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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商品名称： 创业史

出版社：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01-01

作者：柳青

译者：

开本： 32开

定价： 36.00

页数：740

印次： 1

ISBN号：9787500680239

商品类型：图书

版次： 1

题叙第一部 上卷 下卷第二部 上卷 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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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论思想有什么错，拼命劳动这件事，总是惹人喜爱，令人心疼，给人希望。

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口。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的岔道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错了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

人活在世上最贵重的是什么呢？还不是人的尊严吗？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

几句讨好的谎话，好比一片膏药，给谁贴上都会觉得舒服。

红牛黑牛，能拽犁的，都是好牛。

书籍介绍

《创业史》作者成功地塑造了梁生宝、梁三老汉、郭世富、郭士杰、郭振山等一批十分成功的形象。柳青在皇甫村踏踏实实地生活了14年，对农村中各种人物了如指掌，这给他塑造人物形象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特别是梁生宝和梁三老汉两个人物，已排进中国现代文学中最富有特色的典型形象的行列。梁生宝是全书的中心人物，是社会主义农村中的英雄典型。在披荆斩棘带头创社会主义大业中，他有胆有识，既有宏伟的气魄，又有实干精神。他身上既有勤劳、朴实、善良的中国传统美德的闪光，又有公而忘私、勇于牺牲个人利益的时代精神的张扬。这是一个讲原则、重情感，使读者倍感亲切可爱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梁三老汉是书中写得最凝重最精彩的人物，是极有感染力的艺术典型。作者不是单线条地勾勒这一人物，而是深挖精凿，浓墨重彩地描绘他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刻画他鲜明感人的多重性格。这是一个最有深度、最能显示作者艺术潜能的不可多得的中国老农的形象。

• 作者： 玻璃柔术街 发布时间：2013-10-30 23:39:11

  现当代文学史必研究的作品，但个人觉得文学性不强。今天才和朋友谈起，还好柳青没有把他的四部书写完，不然我们就悲催了。

• 作者： 林林酱 发布时间：2016-04-30 13:43:54

  开始刷十七年文学，创业史不愧其中经典，居然读得停不下来……里面的妇女解放问题和现代爱情模式值得关注，在新婚姻法颁布的背景下，小说中的大部分女性仍然笼罩在旧式包办婚姻的阴影之下，只有改霞开始追求现代爱情，这种党员团员结合的理想模式却在梁生宝的事业心和强硬下夭折了。新人梁生宝对待书中男性角色经常有基情满满的片段……然而对待女性则是压抑的、漠然的、刚硬的态度。继续捋着研究下去~~

• 作者： Trillian 发布时间：2017-12-26 15:38:22

  闻君柳青一席话，胜上十年思修课。

• 作者： 姚瑶 发布时间：2015-09-12 19:04:30

  我也挺纳闷，上学那会儿我真的看下去了~

• 作者： 双旗镇刀客 发布时间：2014-02-22 18:32:01

  开始以为是个农民翻身创业的故事，后来读着发现是个阶级斗争的故事，读完第一部才发现是讲得一段真历史：生产队合作社的出现。虽很有现已不合时宜的党什么都好的论调，但还是仍刻画了一个很好的创业案例：梁生宝有主见敢做敢为，顺应时代脉搏作为新力量颠覆陈旧不合时宜的势力郭振山，实现事业大发展，并顺道逆袭升职。第一部讲得是梁生宝从不名一文的小字辈逆袭村里的老大哥带头人郭振山。第二部则是郭梁之间旗鼓相当的较量。第二部中梁生宝依靠先发优势建立更符合时代潮流的商业模式（合作社）之后，与跟进模仿者郭振山之间的竞争。郭的阵营预谋搞破坏，流言蜚语制造麻烦，梁要想成功关键还在自强，并且不骄不躁，兢兢业业。本书第二部写梁大老汉抢大黑马的地方挺精彩的，道出了人之常情。从今天来看，人民公社这个命题本质就有人性缺陷！

• 【读书笔记】“顺乎人事，应乎天命”：读柳青《创业史》

  作者：陈毓秀 发布时间：2013-10-20 23:25:37

• 柳青塑造了中国农民，中国农民塑造了柳青

  作者：人民食物主权 发布时间：2019-03-20 19:36:25

  食物主权按：

  1月25号，郭春林老师为我们带来了一场名为《柳青的方法对我们的启示》的讲座。郭老师着重分析了柳青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文学家、党的基层干部，如何处理自己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如何理解、教育、组织农民。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柳青从来没把自己放到比农民高的位置上，他和农民之间是相互生产、相互塑造的关系。他全心全意关心农民，从长远利益出发教育农民，更向农民学习。在这个过程中，他认识到中国农村走合作化、集体化道路的必然性和可能性。这种态度，在今天弥足珍贵。

  

  柳青

  我想用今天这个讲座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柳青1978年去世，到现在已经41年了，为什么他还值得我们讨论？我的答案就是这次讲座的题目：《柳青的方法对我们的启示》。

  在我看来，柳青不仅仅是文学家还是实践者，他的方法对我们认识中国农村现实有很大帮助。我将它归纳为如下四个具体问题： （1） 如何深入了解农村？（2） 如何教育农民？（3） 如何组织农民？（4） 如何正确认识农民？ 那么为什么我要着重讲柳青和农民呢？ 首先，对农民的写作在柳青的创作中占了很大一部分。农民是柳青塑造的最成功的文学形象，是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不可或缺的形象。 其次，他和农民有着极为亲密的关系，柳青出生于陕北农民家庭。他生活在农村的时间有十七年半之久（1943-1945年，在米脂做乡文书；1953年后直至1967年是在长安县皇甫村）。

  他不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生活在农村，而是以一个党的基层干部的角色扎根在农村，把自己当成农民，把农民当成兄弟姐妹，和农民打成一片。而且从后来很多的回忆文字中可以看到，农民也是把他当作亲兄弟的，他们之间感情很深厚。

