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G MGS 潜龙谍影V 幻痛终极档案 中日英全版本通用 新增无核结局 电子书 下载 txt pdf mobi

本书以丰富的史料和周密的考证分析，对中国中古历史中的门阀政治问题作了再探索，认为中外学者习称的魏晋南北朝门阀政治，实际上只存在于东晋一朝；门阀政治是皇权政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变态，具有暂时性和过渡性，其存在形式是门阀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本书不落以婚宦论门阀士族的窠臼，对中国中古政治史中的这一重要问题提供了精辟的见解，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自序

释“王与马共天下”／1

一 西晋诸王与王国士人／1

二 司马越与王衍／6

三 司马睿与王导 门阀政治格局的形成／16

四 关于“不与刘、石通使”问题／26

论郗鉴——兼论京口重镇的形成／37

一 小 引／37

二 郗鉴的密谋／40

(一)东晋初年的兵力状况／40

(二)流民与流民帅／43

(三)用流民帅平王敦之乱／49

三 郗鉴与王导／52

(一)郗、王家族的结合／52

(二)苏峻乱平后的江州／59

(三)郗鉴在陶、王矛盾和庾、王矛盾中的作用／62

四 郗鉴与京口经营／70

(一)三吴的战略地位／70

(二)会稽——三昊的腹心／74

(三)建康、会稽间的交通线／78

(四)京口和晋陵地区的环境与流民／84

(五)京口在政治、军事上的作用／88

(六)郗氏家族在京口的影响／92

五 余论／96

庾氏之兴和庾、王江州之争／100

一 庾氏之兴庾亮巩固门阀政治／100

二 庾亮出都以后的政治形势／107

三 庾、王江州之争／112

四 襄阳的经略／123

桓温的先世和桓温北伐问题／132

一 桓温先世的推测／132

(一)桓温先世的隐情／132

(二)桓温是桓范后裔／133

(三)桓范的郡望问题／139

(四)旁证／142

(五)小 结／145

二 桓彝事迹杂考／147

(一)中朝桓彝无令誉／147

(二)桓彝过江后跻身“八达”而又志在立功／149

(三)桓彝族单势孤／152

(四)桓氏家族不为时人所重／155

(五)小 结／157

三 永和政局与永和人物／159

四 桓温北伐与东晋政争／169

五 简文帝遗诏问题／176

陈郡谢氏与淝水之战／189

一 谢鲲、谢尚与谢安／189

二 北府兵／202

三 淝水之战前后的陈郡谢氏／208

四 淝水之战与灭吴之战的比较／219

五 北方民族关系与淝水之战性质问题／228

门阀政治的终场与太原王氏／244

一 小 引／244

二 “齄王”世家／245

三 孝武帝与皇权政治／251

四 主相相持与太原王氏／259

(一)主相相持的开端。太元九年至十四年(384—389)／260

(二)上下游的争夺——王忱与王恭。太元十四年至十七年(389—392)／262

(三)殷仲堪入荆与孝武帝得势。太元十七年至二十一年(392—396)／265

(四)孝武帝死后王恭、殷仲堪连兵叛乱——两藩与中枢之争。太元二十一年至隆安二年(396—398)／267

(五)太原王氏的覆灭。隆安二年至三年(398—399)／270

五 小结／272

刘裕与孙恩——门阀政治的“掘墓人”／278

一 晋末的北府兵／278

二 北府将乐安高氏／287

三 道术与政治／293

四 孙恩、卢循、徐道覆的家族背景／300

五 孙恩、刘裕与次等士族／307

后 论／315

一 旧族门户和新出门户／315

二 东晋侨姓门阀士族的主要来源／320

三 门阀政治——皇权政治的变态／324

四 门阀政治和流民／331

五 门阀士族的经济基础／333

六 门阀士族的文化面貌／338

七 门阀政治的暂时性和过渡性／343

改版题记／347

田余庆，1924年，湖南湘阴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著作有《中国史纲要》（合著，翦伯赞主编），国家教委第一届大学教材特等奖）；《东晋门阀政治》（第一届国家图书奖）、《秦汉魏晋史探微》、《拓跋史探》等。

暂无出版社相关信息，正在全力查找中！

暂无相关书籍摘录，正在全力查找中！

在线阅读地址：UCG MGS 潜龙谍影V 幻痛终极档案 中日英全版本通用 新增无核结局在线阅读

在线听书地址：UCG MGS 潜龙谍影V 幻痛终极档案 中日英全版本通用 新增无核结局在线收听

在线购买地址：UCG MGS 潜龙谍影V 幻痛终极档案 中日英全版本通用 新增无核结局在线购买

郗司空拜北府，王黄门诣郗门拜，云：“应变将略，非其所长。”骤咏之不已。郗仓谓嘉宾曰：“公今日拜，子猷言语殊不逊，深不可容！”嘉宾曰：“此是陈寿作诸葛评，人以汝家比武侯，复何所言？

征拜司空，诏书优美，敦奖殷勤，固辞不起。太元九年卒，时年七十二。追赠侍中、司空，谥曰文穆。

释“王与马共天下”

为什么江左会出现这种政治局面呢？总的说来，偏安江左是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的产物，而江左政权依赖于士族，则是门阀制度发展的结果。

其时，王衍为门户自全之计，“说东海王越曰：‘中国（案指中原）已乱，当赖方伯，宜得文武兼资以任之。’乃以弟澄为荆州，族弟敦为青州。因谓澄、敦曰：‘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案指洛阳），足以为三窟矣。’”

后来，司马越、王衍拥军东行，越于道中病死而托后事于衍，衍必欲扶越柩归葬东海，以至于在东行道中为石勒部众追及，王公士庶十余万人俱死……司马越、王衍拥众东行，从战略战术上看不出有其它用意，只是反映了他们以及他们的将士“狐死首丘”的愿望而已。

王氏家族诸兄弟子侄之间也时有矛盾，甚至互相杀戮，如王敦杀王澄、王稜，王敦败死后王舒沉王含、王应于江，等等。虽然如此，以王导、王敦为代表所构成的王氏家族势力是非常牢固的，这使“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在江左维持了二十余年，直到庾氏家族兴起，抑制王氏并凌驾于王氏为止。而且，即令是在庾氏代兴，王氏家族权势发展越过了自己的顶峰以后，王氏家族的社会、政治势力以及文化影响仍旧不衰。

“五马渡江”，除元帝一马之外，其余四马，即彭城、汝南、南顿、西阳诸王，都因不见容于士族权臣而丧生。

王与马的结合所开启的江东政局，奠定了东晋一朝政局的基础，影响是深远的。至于琅邪王氏能与司马氏“共天下”而终于不能篡天下，这应当从门阀士族之间彼此牵制和南北民族矛盾这两方面求得解释，而不能只从权臣个人忠奸求之。如果门阀士族的状况及其彼此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南北民族关系出现了重大变化，如果历史出现了这种情况，司马氏的天下也不是不能篡取的。

朱熹居南宋偏安之世，对北伐问题看得格外清楚。王、马朝廷居衮职而真正以“克服神州”为...

