勒是“一个一文不值的人……道德和情感上（有残疾的人）”，贝利奥尔学院像克里斯托弗 · 希尔那样的左翼历史学家是“虔诚的无神论者，冷峻、忸怩、充满了自卑感，而且几乎对一切自发性和活力都深恶痛绝”。

在本书中，仇敌的姓名都未加披露，而只有靠推断才能知晓。他只是间接提到了自己崇拜的英雄所不得不对付的人，这些敌对势力包括共产主义领袖（“一群群政治蝗虫”）；暴力的独裁者和的革命者；受“抽象原理和笼统理论”所驱使的思想理论家；狂热分子、暴君、反犹分子、伪君子和迂夫子、自命不凡者、妄自尊大者、自欺欺人者以及缺乏幽默感者。伯林深谙妥协与自欺欺人在公众领域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也明白对于大多数政客而言，“个人动机，往低里说，是与政治上权宜之计的概念密不可分的，往高里说，是与一种纯粹且无私的公众理想密不可分的”。他知道聪明的学者会“对地位很敏感，生怕自己得不到充分认可”。但他崇拜的人另当别论。

他笔下的人物可分为四大类型：学者、领导人、作家和冒险家。类主要是牛津的教师。伯林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扎根在牛津的世界里。他曾三任全灵学院院员，次是从1932年到1938年，第二次是从1950年到1967年，后一次是从1975年到他去世。他本科就读于牛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1932年到1950年任教于牛津大学新学院，1966年创办沃尔夫森学院，任该院院长9年。本书中谈到了牛津学术生活的许多内容—其习惯、其布局与夙怨、其名人。这从历史的角度看会非常有趣：他对全灵学院的描述有时候让人感到就像是在描绘一种中世纪的乡村生活，村民们除了谈论哲学和约会安排之外，什么也不做。但也会给人以神秘和小圈子之感。写他20世纪20年代在基督圣体学院读本科的那一篇，是编辑过的一份院史采访录音稿，把读者假定为熟悉诸如“古典学学位初试”（classical Mods）、“命题作文”（set essay）、“特别自费生”（Gentlemen Commoners）和“拿优”（getting a Blue）等术语的牛津人，这样的读者自然会对为什么“基督圣体学院的学生在‘伟大人物’课上拿不到优是出了名的”会意地点头，觉得文中对“赛艇追撞比赛祝捷晚会”上醉后失态行为的描述令人捧腹，也会明白得到“一串不配得到的‘良’”是什么意思。

不过伯林笔下的牛津既是一个小村庄，也是一片大世界。很多伟大的思想家都曾在此留下足迹，而且牛津也是一个不错的性格检测场。政治舞台上的口是心非、势不两立，在这里也屡见不鲜。就道德节操而言，一个人在公共休息室的行为与判断，同在内阁或陆军部的一样重要。譬如，1933年，他的牛津同事是喜欢还是讨厌来自美国的客座法学教授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在伯林看来可以作为“一个简单却不失有效的标准，用来衡量一个人是喜欢还是厌恶生命力”。[2]伯林笔下的绝大多数同事都是一些除了教书、思考、写作和讲话外什么也不做的人，但他让我们领略到了他们的重要性乃至英雄品质。他会用颂扬一位世界领袖的赞美之词来称赞一位牛津的哲学家。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心目中的英雄都是反对专制，信仰个人自由之士。他深受为人张扬的伊扎克·萨德赫或堂吉诃德式的冒险家奥伯伦·赫伯特那样的特立独行者所吸引。他崇拜那些信奉犹太复国主义的以色列开国元勋，说到他们时他总是满含景仰之情，而把他自己对这个国家及其未来越来越喜忧参半的矛盾心情埋在了心底。他尤其认为哈伊姆·魏茨曼是个天才，因而写到他的时候，更是文采斐然，饱含深情。他对“有着极为敏锐的触角”的政治家和凭借“专注的意志力、直率和力量”进行统治的政治家都同样着迷。富兰克林·D.罗斯福是他眼里类政治家的耀眼典范，丘吉尔则是第二类的楷模。他关于这些政治家的篇目都是颂扬之词。丘吉尔是伯林崇拜的英雄，令当时很多读者失望不已的是，他选择了没有去批评丘吉尔。对伯林来说，丘吉尔的魅力在于其雄辩的表演，“像历史舞台上的一个伟大演员—恐怕也是后一个这样的演员”，具有一种以令人信服的口才阐述自己强大历史观的神奇本领。

伯林喜欢扣人心弦的表演，他本人就是一位引人入胜的演员，不论是作为讲演者还是作为交谈者或作家。在这些随笔中，他自己很少现身，主要是把别人摆在了主要位置。但他的人生表现却可以透过他人的人生读出来，而本书的一个有趣之处，即在于可以把它当作一部碎片式的传记来读。写到他自己时，他往往惜墨如金，语带诙谐，这一点可以从他说自己读本科时很懒散（“而且整个后半辈子都没改掉这一臭毛病”），或是说他“远非一个不爱说话的闷葫芦”这些文字中看出来。他亲近的朋友中有一些是跟他意见相左的人，对于这一有意思的事实，他未予置评。有时候，仿佛在交谈中一样，你可以听到他聊起天来会是个什么样子，比如，在聊到波托菲诺时，他说“利古里亚海岸这一地区的居民不喜欢言过其实的理想主义”。