  《创业史》第一部出版之后，他把全部的16065元稿费都捐给了皇甫人民公社，用于公社的工业基础设施建设。1961年，他又预支了第二部的稿费，捐给皇甫公社，用于支付高压电线、变电箱等费用。据说当年生产队里的水泵出了问题，没有专业的修理工，柳青就义务去修理。

  

  柳青在皇甫人民公社︱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在文学创作以外，柳青还写过《耕畜饲养三字经》，甚至写过有关陕北土地经营的论文《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这篇文章讲，陕北这样一个特殊的地理环境是不宜以“以粮为纲”的，应该发展多种经营，比如多种一些果树。

  柳青一个小说家会写这样的论文是很让人感动的，因为一个文学家竟然会关心地方土地使用问题。从我列举的这些，可以看出他懂得中国的农民，是真心为农民服务的，至少可以说他对中国北方的农村有深刻的认识。 在具体分析柳青和农民之前，我想回顾一下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与必要性这个问题，因为这是理解柳青的前提。 《创业史》第一部开头有一个特别的部分：“题叙”，这是一个生造的词，在第一稿中没有这一部分，后来才加进去。虽然只有万把字，但柳青用了8个月的时间才完成。这背后有柳青自己的思考和深意。

  “题叙”讲述的是失败的创业史（1949年之前的创业史），与后面成功的创业形成一个对比。借助失败的创业史表达中国革命的合法性，农村集体化道路的合理性。 “题叙”的时间背景是1929年，也就是陕北大饥荒那一年，这次大饥荒是真实的历史事件。

  梁三老汉在这一年捡到了他的第二个妻子和养子梁生宝。当年，梁三的父亲在三个儿子都娶了媳妇之后，抱着发家致富的梦想去世了。但是梁三命运不济，接连死了两回牛，媳妇又死于产后风，给他留下了一个小女儿。要知道在当时，牛是极其重要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牛死了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梁三最后把他父亲留给他的三间草房也卖了，沦为赤贫，变成了一个无产者。梁三在大饥荒中捡来养子和媳妇之后开始了第二次创业。但他必须等他孩子长大成为劳动力，才能真正开始创立家业，之前他不得不靠进终南山卖木炭维持生计。梁生宝也很争气，十八岁的时候就已经对庄稼活路样样精通。梁生宝的第一次创业是这样的。先是买牛，成年的牛他当然买不起，正好地主家的母牛生下小牛后死了，梁生宝花五块钱把小牛买了下来。牛慢慢长大了，成了人人羡慕的大黄牛。他接着陆陆续续从破产农户手里买了些必要的农具，还借钱买了肥料。等一切条件都准备好，他开始创业了。梁三一家开始没日没夜地干，一年没有吃盐，没有点灯，结果是，秋后打下粮食来，他们交了租子、还了肥料钱后，只剩下很少一点点，而这一点点也还被保公所拿走了。

  从这一次失败的创业经历来说，对梁三父子而言，所谓劳动致富完全不可能。在这之后，梁生宝被抓了壮丁，梁三老汉只能把大黄牛卖了，把儿子赎回来。他们从此彻底丧失了创立家业的希望，直到土改，才又重新被点燃。 从前面的故事，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当时，个体农民要富裕起来必须具备这样几个条件：（1）有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和耕畜；（2）有足够的劳动力（梁三的爷爷之所以能盖起房子，很重要的原因是他有三个身强力壮的儿子）；（3）有良好的外部条件（免于天灾人祸、苛捐杂税）。即使这些条件都满足了，也就只能算是一个小康之家，一旦天公不作美，就只有卖儿鬻女。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不占有生产资料，缺少良好的社会保障。而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动力与合法性所在，也是理解柳青的一个前提。下面我们回到正题。

  一、如何深入了解农村？

  很多人自诩对农村有足够的了解，但我觉得恐怕未必，最多只能算是个人的一点点经验。对农村真正的了解来自于深入农村生活。特别有意思的是，柳青不是社会学、人类学出身，他是怎样掌握这种“深入”的方法的呢？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之后，柳青来到米脂县做乡文书，一做就是三年半，期间他还得了一场大病，差点死掉。因为柳青身体一直不好，上级要将他调到县里，他没有同意，他坚持了下来。这是他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正是从这里开始，柳青开始深入了解中国农村。

  我把柳青的方法归纳为这样三点：

  （1）他的基本方法是访贫问苦，发现矛盾，探究根源。

  （2）他具有新闻记者的敏感性。他当年去延安就是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去的，在延安的工作也是主编中学生的革命报刊。而且，他后来选择走文学道路遭遇危机的时候，他曾经想去做新闻记者。

  （3）还有就是读书。这些材料，强烈推荐大家去看《柳青传》，柳青的长女刘可风用整整一章的篇幅讲他在米脂县的经历。当时柳青枕头边的书主要有这几种：五卷本的《斯大林文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雨果的《悲惨世界》。这几本书当中，《悲惨世界》是支撑他的精神力量的文学作品，前面几本则是方法论意义的著作。他读斯大林的文集是想要了解党的工作方法和农村问题，表面的问题都不是他关心的，他希望得到一种精神支撑，使自己能够在这穷乡僻壤中坚持下去。

  此外，他自己选择的姿态、站的位置也很重要。《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以自己为例，分析过“干净和不干净”的问题： 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

  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对柳青来讲，他同样也有这种变化。我们今天讲尊严政治，就是不能在政治上将农民视为低人一等的乌合之众，视为落后的、保守的、愚昧的、自私的。

  乡建派的晏阳初曾总结过中国农民的四大特点“愚弱穷私”，就是把农民本质化了。我觉得即使农民身上确实有“愚弱穷私”的弱点，也要分析其产生的原因，而不是简单地否定。能够把农民看作历史的概念，这一点就是柳青和晏阳初乡建派的一个重要区别。 此外也必须说到，柳青不是一下子就掌握了深入了解农村的方法的，他有两个关键的思想转折点：

  （1）在延安的时候，柳青是整风运动中第一个作为文艺工作者通过个人鉴定的，并被分配到米脂。当时他认为自己已经跟工农群众有结合了，应该留在延安搞创作。但当他到了米脂之后，很快就发现了自己曾经的肤浅和不足。