在东晋门阀政治之下，必须维持几个最强有力的门户之间的利益平衡，还要保留司马氏的皇位。各个强大门阀士族之间，彼此起着制约作用，所以当权士族多少有所顾忌，而东晋政权也得以维持至百年之久。南朝排斥了门阀政治，恢复了皇权政治，但皇权政治的基础和格局并不能一次巩固下来，政权反而失去了稳定的因素，不断发生皇族内战和易姓换代纠纷。

引自唐长孺《南朝寒人的兴起》：“士庶区别在晋、宋之间似乎已成为不可逾越的鸿沟，然而那只能是表示士族集团业已感到自己所受的威胁日益严重，才以深沟高垒的办法来保护自己。”

东晋和南朝，历来被认为是门阀政治的时代。实际上，真正的严格意义的门阀统治只存在于东晋，不存在于南朝。东晋门阀政治以黄泉统治的变态出现。刘宋以后，皇权政治基本上恢复了常态。在东晋门阀政治之下，必须维持几个最强有力的门户之间的利益平衡，还要保留司马氏的皇位。各个强大门阀士族之间，彼此起着制约作用，所以当权士族多少有所顾忌，而东晋政权也得以维持至百年之久。南朝排斥了门阀统治，恢复了皇权政治，但皇权政治的基础和格局并不能以此巩固下来，政权反而失去了稳定的因素，不断发生皇族内战和异姓换代纠纷。宋齐两代，皇帝与诸王争斗频繁，几无宁日，政局如走马灯。相比之下，东晋朝廷砍杀并不多见。这或许可以视为门阀政治曾经发挥过一些积极作用的证据。

书籍介绍

本书以丰富的史料和周密的考证分析，对中国中古历史中的门阀政治问题作了再探索，认为中外学者习称的魏晋南北朝门阀政治，实际上只存在于东晋一朝；门阀政治是皇权政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变态，具有暂时性和过渡性，其存在形式是门阀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本书不落以婚宦论门阀士族的窠臼，对中国中古政治史中的这一重要问题提供了精辟的见解，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 作者： 丁丁虫 发布时间：2015-02-27 01:58:58

  这才叫治史

• 作者： 久道 发布时间：2013-06-26 17:59:51

  田余庆的学术感觉总是很好，治学有陈寅恪的风格，能从细微处发觉到别人长期没有注意到的问题。例如，此书中纠正了东晋令焚石勒之币，一直被视为东晋有“夷夏大防”的想象，而代之以八王之乱时的各种武力集团关系，以及此种武力集团到东晋后的延续。

• 作者： 虾米 发布时间：2015-06-04 09:48:25

  这类文章会被今天一些人讥讽流于琐碎、不见大局。但恰恰是这些只见大局的人，无法用琐碎的材料和严密的论证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很多博客文章大抵如是：观点博人眼球，论证一塌糊涂。

• 作者： Adiósardour 发布时间：2014-09-05 21:56:20

  从宏观考察东晋南朝近三百年总的政治体制，主流是皇权政治而非门阀政治。门阀政治只是皇权政治在东晋百年间的变态，是政治体制演变的回流。门阀政治的存在是暂时性的，过渡性的，它是从皇权政治而来，又依一定的条件向皇权政治转化，向皇权政治回归。皇权政治的各种制度经过南朝百余年的发展，终于与北朝合流而形成隋唐制度的重要渊源。皇权政治在这一曲折反复的变化过程中，本身也起着变化。隋唐的皇权政治并不全同于秦汉的皇权政治。它们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别，但毕竟都是皇权政治。 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毕竟在北而不在南。只是北方民族纷争，一浪高过一浪，平息有待时日，江左才得以其上国衣冠、风流人物而获得历史地位，才有门阀政治及其演化的历史发生。

• 作者： 小车 发布时间：2014-03-26 08:51:20

  考证之精叹为观止。

• 我读《东晋门阀政治》-胡宝国

  作者：天地玄黄 发布时间：2012-06-01 19:21:22

  我读《东晋门阀政治》

  胡宝国

       

       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一书已经出版十几年了，相关的书评时有所见。我也想写，但又有种种顾虑，一直希望在别人的评论看到自己想说的话。可是这个想法每每落空。看来，自己想说的话还得自己说。

  　　《政治》一书为我们讲述了这样一段故事：与通常皇权至上的时期不同，东晋一朝出现了皇权与士族共天下的特殊政治局面。最开始是所谓“王与马，共天下”，即士族琅邪王氏与皇帝司马氏共治天下。由于士族并非一家，彼此间势力强弱有变化，所以王与马之后，还会有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等等的变化。同样，由于士族并非一家，彼此之间存在着制约的关系，所以任何一家也并不能轻易地取代皇权，由此，共天下的局面得以维持。

  　　至此为止，问题似乎已经圆满地解决了。但是，作者的思考并没有停下来。他又发现，在士族与皇权之外，还有另外一支不为人所注意的政治力量在起着作用。这支力量就是流民。当时北方有源源不断的流民南下，这些流民不是西汉那种流民，而是一支由流民帅控制的武装组织。他们起初在热闹的政治史中虽然不显眼，但在保卫东晋免遭胡族铁蹄践踏上却着实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是皇权、士族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发现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只有发现了这条线索，才能完整地解释东晋之所以存在、东晋之所以消亡。我们看作者的总结：“东晋一朝，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门阀政治才能维持。等到士族不能照旧当权，司马氏也不能照旧垂拱而居帝位的时候，已经走到历史前台的流民领袖人物既抛弃了司马氏，也改变了门阀政治格局，树立了次等士族的统治秩序。但是历史并未因此而断裂，历史的逻辑在晋宋之际仍在顽强地起作用。次等士族的代表刘裕既继承了孝武帝伸张皇权的遗志，又在朝堂上安排了虽丧元气但有余威的门阀士族的席次。皇帝恢复了驾驭士族的权威，士族则保留着很大的社会政治影响。这就是具有南朝特点的皇权政治。”可见，如果作者没有引入流民问题，这个最终的结论是不可能得出的。找到了流民帅，才终于找到了东晋通往南朝的历史之门。

  　　对一个问题的研究倘若长久地没有进展，通常是因为研究者忽视了不应忽视的因素。寻找到这些被忽视的因素是很困难的。困难不在于它们隐藏得有多深，而在于前人已有的研究思路根深蒂固，无形之中会制约后来者思想的展开。关于门阀政治，以往的研究者多是从士庶对立的角度加以讨论，不要说流民问题，就连皇权在这之中的地位、作用也没有引起多少关注。作者突破了不易突破的制约，所以才为人们展现出一番新的天地。抛开流民问题不谈，上述结论本身也十分精彩。作者没有过分地渲染东晋南朝间历史变动的剧烈，而是清醒地注意到历史变化的背后也还存在着历史的延续。要解释变化中的延续，必须看到历史的深处，如果思考仅仅停留在表面，那么“延续”与“变化”的同时存在只能使研究者在解释上陷入困境。

  　　《政治》一书二十五万字。如果让我写，可能有三万字就够了。为什么他需要这么大的篇幅？我想，这是因为作者对历史细节有着特殊的偏好，不妨说他有一种“细节嗜好”。要说明细节问题，没有足够的篇幅是不行的，因为在这里，一般性的说明是无济于事的。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永嘉之际，晋室南渡。关于南渡的建议者有三种记载。一说是王导，一说是裴妃，一说是王旷。对于这样的问题，谨慎一点的研究者可能不作判断，只是存疑。轻率一点的研究者可能会勉强认定一种是真实的，而排斥其他。但作者却不是这样处理的。他说：“以上三说，各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一些真实情况，可以互相补充，而不是互相排斥。它说明南渡问题不是一人一时的匆匆决断，而是经过很多人的反复谋划。”这个结论真可谓是预料之外，情理之中。在考证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他突然不考证了，用敏捷的思维化解了这个问题。类似的例子在书中还有许多。