但书中也有很多地方，他以极其认真的态度显示了他本人。可能只是捎带一笔，正如他在简要描述自己亲历1917年彼得格勒爆发的俄罗斯革命那样，那场革命令他“对任何形式的暴力都染上了永久的恐惧症”。[1]伯林1909年出生于里加的一个俄罗斯犹太家庭，而他在《伊扎克·萨德赫》那篇随笔中谈到里加的犹太人，或在写魏茨曼的那篇中谈到19世纪晚期的俄罗斯犹太群体时，都写到了他的家族和祖先，不过没有提及他自己。在这里及一些自传性文字中，他的根、他的学术史、他所受的教育、他对自己犹太身份的意识、他的亲英倾向及道德和审美偏好都昭然若揭。

这一点在《1945年和1965年与俄罗斯作家的会面》这篇感人肺腑、文辞优美的随笔中表现得为明显，尤其体现在他列宁格勒与安娜 · 阿赫玛托娃那场如今看来颇具传奇色彩的邂逅中。这就尖锐地提出了书名中“印象”一词所固有的一些问题。这些随笔中有若干篇都是书中所述之经历与事情过了二三十年之后才写就的，因而显现了作者对久远往事的非凡记忆力。他会说起埃德蒙·威尔逊1954年的一次造访，在1987年的一篇随笔中细节精准地进行了描述，称“我记得他的原话”。[3]也会追述他与刘易斯·纳米尔在20世纪30年代的友情，并在1966年写道：“这篇记叙……不是根据调查研究，而是纯粹凭回忆写成的。”其中时间跨度长的篇目之一，是1945年与阿赫玛托娃的会晤，1980年才将这次会晤付诸笔端。然而，该篇也是本书中史实为生动，也强烈令人信服的篇目之一。

书籍介绍

【编辑推荐】

这本增订版的《个人印象》（新增11篇），收录伯林为二十多位20世纪名人撰写的纪念文章，如丘吉尔、罗斯福、赫胥黎、爱因斯坦、凯恩斯、纳米尔、奥斯汀、阿赫玛托娃、帕特捷尔纳克等。以伯林特有的视角，勾勒出一帧帧栩栩如生的个性肖像，合成了一组奇妙的变奏曲。

伯林天生有一种开朗乐观的幽默感，他觉得这个世界很精彩，“生活，可以透过多个窗口来看”。从伯林笔下这些特点鲜明、性情与趣味各异的人物，我们可以领略伯林的价值多元主义，学习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去体察大千世界，更好地与他人和其他文化共处。

【名人评价及推荐】

一本令人着迷的文集……很难想出另一位如此精辟、如此有趣，而又如此完全不带恶意的作家。

——安东尼•斯托尔，《旁观者》

伯林可爱的特点就是，他能欣赏那么多完全不同的人，能为我们描绘他们每一位，并且看到他们的核心特点。

——玛丽•沃诺克，《听众》

这是一本非常感人和严肃的书，也是一本脍炙人口的书。

——理查德•科布，《卫报》

与哈姆雷特相同的是，他[伯林]也惊叹人类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杰作，与哈姆雷特不同的是，他喜欢人类。

——诺尔•安南

【内容介绍】

本书记录了二十多位20世纪知识界和政治界的著名人物，如温斯顿•丘吉尔、富兰克林•罗斯福、哈伊姆•魏茨曼、奥尔德斯•赫胥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弗吉尼亚•伍尔夫、埃德蒙•威尔逊等。这些人，伯林都很熟悉，他以自然天成的幽默感、睿智轻松的语言、不带恶意的勃勃兴致讲述了自己对这些人物的个人印象。书中还详细描写了1945年和1956年在苏联与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的会面，感人至深。加上“彼时，我在何处”和“我生命中的三条主线”等回顾性文章，读来又像一本印象式的自传，引人入胜。

• 作者： 若耶溪水 发布时间：2020-11-13 16:19:32

  写的作家优于政治家优于学者，文字的概念抽象，评论都说了…书的装帧挺好～

• 作者： 梦游的西瓜 发布时间：2022-03-31 22:46:21

  生活可以透过多个窗口来看，没有哪个窗口就必然清晰或者必然模糊，比其他窗口的扭曲程度更小或更大一些，但我们还是要看向不同的窗口。

• 作者： logosun 发布时间：2022-02-12 17:57:52

  即使都是悼亡和追忆，柏林也并没有“只讲好话”。

  应该说是：赞美铺天盖地，批评时隐时现。赞美或批评，是在叙述中完成的；赞美或批评，都可以看到柏林对人世间的感悟。

  柏林讲述了他对很多人的印象，很多人生，很多传奇。很多有趣的故事。很多有张力的对话。幽默无处不在。很轻松的幽默，似乎奔腾的河流一路向东随处飞溅的水花，常常能感觉到，似乎充满智慧，有时能够理解，一定还有不少我没有能够意会的。

  有一点很可惜，我基本上只对以前知道过的感兴趣，对之前不知道的兴趣很少。于是，不知道的仍然还是不知道，知道的知道得更多了。

  有朋友说这是“信息茧房”，有道理。

• 作者： ileeeeyang 发布时间：2022-02-23 13:59:58

  「2022」柏林版的《人类群星闪耀时》，其中涉及了柏林在各个领域和阶段遇到的杰出人士，丘吉尔和最后的俄罗斯作家两篇让人无比动容，也体现了柏林作为“英国人”和“俄罗斯人”的隐射。但抛出人人区别外，我看到的是每一个伟大的人所具有的通性——敏锐的认知，独立的思考，独树一帜的灵性，最主要的，是对所涉猎领域无比的热情。

• 作者： 是隅隅呀 发布时间：2021-11-24 19:03:31

  除非将思想观念视为人类激情、欲望、渴求与懊恼的表达，否则是无法懂得思想观念为何物的；而“人生”这个词除非在脑海中唤起活生生的人——过去、现在和未来之人，否则也毫无意义可言。