  （2）另一次是在他工作稍有起色的时候，由于过度劳累，旧疾复发，开始咳血，并染上了严重的伤寒症。当时他本可以离开，但是他最后选择坚持下来。

  《柳青传》中就讲，柳青离开延安的时候不仅带着强烈的创作的愿望，也带着要努力工作、改造自己的愿望。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思想改造对自己、对文学创作、对工作的重要性，是一种脱胎换骨的经历。 这里还包含着这样一个问题：作为文学者和革命者如何参与实践？

  柳青没有二元对立地看待这个问题，在他看来，创作并不是那么重要的，没有了解是写不出真实的农村的。这就跟现在很多人把学术和实践完全割裂开来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柳青和他的人物之间是相互生成、相互塑造的关系，不是创作者和人物的主客体的二元对立关系。

  提一个有意思的事情，王家斌是《创业史》主人公梁生宝的原型，长安县皇甫村合作社的领导，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他去世和柳青竟然是同一天，中间相隔了12年，或许这里边也有可以阐发的空间。柳青作为文学家，和笔下人物之间具有相互生产和相互塑造的关系，所谓“要塑造英雄人物就要自己变成英雄人物”，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表达。

  

  柳青与王家斌︱图片来源：“柳青”百度百科词条

  柳青之所以能够捕捉到合作化运动中的典型，就是因为他和这些原型在现实生活中的关系。可以进一步延伸一下，就是知识分子和农村的关系问题。

  中国农村今天之所以出现这么多问题，我认为是和知识分子的缺席有关的。从出身来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主体，一部分来自城市，一部分则来自农村，但是来自农村的知识分子很快就和农村不同程度地疏远、断绝了关系。在农村问题的知识场域或其他相关方面，已经基本没有了农村知识分子的声音，这是当代知识教育的一大问题。

  李昌平曾做过一个特别好的比喻，他说城市是一个抽水机，把农村都抽干了，人才、资源都被吸纳到城市中去了。 但是从柳青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农民出身，最后选择回到农村，以实践者的身份替农民考虑。对我们今天来讲，知识分子这样一种生存方式很有启发意义。

  二、怎么组织农民？

  在如何组织农民的问题上，我觉得土改政策至今也是有启发的，即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

  之所以要依靠贫雇农，是因为贫雇农是被剥削最严重的阶级，也是合作化最可靠的中坚力量，他们更能明白只有互助合作才能共同富裕，而对中农采取团结的策略，是因为中农的自发意识和个人发家致富的可能性最大，但团结是统一战线的问题，既要斗争又要团结。 此外，柳青强调要遵循自愿原则，这不是对集体化的否定，而是要讲究方法：用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优越性，用事实进行教育，克服农民作为小生产者的私有观念，让他们自觉地产生团结起来的意愿，产生互助合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是柳青组织农民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柳青把中国农业合作化的方式和苏联的进行了比较，认为苏联的集体化农业是把富农驱赶出去的方式，用集体农庄的形式、行政命令的方式建立集体经济，不是建立在教育的基础之上。 从具体的例子来讲，柳青不是作为一个孤立的个人，而是作为共产党的干部，和政府国家关联在一起，作为方针政策的一个环节在思考组织农民的问题，和今天的情况很不相同。今天是资本起决定性的因素，而不是劳动者，在今天组织农民比柳青那时更困难。 中国的土改政策和集体化道路的选择是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和中国的农村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合作化和集体化就是要消灭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使更多的人明白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共同富裕。今天，个体小农在资本和市场的汪洋大海之中只是一片随波逐流的树叶，只有组织起来才可能有足够的力量。

  组织农民，就是为了保证农民在农业生产中的主体地位。农业生产的主体绝对不能是资本、自由市场、行政权力，而是农民的集体。

  三、如何教育农民？

  我们不要把“教育农民”看成是高高在上的启蒙，它包含着向农民学习的过程，它应该表述为在向农民学习的过程中教育农民。这首先是语言的问题，用学术性的语言是不可能和农民打交道的。要以农民的利益为重，又不能止于利益，不能觉得农民是天生的自私自利的人。 在柳青的写作中，有好几个知识分子的形象，我举一个《种谷记》的例子。

  《种谷记》里有一个叫赵德铭的人，他在县中学还没有毕业，就被调到乡下参加农村建设运动。他也知道“学校与生产教育两大运动相结合”这个口号，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他还没法深刻体会。最后从小说来看，他有了一个觉悟，小说是这样说的：

  赵德铭从这件事情对王加扶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不要看他是个老粗，有眼光有气魄，总是不慌不忙，看得准拿得稳。可是他连自己的名字也不识，人类里面有的是人才，可是就是埋没了他们。

  小说里面还有个区长，他对赵德铭说：

  “王加扶就是你的先生”，

  这里面强调的就是，知识分子要向农民学习。《种谷记》还有这样两段话，同样也很重要：

  任何一个工作搞坏了，责任不能推到群众身上，责任首先在干部，不能推到群众甚至反动派身上去。赵德铭始终觉得新社会未免把老百姓提到天上去了，他们有些人简直落后到出你意料之外，你能替他们负责任吗？

  程区长却又说过：

  那也不能怨群众，因为你对他们了解的还不够，你的计划超过他们接受的程度，你要实现你的计划，首先必须从提高群众的认识做起。

  工作搞坏了，责任在哪里？《种谷记》就讲，责任首先在干部而不是在群众。

  

  种谷记

  评价人数不足

  柳青 / 1951 / 人民文学出版社

  我再举一个毛泽东的例子，他对农民的知识和文化的认识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边讲：

  中国历来只有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

  但是到了1956年，《同音乐工作者谈话》中，他就说：

  地主阶级也有文化，那是古老文化，拿工人阶级和农民来说，工人比较有文化，他们有技术。农民不能说没有文化，精耕细作、唱民歌、跳舞也是文化。

  我认为农民的知识和文化不止是耕作、歌舞，还包括对自然的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认识，以及逐渐形成的一整套的生活方式。“愚弱穷私”的认识无疑是有问题的。