  　　将近二十年前，田余庆先生曾和我们学生说：“要注意排除反证，没有反证的问题是简单问题，复杂问题往往有反证。反证必需在我们的考虑之中。”以上这个例子可以说是排除反证的经典之作。

  　　老实说，究竟是谁提出了南渡的建议并不重要，如果我来研究，大概不会注意这个问题。这里之所以提出它，主要是想说明作者在解决问题时所表现出的智慧。优秀的学者就是这样，他不仅会提出有价值的观点，而且也会让你看一看智慧的模样。从古至今，智慧远不如知识增长得快，所以每当我们看到智慧的光芒时，就会感到由衷的喜悦　　

  　　他不会永远顺利的，他也会陷入困境。在阐释东晋门阀政治出现的原因时，他提出的理由使人怀疑。首先，作者采用了一种叙述的模式来说明问题。他指出，东晋王导与司马睿的政治结合，实际是来源于西晋王衍与司马越的政治结合。同样是王、马结合，但地位却不相同，在西晋，政治上是以司马越为主，王衍为辅，而在东晋，则是“王与马共天下。”王、马之间关系的变化是因为早在西晋末年尚未南渡的司马睿与王导结合时，司马睿就处在一个弱势的地位上。那时的他只是一个“恭俭退让”，“时人未之识”的一般宗室成员，而王导已经具有政治阅历和名望。这种关系延伸到东晋，“便有了祭则司马、政在士族的政权模式”，由此开启了百年门阀政治的格局。

       这样叙述历史事实是一点也不错的。但是从道理上讲，我们并不能排除前一对王与马南渡的可能性。如果过江的是司马越与王衍，必定还是以马为主，以王为辅。如此一来，岂不是就没有百年门阀政治了？退一步说，即使我们坚信过江的只能是司马睿与王导，疑问也还是存在的。因为“共天下”的局面在王导以后并没有结束，而是一再出现，持续百年。对于东晋皇权来说，这种局面绝不是一个偶然事故所能造成的。

  　　在本书结尾的时候，他又再次触及到这个问题。他说：“如果没有一个成熟的有力量有影响的社会阶层即士族的存在，如果没有一个丧失了权威但尚余一定号召力的皇统存在，如果没有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这样一个外部条件，如果以上这三个条件缺少一个，都不会有江左百年门阀政治局面。”他说得依然没有错，但依然只是对事实的陈述而不是解释。东晋出现门阀政治，到底是什么原因？我曾当面征询田先生的意见。他略作沉思，答道：“我不愿意追求终极原因，因为一追求终极原因，文章就飘起来了。”的确，对于习惯了从细节出发的他来说，追求终极原因是太难了，终极原因不会在细节里。

  　　无法在深层次上解释门阀政治的出现，这其实并不仅仅与他个人的研究习惯有关，而且也与政治史研究方法本身有关。极端地说，单纯的政治史研究可以解释从去年到今年的政治演变，但却无力解释政治形态的根本变化。当整个政治形态都发生变化的时候，它必定牵涉到超出政治史范围的更大的历史变动。这就如同说我们可以用政治史的研究方法分析辛亥革命时各种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但却不可能用同样的方法解释历史上为什么会有一场辛亥革命。历史上为什么会有一场辛亥革命？这里涉及到了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形势种种因素。在时代发生大转折的时候，终归是政治跟随着时代，而不是时代跟随着政治，尽管表面现象可能恰好相反。

  　　政治史研究方法对他的制约不仅表现在研究东晋门阀政治时。在研究三国史时，同样的问题也发生了。在《孙吴的建国道路》、《李严兴废和诸葛用人》等文章中，他为我们揭示出了吴、蜀政治演变的清晰线索，关于曹魏，他也写过若干高水平的文章，但涉及到曹魏发展线索的时候，他沉默了。这是为什么？我想，这是因为吴蜀的历史较为单纯，都是有头有尾的，容易把握。而曹魏则不然，一涉及到曹魏，就必定要和前面的东汉、后面的西晋联系起来，而汉晋时期的历史变动是多方面的，远远超出了政治史的范畴。一到这时，他就显得力不从心了。即使不考虑政治史以外的因素，单纯思考政治发展线索，他面临的困难也同样不少，因为从东汉的党锢之祸到西晋的八王之乱，时代剧烈的、多次的变化打碎了政治史，政治史只是些零碎的片断。我们知道，他的性格是从细节出发，追求的是不缺少任何中间环节的一条完整链条。当这个目标不可能实现的时候，他只能沉默了。

  　　有趣的是，在他沉默的地方，几十年前，陈寅恪先生却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陈寅恪先生在《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一文中说，东汉末年有两种政治势力，一为内廷之宦官，一为外廷之士大夫。魏末曹氏与司马氏两党之争就是汉末斗争的继续。曹操为宦官代表，而司马氏则为信奉儒学的士大夫的代表。魏晋禅代，曹氏败，司马氏胜，斗争终于有了结果。这是一条清楚的线索。为什么陈寅恪能找到线索呢？很明白，他所凭借的是他自己的阶级分析学说，而他的阶级分析学说说穿了就是血统论。曹操是宦官的后代，所以曹魏就是宦官阶级的代表。这样，他用理论把断裂的政治碎片缝合了起来。

  　　他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田余庆先生曾委婉地指出，陈寅恪先生忽视了一个事实，即曹氏父子早已转化为皇权的代表，而不再与宦官有何关系。我要补充的是，在转化为皇权以前的东汉末年，曹操就不在宦官阵营内。密谋诛杀宦官的计划制订时，曹操就已经参加了。从他晚年的回忆中看，年轻时的曹操的理想很简单，就是想当一名合格的士大夫。借用田余庆先生的分析方法，可以说东汉末年的曹操是介乎于宦官、士大夫之间的第三种政治力量。

  　　从以上的对比中，我们能够感受到陈、田的不同。他们都在研究政治史，从表面上看，陈寅恪先生也是在寻找历史线索，但深层上看，他实际上是要用历史的线索来证明他的理论。在他那里，只要理论不缺乏，几乎所有的历史线索都是能找到的。总之，他有理论先行的嫌疑。而田余庆先生则不然，他没有预设什么，他只是一心一意地寻找历史内部真正存在的线索。如果找不到，他不惜沉默。

  　　两种方法，各有利弊。陈寅恪先生的政治史是有理论背景的政治史，所以他研究问题涉及的时段较长，显得有气魄，而田余庆先生的政治史在气魄方面就显得略逊一筹了。田余庆先生的优势是，思考缜密，一旦得出结论，往往不可动摇。公允地说，陈寅恪先生在他认为有用的若干历史细节、若干点上也有极精致的考辨，但是在点与点之间则往往有较大的跨越。他跨越的幅度越大，失误的机会也就越大。

  　　我曾当过几年教师，我曾道貌岸然地告诫学生说：“要注意克服自己的缺点。优点不用管它也会发挥作用，而缺点不被克服就会妨碍你的进步。”这话看似合理，其实经不起事实的检验。经验告诉我们，人真正能克服的缺点都是小缺点，致命的缺点是无法克服的。陈寅恪先生是如此，田余庆先生也是如此。大师并不是没有缺点的，大师也不是因为克服了缺点才成为大师的。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只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优点发挥得淋漓尽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陈寅恪先生是成功的，田余庆先生也是成功的。

  　　学术要发展，我们一定会找到新的研究方法，只是新的方法不会离旧的方法太远。

  原载于《书品》

• 《东晋门阀政治》阅读整理

  作者：鲨鱼 发布时间：2018-05-13 21:28:11

  本书看完至今已过许久，一直未能找到合适的切入点来总结此书。期间还看了吴晓波的《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以及黄仁宇的《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的部分。算是找到了一些切入点。简单罗列一下几个想总结的地方：