• 到圣殿山车站——对读《俄国思想家》与《个人印象》

  作者：哈札尔学会 发布时间：2020-05-09 03:05:59

  作者：李舵

  我在写作本文之初，没有看到陆建德的相关论述，我本来想独立地探讨一下《俄国思想家》中，那个对于一切形式的一元论的“历史理性”或“进步话语都保持深彻怀疑的伯林，那个借评价赫尔岑说出“生命之目的即在生命本身；为自由而奋斗，目的是求个人今日、此地的自由；个人各自有其自身目的，个人的目的对他们自己是神圣的…个人自由就是个人自由，而非因为多数人欲求自由”信念的伯林，那个提倡多元价值的伯林，为何在《个人印象》中谈及以色列建国几大“豪杰”，如第一任总统魏茨曼或伊尔贡创始人之一其表兄萨德赫时，就完全不见对个人选择权的肯定，而只见对集体的虔诚依归？为何他竟然这样肯定这些“英雄“们为锡安主义对进步话语的挪用？如“他（魏茨曼）感到他自己代表的则是伟大的、战无不胜的人类对于个人解放、民族平等和过更好生活的愿望。他从自己对人类根本目标、核心利益的信念中汲取了巨大的道德力量，这不可能永远被阻挡下去，仅此就证实和保证了伟大的革命性事业最终取得成功。”我发现，在《俄国思想家》里，伯林表示不能信任的东西，如集体、“文明使命”，“进步事业”，还有“目的正义性可以保证任何手段的合法性”等等，在他书写魏茨曼时，他竟然可以全部表示拥护！

  在准备中，我读到了陆建德在掌握了比我读到的这两本书多得多的材料的基础上，对伯林和锡安主义关系所做的研究：伯林是一位积极的，自觉的，为以色列建国立有大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关于他在这一点上的事功，可以参看陆建德《来自权力走廊的报告：读以赛亚·伯林书信《飞扬年华：1928-1946》，收入陆氏文集《思想背后的利益》一书；同一本书中《以色列的以赛亚——伯林的犹太认同》，是为了支持佩里·安德森《英格兰的以赛亚》一文对伯林的分析，而《思想背后隐藏着利益——再说伯林的犹太认同》，则揭示了伯林为了犹太复国主义这个他思想的真正主轴，而不断修正他的思想和社会活动中的论述和立场的作法。对于犹太人历史上融入居住国的努力，例如犹太启蒙运动“Haskalah”，伯林总是颇有微词；对于认同“俄罗斯”身份的帕斯捷尔纳克，也曾经出语讥讽。而像马克思这样，又超越所在国国民身份，而自觉（或以政治流亡者的身份而被迫？）地以欧洲人身份来思考和写作的人，则更为刻薄乃至怨恨，而拒绝把马克思对“犹太人”的批评，与他的资本主义批判结合起来考虑。陆建德总结说：

  “我们曾见到过一种幼稚的渴望，学生们张着嘴，眼里是一篇热切的迷茫，手里的笔迅速抄录着黑板上的定义。伯林的锡安主义的感情和信仰构成了他的‘想象背景’和‘内在堡垒’，绝不是一个苍白的‘自由主义’所能包容的。”

  见到了他的论述和总结，解除了驱使我写作本文的困惑与责任感和我掌握材料的稀薄及时间之紧张间的巨大张力。伯林在《俄国思想家》中收录的《俄国民粹主义》一文中说：“一九一七年列宁组织布尔什维克革命，他所采用的技术，至少初看之下，即可见得，近似特卡乔夫及其信徒推荐的技术，而与马克思或恩格斯之说全不相类”，也就是说，列宁并未能真正把握历史理性（而在本书中其他地方，伯林多次讲过，一元的历史理性本来就不可能被把握），这与威尔逊《到芬兰车站》中对列宁的描绘迥然不同。然而，在柏林那里，这列历史理性的列车并非真的不存在；而是驶向了另外一个方向，那就是圣殿山下的耶路撒冷，犹太民族及其以色列国的复兴，作为人类进步的症候，已经呼之欲出了。

  在评价《小于一》时（

  https://book.douban.com/review/9722669/

  ），我提到了阿伦特论述过的，中东欧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中产者的“欧洲人”身份。阿伦特特别强调说：“这不是一个信念问题，而是一个客观事实”，这大概是伯林所乐于承认的；然而，她指认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注定了“欧洲人”的身份，就有来守护“欧洲文明”的义务，这在柏林看来，大概就未必成立了；因为“欧洲”在精神上是混杂的，欧洲、尤其是欧洲大陆的传统已经被历史证明是对犹太人的伤害远远多于保护的；中东欧犹太人生而为欧洲人，但却应该抓住机会，放弃融入欧洲各国的迷蒙，建立自己的民族实体——回到圣殿山去，重建以色列国。

  不过，恰恰是伯林等锡安主义者“走出欧洲”的选择，在拒绝了阿伦特守护欧洲文明的号召时，却走向了更“伟大的”欧罗巴事业，那就是传播欧洲文明；因为犹太人们是欧洲人是“客观事实”，不论这个事实给他们带来的是肉体和精神上的创伤还是抚慰；所以，当他们离开欧洲，进入亚洲后，他们也就自然地继承了欧洲人的文明事业，换句话说，他们自然只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变成殖民者。

  所以，作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犹太民族，在他们的民族事业中，成为了侮辱者和损害者，就像当年被迫害的清教徒来到北美，就“不得不”和印第安人战斗，就像当年因为左翼嫌疑或历史被放逐到满铁的几千日本“转向者”来到满洲，就“不得已”为满洲的拓殖事业出力；不论他们中的很多人主观上多么友善，甚至本来是自觉痛恨殖民主义，而相信某种乌托邦事业的人士，当他们在别人的土地定居下来的那一刻起，他们已经永远失去了伦理和政治上的正当性。