  四、如何正确认识中国农民？

  我们面对的中国农民群体并不只有自顾自的传统，中国农民有王家斌、陈永贵、申纪兰、郑冰等有集体意识、集体关怀、能够带着大家共同富裕的农民。只有正确认识了农民，才能真正为农民服务，从农民的长远利益出发使农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农民的小农意识是历史的结果，是需要克服的局限。

  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克服小农意识甚至消灭农民是现代化的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高，也就为社会主义实现的目标积累了越多的可能性。

  有意思的是，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没有实现革命的成功，中国革命在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下，依靠千千万万的农民，取得了革命的成功。在苏维埃俄国取得革命胜利的时候，葛兰西敏锐地看到了苏联革命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矛盾，他甚至说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的理论错了，而是革命的特殊性的问题。

  中国革命是依靠农民的力量取得的成功，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同样也是依靠农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完成了工业化的积累，之所以能够如此，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农业实现了集体化，农业生产走了合作化的道路，这才有了80年代之后的发展。

  但是对于生活在柳青时代的人们来讲，理解和克服小农意识的必要性并不那么容易。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对农民采取了一种本质化的观点，就是认为农民的小农意识是根深蒂固的，不需要改变的，没有必要改变的，甚至将其视为经济发展的动力，这是柳青和他们的区别。

  柳青是从中国革命的必要性和特殊性出发，从那个时代中国农民的实际状况出发，既看到小农意识的局限，又看到了农民自觉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而对小农意识的局限性，则只有在合作化和集体化的过程中去改造，因为改变是必要的，改变也是可能的，并且部分已经实现。

  五、总 结

  据阎纲说，四清运动的时候，很多农村基层干部把《创业史》当作工作手册来用。我觉得是完全可信的，因此，我认为《创业史》是一部关于如何教育、组织、正确认识农民的工作手册。

  当然，柳青不是为了写一部工作手册而创作《创业史》的，而是因为这些作品的内容和它的创作方法，才使他无心插柳地写出来了工作手册。与之相比，赵树理《三里湾》、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山乡巨变》都没有成为农村干部的工作手册。

  柳青之所以能够完成这样一种创作，就是因为他的写作方法和写作内容。他的写作方法中全部都来自于柳青个人的实践，在于他和他的人物之间建立起来的相互生产相互塑造的关系，使创业史成为了一部具有工作手册性质的文学经典。

  

  农业宣传画《永远保持同群众一起劳动的革命传统》张汝济创作1963年11月版︱图片来源：中国农业博物馆网站

• 《创业史》与我国早年农业集体化尝试

  作者：tjchenbin81 发布时间：2017-09-23 21:45:44

  一、《创业史》的文学意义

  比起《山乡巨变》（周立波著，同为十七年文学代表作，题材同为五十年代中期的农业合作化）人物塑造和矛盾设置大量参考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柳青的《创业史》的原创性更强，且对浩然和路遥等几代农村题材作家都有巨大的影响作用，在文学史中的意义更大。

  《创业史》中，梁宝生、梁三老汉和郭振山这三个典型人物，是原先与同期的中国小说中所没有的，在文学形象上有扩展意义。

  梁三老汉这个角色的深刻和丰富性，比《山乡巨变》的亭面糊，甚至《被开垦的处女地》的狗鱼老大爷都更为动态且立体。他是一个老派农民，偏传统的观念和梁生宝‘新人‘理念有不少冲突，但也有很多一致，最终在事实面前，主动改变自己，转而支持儿子的事业。《创业史》中多次借他人之口说，梁生宝很多方面都随他的继父梁三老汉。比如，踏实肯干，勤劳实在，还有，梁三老汉“心眼正”，他对妻子、女儿很好，对梁生宝视如己出，对童养媳也当亲闺女疼，算得上是一个模范家长，他也从不算计乡邻。他是很有真性情的，比如在清明时，见儿子没想着给童养媳上坟，替童养媳感到委屈，在她的坟前哭了一场，以至于招到思想保守的亲属的指责。这都说明老汉的品质与儿子有很大的一致性。

  有人觉得梁三老汉头脑和眼界有限，其实不然，他也算是小说中一个明白人，他按自己的理念做事的，想通过自己的勤劳获得一份家业，“二十亩地砖瓦房、老婆孩子热炕头，最好再来一头牛，踏踏实实过日子”是他的目标，他几次立家业的梦想成空，前几次还很乐观，因为他还觉得养死两次牛是偶然因素，直到后来儿子被逼逃丁，还把牛赔进去了，地也租不下去了，他明白自己的失败是坏世道的必然，郁闷得了气喘病，直到解放后分了田地，生活有了盼头气才顺过来。但他绝非贪财物的人，解放前继子被抓丁，他毫不犹豫地卖牛赎回儿子。他对儿子的事业一度不理解，但也从不暗中破坏，只是儿子不用庄稼人的老路子走，他觉得不牢靠。老头他怀疑儿子办合作组能成功，在别上劲的时候，不是随意发狠，而是主动去找他知道的明白人-乡委的卢书记去聊一聊。卢书记给他耐心做了工作后，他也就觉得儿子换个路子试试不是坏事，可见他虽然倔，但讲理，并不是一味保守。后来合作组取得成功，他的家业目标虽然还没实现，但穿上了新棉裤棉袄，生活前景乐观，还因为是梁生宝的爹被人尊重。他此时想的是儿子的事业过了最难的阶段，但还有很多事等着他，足见这个老头看事物时有比一般人强的地方。

  书中对梁宝生的评价，“公平”和“能干”，在当时的农村里一个村也挑不出几个。习惯小生产的农民能做到“公平”难能可贵。梁宝生的“家教好”，养父梁三老汉言传身教，通过诚实劳动，做正直善良的人。在租地时长期受压迫，逃丁时遇到共产党，后来当了民兵，参与了土改，他通过自身的经历，接受了“只要还有私有制，农民就会穷的穷、富的富”的社会主义观念，因此积极参加合作化。