  本书外：

  一、王莽-东汉时期的经济问题，皇权不振的现象。

  二、晋朝没有建立大一统运行体系，八王之乱的历史条件。

  本书内：

  三、汉代经济政策引发的流民问题，流民帅与门阀斗争。

  四、儒学中落无法成为门阀的门面，玄风兴替。

  五、江左门阀的内争，核心人物与家族作为。

  六、南方世族之间的差异，南方世族与北方世族的差异。

  七、还原一个更客观的“五胡乱华”，北伐与民族融合。

  一、

  东晋皇权不振，不仅仅是当时的世态，不仅仅因为“司马睿-王导”组合原本只是“司马越-王衍”集团的“四窟”之一，不仅仅是因为司马睿作为“旁支弱藩而又寄人国土”，本无继统资格而最终在江左称帝。中央权威的弱化，从西汉中后期便已显现，因为外戚和宦官的弄权，地方世族趁势崛起，土地兼并、招纳人口已成常态，四世三公、一门五侯称为佳话。王莽篡汉后实施的改革便是试图遏制这一世态。但由于王莽得位不正，以及变法过于激进却缺乏监督，最终被地方豪强拥护的刘秀集团更替。身为“正统”的刘秀，也同样实施限制土地兼并、人口兼并的政策，但最后在冲突中妥协。留下“苟非其时，不如息人”。

  东汉十三帝，仅光武帝刘秀和明帝刘庄是成年践祚，其余均为弱冠登基或是襁褓孩提拉来作数。且十三帝除禅让的献帝享年五十四岁，其余均没活过四十...哪怕从王莽建新朝（公元8年）算起，到司马睿登基（公元318），也有310年，世族社会的结构早已根深蒂固，世族不惧皇权之威仪久矣，且世族本身就是拱卫皇权的重要力量，纵使司马越恐怕最后也不得不与王共天下。

  二、

  黄仁宇认为：我们一般的观念，晋朝已树立一种“封建制度”，现在看来，其中一半是纸上具文。他认为晋朝不是一个正规的朝代，武帝、惠帝之交，以军政府的姿态企图创立一种民政制度，组合未遂，即变生肘腋。晋的财政始终未上轨道，否则开国之君，四海为家，当不致卖官鬻爵。我想这一尴尬的财税问题，怕是与当时“熂山封水”的世族社会形态脱不了干系。所以我认为晋朝可以说是未建立大一统的运行体系，即法同郡县，无成国之制也。 关于八王之乱，从政治斗争失败的高成本代价、个人财产不稳定不受保护等方面解释，有站得住脚的地方，但不全面。是否从各王势力过于均衡、政治制度设计的弊端、大规模的流民问题等角度作为补充会更立体些，暂不作论述，毕竟本书的主角是江左门阀，讲述也从最后成都王颖与东海王越的“二王之争”起笔。

  三、

  汉代的土地已经私有化了，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必然带来土地兼并。国家没有设法使人人就业，但要求人人为国尽责。在后代，无业谋生可以做乞丐、流氓，政府不管。但汉代是不许可的，一身劳动力不用当流民是有罪的。这些流民更愿意卖身为奴，责任转嫁给豪强，做财富集团的奴隶要比普通农户过得更好。（这里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没有提供较为详实的数据作为支撑）。这是否说明社会底层因为天灾人祸、农业水平、经济制度的影响有天然抱团倾向，地方有坐大的基础条件。

  到汉魏之际，三国创立者均在中原外围，战祸灾荒波及不深的扬州一带（是否不只是原住民，中原流民也在此避难）募兵起家。袁绍有驱饥民作战的记录，孙权曾派卫温赴台湾抓壮丁，人口即国力，流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田余庆未在书中指出郗鉴所控制的流民军的规模，以及同时期中国南方耕地规模、人口规模，对北方少数政权的部队规模也是虚数，对氐族的人口规模描述倒挺丰富。（毕竟高阶历史学者，基本数据处于默认大家都知道的状态了吧）。

  田老讲流民军，更准确是流民帅，是本书一个重要的视角。讲人物也是从

  郗鉴

  始，终于刘裕。江左初期的人物，除了祖逖，“北伐不计成败利钝，死生以之，以攻为守，起到保障东晋偏安作用。祖逖以其节烈丰富了民族精神，是东晋北伐的最高典型”，其二便是郗鉴。郗鉴晚到江左，但凭借和司马越的一丝政治关系和二等门阀的地位，以及流民帅的身份，得以在江左立足。尽管郗鉴不操其柄，无竞于朝，但集皇权、门阀、流民三层关系于一身的他必然陷入江左政治斗争之中。郗鉴深知生存之道，在明帝不得不用之时，才授命平王敦。但郗鉴又不与琅琊王氏为敌，在明帝偏庾亮、疏王导的情形下，与王导联结，遏制庾亮专权。若不是郗鉴静镇京口，上游庾亮废王导不是不可能的。此外，京口作为江左咽喉要地，南控三吴，东御海寇，西据荆益，北挡异族。高平郗氏经营此地四十三年，处其利而无心。可见，郗鉴的制衡策略，既有生存发展的意图，也有维护江左的格局，确实是执道经邦的大臣，这点为王导、庾亮所不及。然田老也提及卞壶评价郗鉴：“方于事上，好下佞己；治身清贞，大修计校；自好读书，憎人学问。”其子郗愔也曾说过郗鉴杀人越货之事（据说祖逖也干过，书中未提及）。郗鉴其人之面貌，被田老展现的较为全面。

  另外一个层面，从元帝欲用刁协、刘隗为“齐斧”驭强臣，到郗鉴平王敦，再到苏峻之乱，以及后来的杨佺期、刘牢之，除郗氏得以转化为上等门阀以外（相比之下，政治资本和政治智慧为其他流民帅所不及），这些流民帅皆在时势中沦为皇权、门阀的工具，且不得善终。但皇权、门阀皆忌惮流民势力，或者说是具有更广泛力量的次等世族及武人。田老算是从郗鉴起就埋下一个观点，即东晋门阀政治的经营与消亡都始终与次等世族及武人自身的觉醒有着决定性的关系。

  四、

  三年级的时候在学校图书馆借了一本书，叫《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上下五千年的其中一本。当时图书馆大爷看到，鄙夷地说这本书我看不来的。当然他还是借给了我；当然，我也确实看不来，只看了曹操的部分。魏晋之于我，起先是此事，后来是《桃花源记》、《兰亭集序》、《世说新语》，至谢安与淝水之战。魏晋风流于思想解放、名士放达，是中华史为数不多的争鸣时刻。当然，在田老的描述里，画风可不仅仅如此。首先，考证王衍是有名无实，并非真清谈名士。然后多次嘲讽元康名士，比如，“元康名士企慕竹林名士而思效尤，但时代不同，人物亦异，最多仅得形似而已。”以及，“竹林放达，有疾为颦，元康效尤，无德折巾。”嘲讽元康，又嘲讽永和，“永和人物特征，嗜五石散，习南华言，浮华相扇，标榜为高。”“永和文学溺于玄风，内容空泛。理过其词，淡乎寡味。”