  阿伦特本人在以色列法庭上见证了对艾希曼的审判后，放弃了犹太复国主义；伯林的反应是，在文章和采访中几乎完全失去自控力地痛诋阿伦特。虽然在他临死之前，他曾留下类似遗言的文字，希望犹太人善待“邻居巴勒斯坦人”，主张完全占据耶路撒冷的前提下，给巴勒斯坦人留出一个国家；不过这已经是戴维营协议签订之后了，更何况这样的“巴勒斯坦人国家”，与白人的南非共和国为黑人建立的“独立国家”班图斯坦们，已经不再有任何区别了。

  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基督徒家庭出身，其家族和无数阿拉伯穆斯林一样，多人成为难民的爱德华·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提起过《俄国思想家》，他褒伯林所贬，认为《父与子》中巴扎洛夫的对抗性才智值得肯定，认定知识分子应该在公众舞台上作证，而不是以活动家的身份游走于各种社会尖端精英中。例如，“你能站出来呼吁尊重巴勒斯坦人的生存权和政治权吗？”

  萨义德在这里并未诉诸自由主义原则以外的左翼理论；他只是重复这个信念：单方面靠武力获取土地的行为是不义的，然而，写作时刚刚发生的海湾战争中，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断然阻止，而以色列国对巴勒斯坦的占领发生了二十多年（从1967算起，如今五十年了），却依然得不到任何有效制裁。他没有像我在上文中说的那样，干脆指控整个锡安主义是殖民主义；他只是提出知识分子应该向权势说真话，而没有在后现代主义者如福柯的意义上谈论知识本来就与权力有密切的关系；但是，谁能够发出更大的声音，和包括对自由主义的理解和信持在内的所有个人素质都没有必然联系；而只与结构有关：是以色列，在那里，占领和镇压巴勒斯坦。这就是我在面对伯林和萨义德时，所一刻也无法忘记的事实。

  最后我想说几句多余的话：谈论伯林和艾略特和布罗茨基，我们不该忘记文化自由委员会，以及《文汇》杂志等有美国中情局资金背景的文化机构和杂志。当然，这并没有什么神秘的——比如《重生》中，桑塔格就在日记里记载了自己和当时的丈夫和这一类机构接触的情形，不过后来她离开自己的丈夫后，就一直坚持和这样背景的资助和支持保持距离，不过这也就足以说明，对于当时的欧美知识分子来说，与这类机构的联系本来并非是什么了不得的秘辛或罕有的特殊情况。这也没有什么可指责的；我不会因为这一点去在伦理上贬低他们，就像我绝不会因为一位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家加入了该国作协，并享受了party的宣chuan部的创作津贴就认为这位作家丧失了节操一样；进行这同构的两种指责的人，都无非是在享受某种“自我戏剧化”而已，作家与符合自己政治信念的政治机构合作，那正是他作为知识分子的天职而不是耻辱。

  我之所以提出我们要记得这一点，是因为冷战的意识形态结构，真实地镶嵌进了他们的文本里，是因为不了解这个思想的构境，不透过冷战历史的棱镜，我们就确实没有办法理解他们思想的真实地形，就像上文中，我引用的陆建德的几篇文章中，对伯林的表述背后变动的真实动机，对伯林真正的核心信念和认同所作的勾勒那样。（在这一点上，桑塔格不同于这些人，她“那都是真的”，我认为她对思想的表达和她的思想间没有距离；使得她难懂的，是她的思想的真实深度而不是修辞术）这不是试图提出意识形态上的回应和对抗，而只是说，非如此则不可能澄清事实。别忘了，批评伯林的陆建德，乃至陆建德所深为推崇，往往被当做左翼同路人的萨义德，也一样是自由主义者和人文主义者呀。

• 伯林的伟人献词

  作者：思郁 发布时间：2014-01-23 13:26:59

  在伯林的一系列著作中，《个人印象》所收录的文章应该是最令人感到好奇的文字。某种程度上，这是由我们对“献词”这种古老的文学体裁的一贯认识形成的，献词一向是被认为是宫廷文人无聊之作，语言华美而空洞，歌功颂德之外并无其他用处，所以历史上能够流传下来的文学献词实在不多。我们很难想象现如今还有人用这种古老的体裁书写人物印象记，更何况这位作者是一位鼎鼎大名的哲学家。

  当然，仔细想一下，伯林并不是那种埋首书斋，甘心著书立说的理论型哲学家，他对构建宏大体系的哲学理论并无多大的兴趣，并不是说这些这些体系不吸引人，而是他终生都意识到这种理论先行的哲学体系背后是一个企图整齐划一地规划人类未来的野心，这种古老的敌意催生了无数哲人王一样的哲学家，也催生了无数的暴乱战争。而他的哲学是谨慎的碎片，是经验主义的试错，是最低限度的需求，是面对现实层面的迅疾之思——读过伯林的著作的人都会被他那种隐藏在浪漫主义激情之下的长句子所吸引，他一个句子紧跟着一个句子，追赶着句子思考，就好像诠释一个观念根本不能用一个句子解释，只能将一个个句子叠加起来，重复递进式的论述才能尽量完善地解释清楚他的头脑中一个个来不及作出反应的思考。这种写作或者演讲方式所能带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伯林并不局限于用哲学的方式思考，他对文学修辞的热爱占据了很长一段时间，哲学思考只是他观察世界的一种方式，他在生活中还有其他更多的乐趣。某种程度上，他的哲学著作是用散文笔法书就的，他并不觉得这是一个哲学家的败笔，反而觉得这样的写作方式可以很好地传达的他的情绪。在序言中，伯林文集的编者诺尔•安南就认为，伯林的写作风格忠实地反映了他自己的价值观，据如同丘吉尔的散文一样，“不是为了表述或反省个人生活，字里行间充满了对祖国及其国际地位的深情关注”。