  “能干”包括三方面，一是劳动技能高，梁宝生随老爹自小干农话、拉长工，各种农活动精，在本村的年轻人中算首屈一指的；二是脑子活，能活学活用，看事能长远，他虽只上过扫盲班，文化水平差点，读写算比不上同村上过几年学的，但是通过主动的党内学习，对党的政策能有自己的理解，甚至和县乡两级的领导谈起政策来也能说得头头是道（领导走的时群众路线，用的是群众语言，要是换个说官话的那个领导，照样也谈不了），在农民找富裕户借贷失败后，他能想起省里模范互助组在大会上介绍的搞副业的经验，组织贫困户上山砍竹编扫帚卖钱，使贫困户渡过春荒，增加收入，这更是他学习能力的体现；三是组织能力强，梁宝生逃过抓丁，年纪轻轻就在外地磨砺，懂得和人打交道，他执行起来合作化“依靠贫农、团结中农、限制富农”的政策，非常得心应手，合作组有人闹退组时，能和颜悦色地让坚决退组的两家退出，还留下活话“随时都能回来”，同时说服犹豫退组的一家，有道德缺陷的“油子”白占魁申请入组时，能力排众议接受，使得很多组员佩服梁宝生年纪轻轻就有大将之风，他办事公道，积极带动贫困户，不为私利，因此更能服众。

  梁宝生属于农村青年社会主义“新人”形象，路遥在《平凡的世界》有所继承。不可否认，现在有一些人不喜欢梁宝生。对美国化的新自由主义者来说，梁宝生一心扑在社会主义农村改造事业中，甚至经常要放弃一些私利，对他们来说，法无禁止的个人利益都是要争的，否则就是不自由的，反人性的。但是，要是按照法德的主流自由主义观念，梁宝生为实现人生价值而奋斗，“不为物欲所驭”，这才是真正的大自由、大人性。每个读者的价值标准都不一样，至于怎么评价梁宝生，不必强求一致，如果能对他的的人生理念有所理解，对读者来说仍是一件好事。

  郭振山是一个很动态、比较复杂的人，他在土地改革中起过领导作用，还是有名的庄稼把式，在村中十分有威信，日子过好了，郭振山一度有发家的想法，甚至还定了个“五年计划”，受批评后，经历痛苦的思想斗争，决定将个人利益与党的要求相协调，把发家的计划放弃了。他对自己在村里的权威很看重，不希望被梁宝生这个后起之秀挑战，因此不愿意梁宝生的合作组壮大，不过也不曾想过下绊子。在另一方面，他也很努力地进行党的工作，也领导一个合作组（但这个合作组属于强强联合，被批评后才开始接受困难户），在粮食国家收购中表现也不错，平常看不惯损人利己的行为，对一些贫困户生活上的困难比较关心，总体上仍能对农村的建设事业有贡献。上级说他有能力但也不一心为公，做合作化的基层领头人的条件不及梁宝生。

  路遥《人生》中人民公社支书高明楼，就是郭振山这一类人，有觉悟、有水平、也有私心，对人民公社总归还是起稳定作用的。到了在人民公社体制出现城乡拉开、人身绑定、在很多时候和地方阻碍生产，相比其他农业模式出现比较性劣势的时候，郭振山式的领导会使这种劣势加重。

  早时候的一些评论说，郭振山是在“堕落”的过程中，只是还能或主动、或被动地受到体制的约束，没到自绝于党和人民的最终结果。这种说法过于偏激了。读者不难相信郭振山这样的人物在现实中是大量存在的，对社会起到的作用也是利弊均有。

  《创业史》中对矛盾的设置还是很可观的。梁生宝（社会主义新人）、郭振山（有缺陷的农村领导）、梁三老汉（较开明的传统贫农）、郭世富（有中庸意识的勤劳上中农）、姚士杰（心地阴暗，有能力的富农）这些重要角色，每一个人都有一套理念，这些个理念各由不同的部分组成，不同理念的不同部分有的针锋相对，有的不共戴天，有的能达到妥协，甚至有的还能深度契合，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农村意识形态圈。相比之下，《山村巨变》连反革命都反得那么地“田园化”，在思想认识上明显不如柳青那么沉厚。

  两性观念在中国农村题材革命小说中几乎是落不下的。而且，共产党的婚恋政策和性权利观念往往与传统农村的保守观念有抵触，这逃不出敏感的作家的眼睛，他们希望通过小说施以影响。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还算是尽量拉近这两者的距离，把农村保守观念中对恋爱自由的微弱支持最大化地利用了。孙犁《铁木前传》中，小满希望离婚另嫁，最求幸福，也多少得到了些同情。而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写了在日军兽窟中受蹂躏，最后携带情报逃出的农村女孩贞贞，最后随干部们去延安学习，并投身革命的故事，而干部们对贞贞的尊重和友善，使保守的村民不理解和敌视。《创业史》中，梁宝生性格上的缺点（一听改霞说去工厂就不想理人家了），和错把个人爱情置于靠后人生行动的做法（非要等秋收后再谈恋爱），使他失去了一次获得一个不错的人生伴侣的机会。而素芳的遭遇更加令人心酸，素芳被家庭深度压迫，因为自身的想法较为狭隘，在试图找到出路的尝试中，又被姚士杰玩弄，在村中也备受歧视，这也说明了，人类解放的进程中，在事实上总有一些角落的人，因为各种原因，并未被真正解放。这也是《创业史》的一个超越时代的意义。

  二，《创业史》与我国早年农业集体化尝试

  《创业史》第一部，写了陕西一个农村在1953年创办农业互助组的经历。

  互助组创立之初，昔日村里的土改领导人郭振山认为，互助组对贫困户抱团取暖多少还是有些用处，也方便协调一下人力蓄力分配，再大的好处一时想不出。主人公梁生宝诚心实意把互助组当成事业去做，因为他确实见到省里的示范互助组办得不错，能解决不少问题，也有一些经验能参考。