  在上等世族中，玄学地位极高，不入玄不能称之为顶级门阀，也无缘庙堂。而在民间，道教和佛教的影响却更为广泛。玄学兴起始于武帝党锢，加之后来时局动荡，知识分子群体一身的儒学无所施展消极避世而弃儒入玄。玄学的效用，在于一方面是代替儒学的传统地位，压抑儒学即压制皇权，尽管门阀齐家离不开儒学，尽管能够运转门阀政治的人都是“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但明面上，以玄为贵，以清谈为辨别才能之标准。另一方面，玄学也是除了婚宦之外，维护门阀地位的一种方式，只是门阀往往一代不如一代，有能力的一代靠着强臣之权、名士之才，或权倾朝野，或清谈得名。到了后面啥本事没有的一代，就靠着冢中枯骨，骄矜作态。魏晋风流中有真风流，也有假风流，是一体两面。魏晋风流、门阀习俗影响深远，以至于刘裕后来也沾染，以风雅为高。

  五、

  《世说新语》里有言及门阀之间的政治斗争，也是本书的重点。田老以时间轴线，讲当轴世族的更替：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下表主要便于对号入座，门阀当轴年代并不精准，仅为参考）主要讲以下几点：

  ①围绕着门阀核心人物，考证身世与特征。

  ②门阀地盘争夺与流民帅的控制。

  ③门阀的政治作为与最终结局

  

  by 鲨鱼

  琅琊王氏。

  王衍

  ，被定性为奸庸，清谈误国真代表。桓温评价：“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王衍）诸人不得不任其责。”而田老考证他清谈才能不足以称世。与王衍一届的士族基本都是一个德行，祖尚玄虚，无政治能力。王衍好纵横之术，通过联姻，与皇室、贾充、司马越产生政治联结以求家族政治利益最大化。西晋末，王衍同样是以门户私计考虑，遍“四窟”于齐楚、江左。王衍辞诸弟时曰：“今王室将卑，故使弟等居齐楚之地，外可以建霸业，内足以匡帝室，所望于二弟也。”司马越-王衍的策略是与石勒游击于中原，无南渡之心。然纵横有术、匡扶无能，使四窟之末，司马睿-王导组合的江左，本仅仅是王衍霸业的经济大后方，最终实现匡帝室的谋划。

  王导

  坐镇江东、把控局势，是一代名相。相比之下，元帝司马睿只是江左政权合法化的装饰品以及门阀间利益的平衡器。元帝也想干自王莽始削门阀振皇权的事，然而他是最没有资本干这事的皇帝。元帝欲用谯王承刺湘州以扼王敦，王敦假手其弟王異杀害谯王承，宗室却不敢道其杀亲之仇，可见皇权之卑微。然王导也深知门阀间平衡的重要性，以及北方刘、石的威胁，所以王导始终无篡立之心，只可惜

  王敦

  怀有异心。元帝欲用给客制度和发僮客为兵揽走门阀荫占流民特权时，众门阀支持王敦清君侧；王敦欲自自立时，众门阀用流民帅灭之。

  从书中感觉田老对王导的看法相当冷峻，不捧不杀。田老认为王导没有一匡九合的报负，只是尽力笼络南士，和辑侨姓，以图苟安。当然司马睿也不以克复中原为念。他们扬言北伐而不出师，任由刘、石侵犯中原至西晋灭，最后独占道统。华夏危难之时，内部各方仍以门户利益为重，刘、石之辈不过三流货色，汉族各方却不戮力同心共渡难关。所以两晋之交的人物中，田老私心赞许的，仅祖逖、桓宣二人。

  颍川庾氏。帝室联姻和

  庾亮

  出入儒玄的个人素质成就了庾氏之兴。庾亮风格峻整，动由礼节，闺门之内不肃而成。时人皆惮其方严。他既入玄又不废礼教。王敦乱后，明帝欲用门阀间矛盾废黜王导、庾亮企图压制门阀，庾亮站在门户角度排闼入宫，以帝舅身份扭转事态。可见每每触及到门阀共同利益时，门阀往往齐心协力，而皇权、宗室诸王、礼法旧族、流民帅们以惨败告终。但庾亮不安于流民帅导致苏峻之乱。苏峻之乱，晋几亡矣，宗庙宫室，尽为灰烬。庾亮引咎出宫，待温峤、陶侃死后把控上游，与中枢王导对峙。咸康五年，王导、庾亮相继死去，庾冰执掌中枢。咸康八年，庾怿欲毒死王允之失败，挑起两家矛盾，怿自裁。（具体死因不明）自庾氏兴起后，琅琊王氏受到压制，最后势力被划分到吴郡、会稽一带，王允之是琅琊王氏中以军事实力维护家族利益的最后一人。庾氏经营上游，实力非此前王敦、陶侃所能及，然庾氏却被龙亢桓氏取代。总的来说，庾亮起于外戚，无功晋室，而又措置乖谬，不可与王谢相比。

  谯郡龙亢桓氏。五世儒宗、迭为帝师的龙亢桓氏族谱断于六世。田老开启挖掘机模式，扒出桓氏惊天内幕：曹魏嘉平元年，因曹爽之狱被诛夷的桓范。有理有据，若真如此，桓玄代晋真是因果轮回。

  桓彝

  南来却止于江北，未得到王马集团的信任，后跻身于江左八达且志在立功。桓彝参与平王敦之乱而显达，后在苏峻之乱中死节为家族攒够政治资本，为

  桓温

  上位打下基础。桓温与一般士族子弟不同，有无赖赌徒行径，且谈玄不胜继以逞武，为其他世族所鄙，太原王氏王述压根看不起桓温，实际上当时桓温已权倾朝野。桓氏玄学素养、人物品格较劣，但有军事才能。克成都、灭李势，后先让朝廷北伐消耗中央军力，且中央战败，桓温趁势接过北伐旗帜。开始奠定政出桓氏，祭则寡人的局面。永和十年、十二年，桓温两次北伐克复洛阳，起还都之议。但桓氏族单势孤，未将成果转化，对内未能插手中枢政柄，外未能获得豫、徐二州（第三次北伐败而得）。加上桓温终被门阀观念所束缚，废海西公时，讨九锡，要理资序，未至太甚，犹是半和秀才。桓温几乎积攒了所有篡位资本，但被王谢为首的政治力量以和平手段挫败。待到桓玄，朝中再无谢安之辈，桓玄终于得逞。

  陈郡谢氏。应该说是五大家族里整体评价最高的一家。建元之后，时政多虞，巨猾陆梁，权臣横恣。其有兼将相于中外，系存亡于社稷，负扆资之以端拱，凿井赖之以晏安者，其唯谢氏乎！从相处形势上来看，陈郡谢氏与龙亢桓氏如同琅琊王氏与颍川庾氏，但我认为谢氏格局不只在于门阀斗争而在于社稷安危。王敦乱时，

  谢鲲

  阻王敦清君侧之谋，推理安常，时进正言。桓温讨九锡时，

  谢安

  与众门阀扭转局势，力保晋室。淝水之战，谢氏居功至伟，然而功高未赏，谢安死后有碑无文。谢氏人才济济但未出如王敦、庾亮、桓温、桓玄之辈。谢氏门风看起来更有儒家传统，未曾有僭越之举。谢氏结局最为惨烈，刘宋期间，谢氏家族人物被杀者比其他家族多，农民暴动中士族被杀者也以谢氏为多。刘裕把谢氏当作门阀集团的代表，以不得谢混奉玺绂为憾。但我看刘裕对谢氏的戒心还是很重的，后来连谢灵运也杀害了。