  “祖国”这个词太大了，就如同“伟人”这个词一样，我们大多数时候都会避免用宏大的词汇描述对它们的情感。在我们的印象里，所谓伟人基本可以与政治领袖等同，他们能够改变历史的进程，但是所采取的方式大多是通过战争与杀戮。在政治中，几乎可以忽略个体的善意，历史进程被改变往往通过牺牲个体的方式推进的，所以远离政治成了躲避灾难的同义词。二战期间，伯林开始为英国情报部门在纽约工作，远离了学院生活，接触到了很多有权势的政治家、公会领袖、国会议员、记者以及各种社会名流。《个人印象》中很多人物，比如大法官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哈伊姆•魏茨曼与伯林在纽约的生活都有交集。稍微留意下《个人印象》中的篇幅就能意识到伯林真正在意的那些人，除了最后回忆1945年在俄国拜访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的篇章和纪念爱因斯坦诞辰一百周年的演讲，剩下大都是他接触过的政治家和他在牛津时的同事。政治家中丘吉尔和罗斯福是最为重要的两位，但伯林跟两位并无深交，甚至根本没有接触过后者，所以那篇描述哈伊姆•魏茨曼的文字应该是用力最深。

  魏茨曼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发起者和倡导者之一，是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最高领袖。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后，他成为以色列第一任总统。1939年初，伯林刚认识魏茨曼时，就感觉到这是一位天才人物，再加上伯林一向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自然为他倾倒不已，这是伯林心目中的伟人典范。1941年，魏茨曼受英国政府委派来美国，鼓动犹太人支持盟军事业，为犹太人筹集款项，再次与伯林相遇。伯林觉得魏茨曼身上有一种无法抵御的政治煽动力，他很清楚魏茨曼的自负与冷酷，但是对他身上散发出的顽强的克制能力与现实感佩服得五体投地，两人很快成了密友。毫无疑问，魏茨曼是伯林心目中的伟人的榜样。伯林在《哈伊姆•魏茨曼》中这样定义伟人：“称一个人是伟人，是说他在满足或对人类的核心利益产生实质的影响方面，有意迈出了一大步，这远远超出普通人的能力……在行动领域，伟人似乎紧靠单枪匹马就能够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或者永久和彻底地改变极大一部分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真正称得上伟人的人，他所带来的变化，必须是那种最具判断力的人认为是先前不可能的——某种靠事件的力量、靠时代‘潮流’或‘趋势’难以带来的东西，也就是说，是某种离开干预难以发生的，先前也令人难以置信的东西。正因为如此，引起这个变化的人才当之无愧地被称为伟人。”魏茨曼被伯林称为伟人和犹太人的先知，某种程度上是他的个人品质和魅力，但是最大程度上，是他引领了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国，为这个在世界四处游荡的民族找到了归属——我们不要忘了伯林自始至终就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而且伯林还把魏茨曼的这种犹太建国的方式与自己的哲学思考联系了起来。在他看来，魏茨曼有一种天赋，就是可以把从别人那里接受的观念注入特别令人信服的内容，“他的政治天赋同他的科学天赋一样，在于他的应用理论而非纯粹理论……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个经验主义者，把观念首先看成是时间判断的工具，生来就有一种非常强烈而生的现实感和相伴而来的历史想象力”，所以魏茨曼和伯林他们这样的一代人都坚信，如果想要犹太人获得解放，他们就必须自由地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只有在那里他们才会不再被迫通过各种奴役和暴政来获得基本的生存权利。

  在《个人印象》中，除了这些伟人丘吉尔、罗斯福、魏茨曼，伯林谈论最多的就是自己在牛津时候的同事。他们与前面的几位伟人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也许没有能改变历史的进程，却在自己的领域内有所建树。他们大多数是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更为重要的是，伯林谈论他们的方式就如同谈论自己，他总能从他们身上发现闪光点。伯林是个宽厚的人，当他评价他的同事时，他采用了一种曲折的方式，他能看到对方的缺点，但是他评价他们的缺点时，我们总能感觉到他也在审视自身是否也沾染了某种恶习。他的真诚与激情总能恰如其分地感染到我们，正如我们在阅读的间隙总能从他的点评中发现和反省自己的存在。比如对牛津大学历史学家刘易斯•伯恩斯坦•纳米尔的回忆，当别人指责纳米尔势利时，伯林为他辩解，“纳米尔确实有一点这样，但他的势利是普鲁斯特式的——在他眼里，那些贵族和精英们富有、骄傲、沉着、独立、热爱自由到了反常的地步，这样的英国人就是艺术品，他是怀着极大的热忱（实际上是一种狂热的关注）和一丝不苟的态度来研究他们的”。描述牛津的哲学家约翰•兰肖•奥斯汀欣赏的精神品格时说，“他后来最欣赏的精神品格的典范是达尔文和弗洛伊德。这并不是因为他特别赞赏他们的观点，而是因为他认为，一旦一个人确信自己的学说值得追求，他就应当坚持到底，无论结果如何，绝不会由于害怕被人视为怪异或囿于俗见而踯躅不前”。写另外一位出生于黑山的牛津历史学家约翰•佩特罗夫•普拉门纳兹时说，“在他的一生中，他总有一种流亡的感觉。他从未把自己跟英国或者牛津大学联系在一起”，还有他的学术与思想武器，“它的方法是在陈述自己或他人主张，特别是过去一些大思想家的主张时，用尽可能清晰的方式，避免一切含糊、晦涩、夸饰和混淆；是利用理性的方法来达到合理、严格的结论。他深信并维护这种方法，并且一生都在实践。他的目的是阐明和批评那些作家的观点，对他而言，他们似乎无论何时何地都在思考关于人类的最重要的话题。”