  《创业史》中有一段开会时，乡委吕书记对郭振山说，乡委、村委的领导者走的地方比一般农民多，想的深，而中央领导看得更远，已经超出他的理解能力，“不知道马克思、列宁说什么，想什么。”当然，之前党的土地改革在全国的迅速成功，已经证明了制定政策的领导人绝对是大聪明人，他也就对这次合作化政策抱乐观态度。这间接说明一个问题，以集体主义推行农村的合作化和集体化，对国家至地区再到基层的各级核心有较高的要求，比如政策的上传下达通畅，一线领导者必须能干且公平，更重要的，政策的制定绝不能有颠覆性失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学苏联的经验，结合中国的实际，还有一个潜台词，说白了，就是躲苏联曾经摔跤过的坑。列宁用分土地获得贫农支持（但更重要的是依靠工人和士兵，并夺取了工业集中的城市，可以说既有人，又有枪有炮有运输，这是列宁能够短平快地在国内战争取得速胜重要砝码，但中国没这条件），但在战时的余粮征收制与明抢无异，严重损害中富农的利益，导致农民暴动此起彼伏。中共在土地革命时期用苏联分田地的经验，但放弃使用苏式余粮征收制，改用负担小的税收形式交粮，并重视经营农村，促进了农村生产和生活，成功赢得农民支持。解放后战乱平息，三年土地改革时期更是轻徭薄赋，使农村经济快速恢复性增长，农民利益获得极大满足，不仅贫雇农，连中农都成了中共的基本盘，毛泽东把农民转化成“革命主力军”的战略取得极大成功。

  到了1953年．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但仍十分贫困落后的中国又到了一次选择国策、决定国运的时候，这时的苏联的社会发展情况是这样：在落后大国的基础上，以计划经济起家，通过农业集体化，控制了农业经济，以剪刀差的方法，从农业那里获得在资金，有计划地快速建立起成套完善且先进的工业体系，工业体系建成后，再将剪刀差缩小，当时已经有了工业回哺农业的趋势，农业实现了机械化，经济发展稳定且仍在快速上升。而且苏联已经要援建给中国全套的工业体系，形势非常有利。中国的领导层没有理由不采用苏联的经济方案。

  领导层制定的政策，就是要建立计划经济，而关键的工作是制度设计，既要达到目的，又要力图避开苏联早期发展计划经济在农业集体化方面摔下的坑，坑1：苏联在放弃战时共产主义后，实行农业集体化前，对农业有过一段无为而治，这期间，农村出现两极分化，贫农失去刚分到的土地，出现了一批新富农，并成为了重要的社会力量。坑2：苏联发展工业化，需要大量的工业从事者和社会管理者，必须买越来越多的粮食养他们。在1928年，粮食因需求多而涨价，与“剪刀差”背道而驰，更严重的是，农民开始囤积居奇，粮食大量进入自发市场交易，国家即使出高价仍收购不了足够供应城市的粮食，导致丰年不但不能出口粮食换外汇，反要花外汇买外国粮供养城市，迟滞了工业资金的积累。只能强力取消自由市场交易粮食，并开始农业集体化，以获得余粮。坑3：在集体化时，富农反对力量强大，导致阶级斗争，斯大林把他们赶出家乡，数百万人迁到了西伯利亚，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坑4：集体化先期的生产资料赎买工作和宣传工作不到位，农民一听集体化风声就杀牲砍树，再加上集体化后养护不善，导致大量生产资料挥霍，直到机械化铺开，才把畜力的损失抵消掉，导致集体化前几年，粮食生产一直往下走。坑5（最大的坑）:粮食出口换机器，过于急于求成，导致粮食储备下降，抗灾能力减弱。1932年底，突发自然灾害导致多地粮食大面积减产（粮食还没收完，就让雪给埋了），重灾区为乌克兰、乌拉尔、哈萨克斯坦等粮食总产区。结果只能在非灾区和轻灾区过度征粮（粮食只能让农民拖过春荒），凑齐工业人口全年最低量口粮，春荒过后，疏散部分城市人口到非灾区与当地农村人口靠粮食代用品生存，多数重灾区的农业人口只好主动放弃（围死灾区），结果饿死几百万人，造成人道主义灾难，大大迟滞的经济发展进程。结果：1936年，苏联付出惨重代价，完成了农业集体化，机械化和水利建设走向正轨，当年粮食产量为历史最高产量。之后，尽管在战争中一部分地区农业受到破坏，但直至《创业史》的1953年，苏联的农村现代化进程还是往上走的。

  回过头看《创业史》，“三大能人”中的原土改带头人郭振山和富余中农郭世富，都是几个兄弟未分家，共同劳动，而且家境比较好，有壮劳力、有牛、有好地。1952年分地后，郭世富又多囤了不少粮食，郭振山则盖了房，后来郭振山因为买了穷苦户的一亩多地，在砖窑投了股，在党内受了批评，他经过思想斗争，想到自己得到的几乎都是党给的，个人利益必须和党绑一起，就把股给退了。现在有人质疑，郭振山和郭世富其实都不是害人的人，相反身上并不乏优点，他们的生产模式，在现在有个时髦词，叫“家庭农场”，在日本“家庭农场”弄得还很不错呢！为什么当时把他们当成“自发势力”，不允许其发展呢？就是国家要避免苏联农业集体化的“坑1”（富农抬头），当然，没有了“坑1”，不存在大量的新富农，也就没有“坑3”（集体化时的阶级斗争）了。到后来，政府能以“枫桥经验”原地安置势力很弱的地主和富农，他们虽然在一段历史中受歧视，但远比前苏联大流徙的百万富农幸运得多。