  六、

  门阀肇始于东汉，成型于曹魏，造极于东晋。南迁江左的五大家族，龙亢桓氏属于东汉高层世家大族，但因桓范成为刑家，族源断绝不被世人尊重。琅琊王氏与太原王氏属于与旧族有渊源，但仅东汉一两代。颍川庾氏与陈郡谢氏属于魏晋新出门户。五大家族皆以玄学为重，且特点不在世与大，而在身居显位。永嘉之乱后，留北的士族旧门依旧以儒学传家，聚族而居而不轻易搬迁。他们既是子孙相袭，历仕胡族政权，又与胡族政权保持着民族与文化的隔阂。他们历经百年不离乡土，基础越来越牢固，与江左门阀转瞬即逝相比，他们的宗族势力不以胡族政权更替而衰，一直保持到隋唐时期。那么问题来了，

  这些以尊儒为主体的留北世族一方面，侍奉胡族政权与正朔东晋对抗，另一方面却又为胡族汉化、民族融合作出贡献。

  历代史家如何评价未做了解，田老在本书中也未做详解。不过可以从《北方民族关系与淝水之战性质问题》和本书后论结尾可以窥见田老态度。

  七、

  东晋除了祖逖、桓宣志在北伐抗胡，其它的北伐皆有门户私计之嫌，口号大于实际行动。随着相关书籍阅读的丰富，“五胡乱华”的面貌也展现的越来越丰富。从

  汉族角度

  来看：

  1.三国曹魏时期，汉族内战频频，人口内耗严重，使中原形成了真空。加之气候与民族政策影响，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了汉族核心地带。这是五胡乱华的基础条件。

  2.西晋末期，各胡族统治者参与了成都王颖与司马王越的宗室内乱。鲜卑、乌桓拥越，匈奴、羯族拥颖，这是五胡乱华的直接原因。

  3.东晋时期，江左政权不与刘、石通使臣，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因为江左政权是司马越-王衍的政治延续，王衍带司马越遗体回东海国被石勒劫击。

  事实上，作为后人，不管当时北伐是何目的，不通使是何原因，翻看全书，不见言和，只见北伐，倍感壮怀。

  站在少数民族角度

  ：

  1.五胡乱华四个字是纯粹的汉族视角，在此期间，少数民族之间亦相互攻伐（如鲜卑与匈奴、羯族），同一个少数族内部也存在内斗（如苻坚的氐族）。

  2.北方少数民族普遍存在汉化趋势，游牧民族逐渐演变为农耕民族，前秦使用汉臣为朝廷官吏和关东诸州刺史，并崇尚儒学。孝文帝拓跋宏完成了鲜卑拓跋部和北魏政权的一系列改革，民族融合从语言、文化、习俗、经济生活等多方位纵深发展，南北战争的性质越来越趋向于统一战争。

  3.东晋为华夏正朔偏安江左，但整个南北朝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在北不在南，田老对华夷之辩不置可否，他同时指出北方拥有国祚。到宇文泰时，推行“关中本位政策”以进一步融合复杂民族”，而南方日弱的政权丧失了民族斗争这一精神武器及正朔身份。所以，淝水之战是民族战争兼统一战争的话，那隋灭陈则是彻底的大一统之战了。

  五胡乱华是灾难，这场灾难里北方汉族遭受灭顶之灾，而羯、氐、匈奴等也是灭族之灾，但最终的结果是北方民族的普遍进步与民族融合，是江南广阔的土地开发和精致的文化创造。大一统最终成为全民族的共同诉求，中国也迎来了历史上最开放、包容、多元的鼎盛王朝。

  2018年5月13日初稿

• 建国以来最好的历史学著作

  作者：文若 发布时间：2019-12-15 16:06:51

  我初读此书大概在三四年前，深感所知浅薄，只读了大概。这次读仍然读了大概，略记:

  一、《释“王与马共天下”》

  永嘉南渡，琅琊王氏领衔衣冠，与司马氏共治天下，这种“王与马共天下”局面的形成，论其本源则起于八王之乱的胜利者东海王司马越。越以皇室疏宗，本来并没有资格参与这场“权力的游戏”，然而赵王伦、齐王囧、成都王颖等相继败亡，依靠地理优势手握重兵的东海王越与居于关中控制惠帝的河间王颙成为这场动乱最后的角逐者。河间王死，东海王摘得了那颗已经腐烂的胜利果实，随即面临着是帝国覆灭的危机。东海王宗室地位不高，影响力有限，他迫切需要得到名士的支持来稳固政权，故与藩国地近的琅琊王衍成为东海王的合作者。东海王入关，表琅琊王司马睿都督徐州，以为后继。王衍从弟王导被东海王留给琅琊王，他们二人在下邳形成又一“王与马”的政治格局，只是与东海王掌握实权不同，琅琊王与王导的合作，王导却居于主导地位。后琅琊王都督扬州，南镇建业，东海王之本意，期望通过经营江南漕运充实河南，并非想把江南留作退路。东海王死，王衍亦被石勒所杀，南方的琅琊王成为东海王余部投靠的对象。

  陈寅恪先生《述东晋王导之功业》有“总而言之，西晋末年北人被迫南徙孙吴旧壤，当时胡羯强盛，而江东之实力掌握于孙吴旧统治阶级之手，一般庶族势力微薄，观陈敏之败亡，可以为证。王导之笼络江东士族，统一内部，结合南人北人两种实力，以抵抗外侮，民族因得以独立，文化因得以续延，不谓民族之功臣，似非平情之论也。”之评语，陈氏肯定王导总合南北势力延续汉族文明的功绩，另一面也可以看出过江之后占据二人联合主导地位的仍然是王导。王导居于禁中，王敦兵屯荆州，王氏门阀实际控制了东晋政权。王敦起兵，王导是站在王敦一边的，若是皇权强势的时代，边将叛乱皇帝必然穷治牢狱，但司马氏显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王导依旧在王敦死后主宰朝政，受尊“仲父”。

  八王之乱，鲜卑、乌桓之兵支持东海王越，匈奴之兵支持成都王颖。故“‘五胡乱华’的直接起因，是各胡族统治者分别参预西晋统治者之间的内乱。”刘、石与司马越、王衍二人对立为敌，没有缓和的可能。不与胡赵通使除了政治立场上的原因外，通过远结东海王派系的鲜卑在北方对刘、石形成压力也是东晋朝廷形成的基本国策。另外，如果通使刘、石，必然会使北方流民士族认为江左政权不坚，朝廷的凝聚力将会降低，王导选择做出强硬姿态是形势使然。

  最后，田余庆先生指出，东晋的政治愿望只是偏安江左，对于风险较大的恢复中原，王与马都没有魄力与雄心。王与马共天下也仅是东海王越政治遗产留在江东的固化，琅琊王没有根基只是因为自身的皇族身份与谦恭性格而被立为皇帝，这个政权从一开始就和他关系不大。

  二、《论郗鉴——兼论京口重镇的形成》

  由于士族集团具有强大的政治力量，东晋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士族专兵的朝代。以琅琊王氏为首的江左士族阶级自然也存在着内部斗争，维护士族门阀平衡保存维系建康的法统则需要有“处其利而无心者”并非大族所属的强臣存在，比如元帝时期来南的郗鉴。

  郗鉴自北方率领万余流民而来，军屯合肥。在王敦举事时期他凭借手中的兵力成为朝廷制衡王氏的力量。元帝崩，明帝和郗鉴密谋对抗王敦。朝廷本对流民武装信任度不高，祖逖不受重视，郗鉴南来时亦不为朝廷所重，王敦第一次兵围建康后，据有合肥且拥有一定名望的郗鉴则使朝廷放弃偏见，经南士纪瞻引荐成为明帝积极争取的对象。郗鉴谏明帝征召流民帅，王敦之余部败亡，刘遐、苏峻等军迅速入京，郗鉴有折冲的作用。