  我们能够感受到伯林在谈论他的这些同事时，好像不仅仅在评价他们的工作，更多的是认同他们的学术选择和价值判断，因为这也是他的选择和判断，是他对牛津大学精神生活的忠诚表现。伯林一生最耿耿于怀的是，他并无独到的原创性思想，他所有的哲学都源于他人的批评和发挥，仿佛只有在他人的基础之上他才能拥有自己的洞察力和原创力。这种源自经验主义和他人理论之上的思考成就了一个坚守多元主义价值观的哲学家，他所有的哲学都源自这种理念：如果我们能让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人类食饱衣暖，扩展个人自由，抗拒不公，创造一个有尊严社会的的最低条件，如果我们抱有一点点宽容，建立一点点法治和社会平等，如果我们能够找到无需使人类面对难以忍受的选择就能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这就是我们社会伟大的进步。这种理念同时也是我们衡量一个伟人成为伟人的标准。

  思郁

  2013-12-16书

  个人印象，【英】以赛亚•伯林著，林振义 王洁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10月第一版，定价：35.00元

• 伯林对于20世纪的回忆

  作者：兰陵笑笑生水瓶 发布时间：2021-05-11 22:08:20

  伯林出生在里加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六岁时举家迁至俄国，目睹了俄国社会民主党和布尔什维克的革命。1921年跟随父母前往英国，入读伦敦圣保罗学校和牛津大学圣体学院。之后除了战时担任外交职务之外，伯林的一生都是在牛津度过的，虽非严格意义上的学者生涯。伯林酷爱演讲，他的很多著作都是在演讲之后整理而成，所以有人说伯林虽然是一个天才，对于自由主义的阐述，放在20世纪都是数一数二的，但是缺点是不系统，和很多建立了体系的哲学家不同。伯林的书我基本都看过了，他本人虽然谦虚，但也绝非内敛之人。他绝不是被象牙塔困住的那一类学者，所以你会发现伯林的交友名单极其复杂，从丘吉尔、罗斯福、魏茨曼（著名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也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以色列第一任总统）。到爱因斯坦、赫胥黎、弗吉尼亚.伍尔夫、埃德蒙.威尔逊、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美国最高法院院长，曾到过牛津访问）这些文化名人。当然作为一个牛津人，伯林一生接触最多的还是学者，这些以学问为天职的人的名字，大多数人根本不会知道，也懒得了解。那么我就简单列一份名单。刘易斯.伯恩斯坦.纳米尔，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如果不是研究18世纪英国政治史的人，可能根本不知道这位。理查德.佩尔斯一个沉湎于学术研究，生活规律，规行矩步的人，伯林对他的回忆虽然只有几页篇幅，但是跃然纸上。约翰.兰肖.奥斯汀，他的名气可能稍大一些，牛津学派的代表人物，当代语言哲学大家，在牛津的哲学讨论小组，伯林经常参加，而这个小组每次讨论最多七个人，不能再多了，伯林这篇回忆文字，我认为是把牛津学者的风范展现地淋漓尽致的一篇。伯林早年对于语言哲学有过研究，书中伯林回忆了他而且分析了一下牛津哲学的早期起源。约翰.佩特罗夫.普拉门纳兹，出生在黑山，跟伯林经历比较像，早年移民英国，终生都住在牛津的学者，研究自然法理论以及哲学，以一篇出色的博士论文就入选了牛津的全灵学院，伯林说他对于黑格尔与马克思的研究写出的文章，是他那个时代英国最好的。莫里斯.鲍拉，多年担任牛津瓦德汉姆学院院长，后来成为牛津大学的副校长，是伯林一生的挚友，鲍拉是西方古典学大家，在学术界是标杆性的人物了，事实上只要你阅读过伯林的书信集对于这位一定是印象深刻，在如此重要的世纪回忆录中，伯林怎么能不选他呢。戴维.塞西尔，他是索尔兹伯里侯爵四世的次子。酷爱文学与历史，曾经拿过牛津大学历史课成绩第一名，后来以研究英国文学而闻名，他和当时牛津很多文学学者都是密友，这些人中不乏C.S路易斯、J.R.R托尔金、海伦.加德纳等人。塞西尔喜欢从美学角度去阐述一部文学作品，而不喜欢从历史、传记、社会学以及社会语言学这些方面去评论作品，所以对于当时圣伯夫、埃德蒙.威尔逊、理查兹等人不以为然。事实上从这篇文字也可以看出伯林虽然作为哲学家知名，但是对于文学亦有比较深的涉猎。他文章中对于塞西尔观点的分析，很能说明问题。《个人印象》这本书是伯林描写二十世纪挚友的一本回忆录，这些人多少都是他的知音。同时这本书也是亨利.哈代最早编辑的伯林文集之一，分量不用我说，即使作为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来看，也是可以的。下面我重点分析两篇回忆文字，一篇有关爱因斯坦，一篇有关哲学家奥斯汀。