  《创业史》中建立合作组的一些经验来自苏联，比如示范试点都在水土条件好的地方开始，给予信息和组织的支持，有金融和政策的优惠，优先开展技术改良推广等。《创业史》中，梁宝生的村子地处平原，而且土地基本都是河滩地，这个土地条件是很棒的，适于规模化经营，如果地处贫瘠山区，则不适合集体劳动；小说刚开始，梁宝生去外地购买生长期短的“百日黄”种子，可以实现麦稻两季的种植，这就是党委给他的信息。找富裕户“活跃借贷”失败后，梁宝生按照示范组的经验，带领一些穷困户搞副业，砍竹给供销社编扫帚（这小说中写，如果梁宝生的带的组能发展到百人，整个山头就不够砍的），供销社给合作组专门的信贷优惠——预付款，帮助组员顺利度过春荒并取得生产资金；播种前最关键的技术活——育秧是上面派的技术员帮着搞定的，而且带来了密植技术。尽管有的组员对新技术有担心，但政府的威信还是起了很大作用，最终合作组通过新技术取得前所未有的丰收。组员一举丰衣足食，并支持了国家的粮食收购。小说中作为合作组核心的梁宝生，确实是少年老成，能干无私，但他的合作组取得的成功，并一举盖过“三大能人”，并非因为梁宝生的能力比“三大能人”更强，而是因为他顺应了时代的潮流。

  全国的土地改革刚开始时（1950年），老解放区已经开始合作组的示范试点（小说中的大王村示范组），农村的政策衔接这么紧密，这么刻不容缓，其原因就是要避免“坑2”（个体农户抵制粮食收购）。小说中，郭世富在春荒时在集上卖余粮换肥料，当时国家除了统购外，还允许私粮商在市场交易。郭世富发现粮食相当地供不应求，这是因为国家发展工业对粮食的需求增加所致的，他当即决定不再多卖粮，而是多屯粮。在小说尾声，富农姚世杰拒不卖粮给国家，郭振山带着农民们集体堵门，姚世杰原先处心积虑从合作组挖来的两个搭伙贫农，因为看到合作组干得好，希望再次入组，就把他家有大量存粮还偷偷屯粮事实给抖了出来，姚世杰势单力薄，怕再被斗，只得卖粮。可能的粮食收购危机因为合作社组织的大量出现被预防了。。

  至于“坑4”（农业生产资料在集体化过程中损失），《创业史》第二部，合作组已经发展成合作社，大牲畜的处置方法比较灵活，可抵股，原主人喂养还可额外算公分，也可由合作社分期赎买，有效控制了大量宰杀牲畜的问题，但也出现了大牲畜喂养和使用不善。小说中就有社员白占魁发狠使牲口，被开会批评的事。我国到58、59年确实出现大牲畜保有量的小幅下降，但不像苏联那么严重。但三年困难时期大牲畜下降还是很明显的。

  我国在“坑5”（政策失误导致饥荒）跟斗摔得比苏联还厉害，不过这个时期比《创业史》要错后六七年。人民公社的快速推进，使农业效益出现了下降。除了粮食出口，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还浪费了大量的粮食，还因为浮夸风，政府对存粮短缺没有有效的警惕，在这个时候两年全国范围的极旱加一年重旱，造成了不可弥补的粮食缺口，我国非正常死亡以千万计，可谓损失惨重。之后，由于内外环境的变化，国家放弃了超常抽取农业资源、快速发展工业的经济方案。

  到毛时代结束时，我国现代化进程不仅没能复制苏联的前几十年曾经的成功，甚至也低于同时期的朝鲜，在农业方面，一些适宜农业的地区积累了一些机械化、水利和科技的底子，但远未完成农业现代化。但世事复杂，坏事经常会变成某种程度的好事，在事实证明苏联模式难以为继时，经济发展水平低，至少为我国进行经济转型留了很多的冗余度。随着国家转为由市场调配资源，经济、社会功能高度集中的人民公社因不符合市场化的要求而全部解散，部分经济比较好的地区还保留一定的合作化。直至新世纪初，工业在市场中有了整体效益后，我国才真正出现工业回哺农业。

  现在，随着“土地流转”等顶层设计的出台，农村在市场的条件下，再次进行新一轮规模化、集体化的尝试，出现了很多新的组织形式。而《创业史》这一类表现当年农业集体化的作品，重新引起了读者的重视，在历史方面，它提醒我们建立适合的经济运行机制时，遵从社会发展规律的重要。

• 柳青带给我们的真、善、美

  作者：微笑~茄子 发布时间：2013-06-08 14:28:42

  第一部，读到一半，有这样一段话让我激动：“我很喜欢这段话：和谷苗一块长起来的，有莠草；和稻秧一块长起来的，有稗子。莠草和稗子，同庄稼一齐生长，一齐吸收肥料和土壤里头的养分，一齐承受雨露的恩泽，但它们不产粮食，只结草籽。它们（莠草和稗子）长着同谷子和稻子很少差别的根、茎、叶，庄稼人不分彼此地给它们施肥、培土或灌水，直至它们被鉴别出来，才毫无抱怨地，心平气和地拔掉它们。第二年，庄稼人明知道谷苗里头有莠草，稻秧里头有稗子，还是把它们当做庄稼一样看待，一样娇贵，因为毕竟它们只是谷苗和稻秧的万分之一啊”这是真实的劳动场景，多么善良的劳动人民，让没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感受生活的美好和谐！

• 《创业史》内容综述

  作者：里昂的浪 发布时间：2018-12-29 16:43:03

  1929年，亦即民国18年，陕北大旱，颗粒无收。冬天，哀鸿遍野，灾民黑压压地涌向渭河滩。下堡村蛤蟆滩的二茬光棍梁三，收拾得齐整干净，大步流星地在女灾民群中穿行。梁三年过四十，妻子新丧，大家当然明白他的企图。果不其然，梁三将宝娃子母子二人领进了他的草房院。他抚摸着宝娃子的头，发出了再创家业的豪壮誓言。宝娃至此改姓梁，大号叫梁生宝。梁三是蛤蟆滩上的勤劳农民，其父艰难创业，给他留下了三间正房，为他娶了妻子。然而，他命运不济，牛死妻亡，天灾人祸，接踵而来，连祖上传给的三间房也变卖了，只剩下个空荡荡的草房院。如今，饥荒又给他送来了贤惠的妻子和可爱的男娃，潜藏在心中那不屈不挠的创业希望又升腾了!