  王导在王敦第一次叛乱时居于建康是同意堂兄的“清君侧”举动，郗鉴入京自然也要获得王导的首肯。明帝崩，遗诏辅政大臣中郗鉴排名第三，但是成帝舅庾亮地位迅速上升，与王导之间的的倾轧已经公开化，郗鉴又需要在王、庾之间起中和作用。郗鉴支持王导，王导结交郗鉴，二家结亲，王氏子弟由郗鉴自由选婿，足见王导对郗鉴联结之意（东床快婿之典故）。

  苏峻军屯于北，庾亮欲夺其兵而致建康丘墟，乱平后庾亮出镇豫州王导重新执政，郗鉴改驻京口，成为建康王导倚仗的力量。镇于武昌的陶侃、镇于芜湖的庾亮虽然对王导不满，但他们不敢贸然进京的原因就是慑于那支屯在京口的军队。郗鉴在东晋初年微妙敏感的政治局面中能够调和各种政治势力，避免内战爆发，对于东晋政权的延续功劳是巨大的。

  郗鉴在苏峻之乱时，以都督扬州八郡诸军事的身份主持建康以东诸郡进行平叛。移驻拥有运河的京口，太湖流域的产量区运粮至建康也需要通过京口西溯长江。又，京口江面宽达四十里为当时长江入海口，流民可以从中渎或浮海而来，士族阶层尚有北归的打算，不会居住在北去不便的京口。所以郗鉴经济、军事力量在苏峻之乱后得以大增。

  郗鉴死后，郗氏家族在长江下游的地位直到桓温时代才被取代。其后又有谢玄的北府兵，再之后刘裕移鼎也是由京口起家，刘宋之世，屯镇京口的皆是宗室，足见京口在江左政权中的重要地位。

  江左政权之初立，内部矛盾极为复杂。郗鉴能够“处其利而无心”甘为拱卫王京的忠臣，他对东晋政权的影响后世确实是低估了。

  

  东晋政权

  三、《庾氏之兴和庾、王江州之争》

  颍川庾氏，魏晋之时始显名洛京，庾亮追从西晋从玄轻儒的风气成为世之名士，亮受琅琊王睿征辟入仕幕府，其妹后为太子妃。司马睿通过联姻的手段结交庾氏，寻求抑制王氏的力量，但是庾亮的政治立场仍然是以维护士族门阀利益为本，等到王敦有异志，庾亮方才与王氏交恶。王敦之乱平，明帝抑王导，尚申韩、用宗室，这一系列试图重振皇权的举动都遭到了庾亮的反对。庾、王之间政治策略不同，立场却保持一致，对于任何触动士族门阀统治利益的举动他们都会给予反击。王导建都东南，是门阀政治的创立者；庾亮排抑皇权，是门阀政治的巩固者。在苏峻之乱后直至王导、庾亮相继身死的十二三年间，两个门阀所代表的士族阶级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争斗可以从江州争夺窥见一二。当然，皇帝是没有资格参与“尚父”和“元舅”之间的权力游戏。

  江州（今江西、福建）为国之南藩，地连荆、扬，永嘉南渡，东晋倚仗长江对抗北方胡骑，画江而守的前提条件首先要先稳固淮河一线其次长江上下游两端亦要设立重兵。随着江左政权日益稳固，连接上下游的江州重要性也日益突出。咸和四年，庾亮出镇芜湖，建康上游长江两岸的郡县全部为庾亮“都督”。同年江州刺史温峤卒，九年继领江州的陶侃亦死，庾亮始染指江州，都督江、荆、豫、益、梁、雍诸军事，移镇武昌。咸康元年，发生诡异的石虎入寇事件，王导借机以防备之名主持军事部署，建康上游郡县落入王导手中。王导反攻自然引起庾亮的警惕。咸康五年，庾亮抽掉梁州精兵出防江州，王导被迫退让，同年又有后赵入侵事件，庾氏势力夺回豫州，重新回到芜湖，对建康施以压力。这一剑拔弩张的局面因为王导、庾亮先后去世而暂时缓和。三年后咸康八年成帝死，继庾亮而起的庾冰通过新帝即位而来的权力分配时机驱逐王氏出江州，但是由于皇后父褚裒的要求出镇半洲，江州仍然没有回到庾氏手里。次年庾冰亲自出京外镇方才“都督荆江宁益梁交广诸军事”夺回江州。

  庾亮移镇荆州，锐意北伐，其目的当然不是什么恢复华夏的民族大义，而是和大多数“北伐者”那样意在增加个人名望和门户权势。庾亮吞并据有襄阳的流民帅桓宣，巩固己在荆州之势力。这一事件的参考意义正如田余庆先生所言“东晋政局，从一定的层次看来，就是以当权的士族与有兵的流民帅既联合又斗争为其重要内容。联合的基础是抗胡，斗争的目的则是夺取江左的统治权力。”庾氏与王氏争夺十几年，两方在江州几乎决裂，但是另一方面他们把权力蛋糕一分为二，共同巩固门阀政治，两千年皇权从没有过像东晋一朝这样的低谷。庾冰死后，王氏固然政治力量衰退无法再左右朝局，庾氏亦无有力后继者家族消于无形。桓温兴起，历史进入下一页。

  此章极为精彩，田先生留意后赵两次入寇东晋方面的军事部署，眼光毒辣至极。这就是历史的魅力，史书的文字是谜面，那些官职的变动，来往的书信底下的谜底都是波谲云诡的政治斗争。有几个人相信“以忧薨”、“忧惧而死”、“郁郁不乐，遂卒”的那些人是正常死亡的？政治从来就是你死我活，能做到体面的退场是政治家的奢望了。

  四、《桓温的先世与桓温北伐问题》

  谯郡桓氏，桓温之先世存疑。田余庆先生推论桓温为嘉平之变时曹爽的“智囊”桓范之后，因桓范之罪涉及亲族，故桓温为其后桓氏及司马氏都不愿声张。这除了解释桓氏家族确实世习经书拥有的士族身份外，也为桓玄嬗代加上了复仇的色彩。

  桓温父亲桓彝，史传美称其少时即与庾亮等结交。但经田先生考证，桓彝的声名是在南渡之后和士人结游中渐渐显声的，几年间竟与温峤、庾亮并称，号为“中兴名士”。王敦之乱，明帝与郗鉴密谋引流民帅，桓彝参与其中，事后与郗鉴一同封爵，进入政权中心区域。桓彝死于苏峻之乱，他重兴了家族也为儿子的未来提高了声位。

  永和年间，朝廷控有徐、兖、豫（谢氏），桓温以尚主及庾氏甥婿的地位，受到双方的信任，上升极快。故朝廷以桓温继庾翼刺荆州，荆州方面没有异动。桓温入主荆州，朝廷吸取王、庾争势的教训，牢牢把豫、江二州控在手中。但是当时的政治环境，贵玄轻武，位居朝廷上层的都是论玄的无能之辈。石虎死，北方大乱，荆州的桓温和建康秉政的会稽王司马昱争抢北伐，朝廷先于桓温。但大兵不出，只做摇旗状，桓温进兵逼迫朝廷做出动作，朝廷只得出师，败。于是北伐的旗帜只属于桓温。