  事实上，《个人印象》这本书中伯林基本上提到的人他都见过交谈过，有些更是挚友。但是有两人没有，一位是罗斯福，伯林在那篇文章中说了，战时他在华盛顿待了三年时间，但是没有见过罗斯福。一位就是爱因斯坦，伯林的那篇文章“爱因斯坦和以色列”是作为纪念他诞辰一百周年研讨会上的开场白而写的。但是伯林把爱因斯坦对于社会现实以及真理重要性的展现是非常准确的。我之所以选择爱因斯坦来叙述，不是因为他的科学贡献，而是因为他和伯林都拥有的犹太身份这一点。我很少在伯林任何一本书中透过他的文字看到这么多的犹太人情节，但是《个人印象》是一个特例。伯林与爱因斯坦都是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爱因斯坦童年的经历更加曲折，在漂泊性上更是伯林比不了的，如果说伯林年轻时就迁居到了英国，并且一生都很稳定。爱因斯坦则没有这份稳定感与幸福。他拿过瑞士国籍，美国国籍，并且曾经一度回到过德国，但是忍受不了这个国家，所以两次放弃了德国国籍。就像爱因斯坦说的，他可能并不想移民，但是他在德国第一次发现自己是一个“犹太人”，而他是通过非犹太人才发现自己是一个犹太人的。爱因斯坦很早就意识到了，犹太人的悲剧的根源问题，犹太人的道德危险是不与本民族的人联系，并被接纳他的民族视为外人。事实上犹太复国主义是一个非常晚近的事物，直到19世纪末这种观念才开始传播，但即使在犹太人中也被当成一种天方夜谭。爱因斯坦敏锐的地方在于，他是最早一批意识到能解决犹太人问题的，不是一种理想主义，也就是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相互尊重地共同生活，相互包容差异。而必须建立一个社会和精神的中心，也就是巴勒斯坦建立一个家园才能恢复犹太人的健康。民族之间融合，在爱因斯坦看来就是一个神话，至少对于犹太人来说是如此，他看到了太多融入之后消失在共同体之中的自我了。但是爱因斯坦并非一个民族主义者，他说过民族与民族主义的不同，他反对的可能只是民族之间的那堵高墙。爱因斯坦得出的这些结论，是靠他对生活的感受，通过自己的眼睛看到的东西得来的。也就是说他不是一个能被抽象事物蒙骗的人。这是伯林欣赏他的一个主要原因。这其实也反应在他的科学研究中，在我看来爱因斯坦拥有一种艺术家的天赋，他对于一种固定的东西，没有那种坚定不移的确信感。或者用伯林的话说一种实在感。很多伟大的发现，比如虚数、非欧几何、量子理论、相对论都是在摈弃了常识之后才得来的，天才的一个标志是，别人做不到以及认识到做不到的事情，他能轻而易举的做到。就像伯林和帕斯捷尔纳克交谈时提到的俄罗斯舞蹈家尼金斯基，有人问他为什么能跳那么高。他回答道，当人们腾空时，大多数人会马上落地，“你干嘛要马上落下来呢？为什么不在落地之前多在空中停留一会儿？”爱因斯坦就属于这种人。

  约翰.兰肖.奥斯汀是“牛津学派”的代表人物，研究哲学的人都知道近代的分析哲学，而分析哲学的一大分支即日常语言哲学则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的牛津（其实还有“剑桥学派”，但是在影响力上牛津更大一些）。在哲学理论上“牛津学派”完全接受了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观点。也就是重视日常语言的分析，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自然语言中词和语句的日常用法。但是这些都是后来的故事，牛津学派最开始是在无意中形成的，也就是奥斯汀每周举行的哲学讨论小组，在闲聊的过程中，逐渐的形成一个学派，这应该是学术界中最浪漫的形成一个学派的故事。哲学讨论小组不要求正式集会，也不要求什么“成果”。因为真正的学者，尤其是研究哲学的人，对于真理的兴趣远远大于其他，比如评职称、发表论文、甚至是上课发表演讲。而这个小组的唯一要求就是净化心灵和追求真理（这两点其实是一样的）。我们可以发现牛津学派的这几个人，后来都没有写多少本论著，奥斯汀一生只有两本真正意义的论著（《如何用语言做事》、《感觉与可感觉的事物》），且都是后期整理的。但是他的理论都基本成型于30年代的牛津，成型于那些看似漫无目的的讨论。伯林这篇有关奥斯汀的回忆文章生动说明了这一过程，也就是牛津学派起源的那几年，因为伯林当年也参加了哲学讨论（讨论人数从来没有超过七人，因为对于真理感兴趣的人，且能一辈子做学术冷板凳的人是稀有动物）。奥斯汀最大的贡献是发现了语句中并不一定存在真假的问题。然后发现了语言不仅仅拥有描述这一项功能，还有其他很多功能。奥斯汀根据他对于日常语言的观察，把语句分成了“完成行为句”和“记述句”。前者就不涉及真假问题。伯林在书中举了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当时哲学讨论小组讨论的。也就是著名的光引起的幻觉的问题。棍棒在水中弯曲，是一种假象。传统的哲学认为是非经验导致的。奥斯汀则认为日常语言没有错误。真正弯曲的棍棒当然不同于在水中弯曲的棍棒，当我们发现光的折射定律之后，就不会发生混淆。但是弯曲是一回事，看起来弯曲是另一回事。如果将一根棍棒投入水中而不显得弯曲，那才是令人惊奇。奥斯汀每每在思考一个问题总能想到别人想不到的路径，所以当时同在讨论小组的艾耶尔把奥斯汀比喻为“灰狗”，“你就像一只自己并不想跑而只喜欢咬别的狗的灰狗，害得它们一个都不能跑了。”因为当时的奥斯汀不喜欢去建构一个理论体系，而喜欢不停地找到其他人的理论体系的漏洞，不断地提问（哲学家的本质）。所以伯林在文章中说他比大多数人都明白什么是哲学。作为一个参加了讨论小组的旁观者，多年后伯林记下的文字，在生动性上要好于国内很多叙述牛津学派形成时期的叙述。伯林有一次和奥斯汀散步，问了他一个奇怪的问题，如果一个孩子想见到奥斯特里茨战役中的拿破仑，我说做不到。那个孩子说为什么做不到。我回答，因为事情发生在过去，而且你一百三十年前和现在不可能都活着，你也没法保持年龄不变。但是孩子又问道，为什么不行呢。我说因为我们用语词来表达人能同时在两个位置或者回到过去，是没有意义的。而这个精明的孩子说“如果这仅仅是语词的问题，我们通过改变语言的用法，是否可以见到拿破仑呢？”其实很多问题如果反复提问，就很难回答。伯林问奥斯汀怎么回答，奥斯汀微微一笑说，告诉那个孩子，你可以努力回到过去，因为没有任何法律禁止你这样做，让他尝试，然后再看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个幽默的小故事，我觉得就是诠释奥斯汀语言哲学理论最好的例子，语言并不一定呈现真假的问题。