  然而，创业艰难。梁三苦苦劳动十年，光景依然如旧，得到的只是失败和屈辱，以及脖梗上的死肉疙瘩、喉咙里永远咳不完的痰。创业的担子，历史地落到了生宝的肩上。生宝，从小即非同凡俗，七八岁见人就打招呼，使一些人瞠目结舌。十三岁当长工，就将工钱换的小牛犊牵回家，听着他雄心勃勃的计划，养父梁三都惊呆了。十八岁他又独自租种了十八亩稻地，创业的劲头，超过父辈几等。但是，他辛苦一年的收获，全被地租、高利贷敲榨干净。到了解放前夕，为了躲避国民党溃兵抓壮丁，梁生宝被迫进了终南山，成了不敢见天日的“黑人”。梁家三代的创业史，最终画上了一个辛酸的句号。梁三老汉终日像土拨鼠一样生活着。

  解放了，蛤蟆滩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大地主吕二细鬼、富农姚士杰都被斗倒了，贫雇农土地还家，梁家分到了十来亩稻地。他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对着毛主席像两泪双流。此时，仿佛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精力，注入梁三老汉早已干瘪的身体，已经熄灭的个人发家愿望，又重新燃烧起来。他在睡梦中笑出声，梦见自己竟成了“三合头瓦房院的长者”。而此时当了民兵队长、入了党的梁生宝，则完全沉浸到建立互助组的事务里去。父子之间在创业上的激烈冲突，就要爆发了。

  1953年春天的一个早晨，鞭炮声响彻了哈蟆滩，富裕中农郭世富的新瓦房上梁了。村民们都来看热闹，梁三老汉更是艳羡十分。他哪里知道，世富老大要和生宝的互助组对着干呢!此时，春荒笼罩着蛤蟆滩。这是互助组和整个蛤蟆滩最困难的时刻。他们一方面要筹划新的一年生产，一方面要度春荒。但他们手中既无钱又无粮，这是多么大的困难啊。村主任郭振山寄希望于富农和中农，希望通过活跃借贷以解燃眉之急。然而，余粮户响应者寥寥无几。富农姚士杰偷放高利货，郭世富要和贫雇农“和平竞赛”。郭振山已经对局面失去控制，加之自己要走自发道路，故对贫雇农的困难、对自发势力均作壁上观。在这种形势下，梁生宝自然成了互助组和贫雇农的主心骨和带头人。为了推行一年稻麦两熟的丰产计划，他顶着霏霏的春雨，到郭县为互助组去买百日黄稻种。为了筹集生产资金和度过春荒，他组织互助组组员开进终南山割竹子。这些举措，打击了自发势力的气焰，解决了贫苦农民的困难，稳住了互助组的阵脚。这些行动，也在蛤蟆滩庄稼人的心底掀起了重重波澜，他们从中看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然而，生宝的行动有时却不为梁三老汉所理解。继父时常对他冷嘲热讽，称其为“梁伟人”。对此，生宝毫无怨言，他相信继父会觉悟过来。这时的生宝已近而立之年，继父在解放前为他买的童养媳已经病死。由于一心扑在事业上，婚恋大事还没解决。团员徐改霞倾心于他，他也暗恋着这个美丽的姑娘，然而，为了不影响工作和党的荣誉，他抑制自己的感情，故意疏远改霞。失望至极的改霞在郭振山不怀好心的鼓励下，终于离开了哈蟆滩，到北京当工人去了。

  生宝率众入终南山后，互助组育秧的事由记工员任观喜和农技员韩培生负责。富农姚士杰的活动更加猖狂，处心积虑要搞垮互助组。他占有了互助组成员栓栓的妻子素芬，并指使素芬去诬陷梁生宝，达到分裂互助组的目的。在他的阴谋策划下，梁生禄、栓栓两家与互助组疏远了。后来，由于栓栓在割竹子时被扎伤，两家竟一起退组。对此，生宝毫不畏惧。割竹队如期完成了任务，挣了一大笔钱，解决了互助组的暂时困难。关心着生宝事业的梁三老汉，思想感情也在发生变化。

  秋天，梁生宝的互助组获得了大丰收，蛤蟆滩的统购统销工作也提前完成。生宝的威望不断提高，互助组更加壮大，退组的又回来了。郭振山的所作所为使他威信扫地。为了恢复威信，他积极整顿他所在的官渠岸互助组。经过县里的培训，梁生宝他们又成立了全区第一个农业社——灯塔社。梁生宝的创业成功了!在铁的事实面前，梁三老汉服气了。他穿上了新棉衣到黄堡镇去打油，受到人们格外的尊重。他流泪了。这是幸福的泪，欢悦的泪!它饱含着蛤蟆滩人创业的自豪与艰辛。

• 不推荐

  作者：镜子的背面 发布时间：2011-02-16 00:11:20

  文学性并不高，比如写富农的时候，会很直白的用“狡猾”之类的形容词，人物比较类型化（坚定不移、总是奋发图强的贫农男主角，能干但埋头于个人生活的村党员、阴险的富农、守旧的老农民等），叙事也比较平铺直叙。而且，总提到“感谢毛主席”，并用共产主义的“先进性”来武装农民，而“跟党走”的农民，会说出让别人感到“极其深刻的话”来让其他人佩服的五体投地。

  还有一个细节，改霞听到宣传，认为当时国家建设需要年轻人，特别是思想先进的团员，勇斩情丝，到城里应聘。结果一位党内人士对她说：现在来应聘的农民太多，国家已经发出了政策，要优先照顾城市里面无业人员，农村人来城市，反而是一种爱慕虚荣的表现。完了这人还对她说，不要告诉别人，国家的政策最近才下来。改霞一下子感到自己做了丢脸的事情，而且也理解了男主角听到自己要到工厂去，为何流露出冷淡的态度。而且她相信，自己作为一名团员，怎么竟然做出这样不先进的事情！

  更进一步，她由此也相信了当初鼓动自己报考工厂的那名村里的党员，并不是真正的“先进”。

  这就是小说的逻辑，其中对于“先进”“革命”以及“党性”的认识，还相当肤浅，意识形态太强，有些地方，不符合逻辑。我能看得下赵树理，因为里面毕竟还有活泼的农村生活。可是我看不下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