  伯林这本书记录了很多和他一样具有影响力的人物，我想可以当做对于整个20世纪的回忆，这里面除了罗斯福和爱因斯坦外，作者与他们都有私交。书的最后收了一篇伯林回忆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的文字，其实和《苏联的心灵》中的一篇文章有所重复，但是经过仔细对比，《个人印象》中的文字更加完全。伯林对这些人观察入微，加上他生动幽默的文笔，以及作者特有的睿智，身兼英伦传统、俄国出身、犹太血统。让他的视角无比的宽阔。俄国出了很多思想家，尤其是后来作为流亡知识分子到英美的那一批人更是智慧非凡。19世纪有赫尔岑，20世纪有伯林。而且我前面说了，伯林与这些人的私交，描写出的文字，不是一般传记上可以看到的。我看伯林记录和弗吉尼亚.伍尔夫交谈的那篇文字，才知道伍尔夫如此的内敛与沉默，与她本人作品展现的风格相差很大。很多传记家笔下的传主可能他根本就没有见过，或者像本尼迪克特这种，既不会日语也没有去过日本，但是写出的《菊与刀》到现在竟然还能指导（我认为是大言不惭地指导）了解日本文化一样。伯林的《个人印象》则不一样，他与他笔下的人物的交谈与了解，生动性与准确性上要高于一般的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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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logosun 发布时间：2022-02-17 20:49:20

• 读《个人印象》后

  作者：邺巳 发布时间：2015-08-02 15:00:45

  《个人印象》

  【英国】以赛亚.柏林 著

  林振义 王洁 译

  几年前，一位好朋友送给我一本《柏林谈话录》——可能是因为我跟她说过，我想阅读一些哲学类的书籍，但又感到哲学类的书籍对于我这颗习惯看文学书籍的大脑过于乏味和深奥。于是她觉得先看一本哲学家的谈话记录，既降低了难度，也增加了趣味。

  当然，她的想法是对的，认真读了那本书之后，因书中有提到这本《个人印象》，而且只看这个书名的时候，我觉得这书肯定有趣极了，所以当时一心想找来读读。这次终于在图书馆的书架上，它召唤我，我看到它——

  毋庸置疑，柏林的风格非常强烈，作为一位哲学家，一位英国绅士和一名犹太人，结构精巧复杂但气势雄健的文风，这是那种必定需要集中精神安坐在书案前阅读的书籍。

  不过，我也不必装作多老派，始终不是那个料，这种个人感受和评介多于叙事的文字，除非你真的对所评议人物很有兴趣，大概也很难兴致勃勃的读完，我认真阅读只是讲俄国作家的那一篇，《回忆弗吉尼亚.伍尔夫》这篇我也觉得有趣，就是实在太短。

  （2015/7/1 广州）

• 祭奠那些熠熠生辉的英魂

  作者：麻麻睇 发布时间：2014-09-17 21:01:33

  读完才发现，把跋放在卷末的用意。非常可惜的是，关于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恩怨，伯林只蜻蜓点水的一笔带过。有对偏激的谴责，也有对梦圆的执着；未必是刻意回避，但显然伯林倾向于冷处理。

  伯林富有争议的传奇人生，就辗转在英国、以色列、俄罗斯之间。就他本人而言，或许也很难厘清其间的盘根错节。这部传记在回忆人物出场顺序上做了巧妙安排：大致以解救世界人民的丘吉尔与罗斯福为第一梯队，以色列复国列第二，涉及个人的俄罗斯部分则放在了末尾。

  表面看来如此，事实上与伯林并肩为犹太复国而努力的学者们，如哈伊姆·魏茨曼、伊扎克·萨德赫、纳米尔等人或许占据着更为重要的地位，尤其是他们之间多半还有在牛津全灵学院共事的美好回忆。毫无疑问，这段时期的全情投入正是塑造及催化一颗灵魂蜕变的黄金岁月。

  至于与俄国两位诗人的交往，也是伯林极为珍视的重要人生经历。那种被压抑的无处发泄的痛楚是如此的熟稔。可悲的是即便在今天，这样的苦闷依然无法直抒胸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北方辽阔的土地上也有着一群追逐着自由梦的年轻人，被羁押在装满窃听器的牢笼里。

  刚读到头两篇，就知道很难下笔。前人教导，要尽量避免谈论自己不熟悉的东西。所以，还是老老实实祭奠缅怀那些伟大崇高的灵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