  永和十一年，桓温北伐，军至灞上。他此举只为提高声望而非恢复中原，于是很快撤军。十二年，桓温再次北伐夺取洛阳，上书请迁都洛阳，朝廷虚以文章不敢回应，桓温与朝廷的对立出现公开化。依靠北伐声望急剧上升的桓温都督中外诸军事、加扬州牧，移镇姑孰。不过由于朝廷仍有豫、扬的军队，桓温近于建康，深有压力，只得进行第三次北伐解决他们。枋头之战，桓温为慕容垂所败，望实俱损，但是他退兵之后进入建康，完全控制了朝政，对外虽败，对内则胜，只是由于兵败声望下落使他无法在短时间实行篡位，王、谢等士族在建康城内抑制桓温。简文帝死，遗诏引起波折，桓温虽有军权，但是政治上仍然为王、谢士族掣肘，讽求皇位而不可得。士族认识到皇权极度虚弱所带来的强人执政会更威胁他们的地位，所以桓温死后他们为了稳固“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羽翼王室，适当的帮助皇权振兴。

  对于桓温的评价，田先生篇尾肯定了他没有硬要做皇帝的“有识”，行事慎重，并不是那个不怕“遗臭万年”的人。几次北伐虽然出于私心，但相比庾氏兄弟和会稽王昱，桓温取得的成就要大太多了。

  五、《陈郡谢氏与淝水之战》

  东晋的名士先祖普遍经历了一个由儒入玄的过程。谢氏家族地位能在东晋时期迅速上升:由儒入玄，取得名士的条件；谢氏刺豫州，居于江北，为建康门户；谢安与桓温抗衡，被任为相，淝水一战存续江左，使谢氏与王氏并列，高贵地位一直延续到南朝结束。

  庾冰以外镇的手段取得江州，次年冰死。朝廷趁机命谢尚为江州刺史，分权庾氏，但因庾翼的抵制而不得不将谢尚改刺豫州，成为晋廷的藩屏。王、庾家族没有后继，很快衰落。桓、谢填补了他们留下的权力真空。谢氏居豫州十余年，发展家族势力、提高家族威望，朝廷为了抑制桓温也对谢氏多加拉拢。桓、谢之间也有联系，谢安即有任职桓温幕府的经历（当然这是当时桓玄取得豫州后对谢氏的示好）王仲荦先生在名作《魏晋南北朝史》中指出谢安出仕桓温是为了“谢氏门户之计”。而由于失去豫州，谢氏没有势力范围，家族中名望最高的谢安。谢安出仕后一直选择隐忍，不居朝廷枢位，不与炙手可热的桓温竞争，以博德名。直至简文帝去世，谢安因为桓温求帝位问题与他打笔墨文章，不久桓温亦旋死，王氏无出众人才，谢氏遂领袖诸门。

  谢安执政后，第一步就借用太后的权威（有点类似于日本天皇不管用，要“上皇”、“法皇”号令才行。）将桓冲逼回荆州。但是，谢安也意识到没有军事力量的支撑家族的权势是无法稳固的，而且面对上游的桓冲始终会处于被动。于是，谢安对长江下游重新部署，重建北府兵。淝水之战爆发前，谢安已基本完成了内部战略部署。由于北方的巨大压力，桓、谢之间的矛盾已经退为次要，上游的桓冲与下游的谢安暂时放下家族立场彼此配合，保障了战争的胜利。淝水之战，前秦大军百万触溃，汉族政权取得前所未有的胜利。淝水之战有谢氏家族指挥，此役之后朝廷不仅功高不赏，而且由于外部威胁解除，内部矛盾有了激化的可能。这种矛盾有桓氏、谢氏、皇权稍振的司马氏以及有外戚身份的太原王氏。桓冲战后去世，谢安在战后两年亦死。谢氏家族受到朝廷抑制，对于中枢的影响也日益薄弱了。

  最后，田先生将淝水之战与晋灭吴之战进行比较，指出前秦的南进是以晋灭吴为根据，具有是统一战争与民族入侵战争双重性质，而主要为民族入侵。少数民族政权领袖的个人汉化政策并不能代表他本民族的全部，融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符坚、孝文帝、宇文泰的贡献到杨坚手上最终完成了“统一战争”。在东晋南北朝分裂的三百年间，不管是南方政权还是北方政权都认为分裂是不正常的，他们都寻求统一，大一统思想深入人心直到今天。

  六、《门阀政治的终场与太原王氏》

  谢安退场，皇权重振。太原王氏并不像之前的王、庾、桓、谢凌驾在皇权之上，他只能依附司马氏才能起到作用，门阀政治终场于太原王氏，士族们将把权力还给皇帝，历史的进程也将进入南北朝的新时代。

  太原王氏凭借早期与东海王司马越的历史关系得以进入东晋朝局。士族出于对家庭门户考虑，兄死之后继任者不见得会是其子。司马氏亦然，东晋一朝，兄终弟及之事多于历代。谢氏退场，士族阶级没有出众人物出现。孝武帝之前，皇权的几次伸张尝试都以失败告终，其中尤以会稽王昱（简文帝）最为屈辱。然而随着淝水之战胜利，谢安退让，士族没有力量再制约皇权，孝武帝得以走出“祭则寡人”的局面，由同母弟会稽王司马道子为相，总督内外。同时又振兴儒学，观我国两千年之帝制，儒学兴则皇权兴，今日亦然。太原王氏王蕴之女为孝武帝皇后，太原王氏王坦之之子王国宝的从妹则为会稽王妃。皇权与相权，同母兄弟之间因为权力分配从同盟合作者渐渐走向了对立，太原王氏也分为两股。不过这兄弟俩都是庸人，也知晓目前形势尚不允许司马氏内部再乱。简文帝由桓温所立，故桓温篡心人所共知，但是孝武帝在处理上不能对他彻底否定（会稽王亦然）。所以在对于东晋政权空间权力争夺上，孝武帝在荆州对待桓玄做出争取的姿态。皇权与相权，哥哥对弟弟，以孝武帝分任名士镇于各处取得胜利而暂时告终。不过孝武帝暴死，继位的安帝不辨寒暑，中枢由会稽王（王坦之系）秉政。

  孝武帝之死引发使暂时缓和的局面出现了剧烈的波动。会稽王急迫要抢夺诸镇，诸镇当然知道皇帝是白痴，送来的诏书是会稽王写的，举兵与朝廷反目。会稽王杀王国宝谢罪，局势仍无缓和。王坦之一脉先被讨灭。建康一战，刘牢之倒戈，王恭一脉亦无幸存，北府兵落入刘牢之手上。太原王氏步入东晋政权中心的两支都从政坛消失了。门阀政治的两个基本条件:皇权不振与士族专兵此时都不存在了。故太原王氏之覆灭，也是东晋门阀政治的终场，不过，他们还没彻底结束。

  每一次动乱之后，权力就会再分配一次。得利的桓玄与会稽王世子司马元显分得长江上下游。孙恩之乱，桓玄居于上游坐视成败。孙恩兵败，桓玄举兵入京，杀元显，流道子，移晋鼎。“王与马共天下”，同始共终，一语成谶。

  门阀政治的终结是门阀士族被次等士族取代。孝武帝虽死，他做出皇权重振的努力将被刘裕继承，门阀政治过渡到皇权政治。士族成为皇权的附庸，南朝时代的政治格局则是“马与王共天下”。

  七、《刘裕与孙恩——门阀政治的“掘墓人

  ”》

  郗鉴死后，京口的战略地位没有下降。孝武帝时皇帝控制京口，会稽王据有上游分陕，兄弟妥协形成较为稳定的格局。孝武帝死，在对京口北府兵的处置上王恭无法做到彻底收为己用，故他加刘牢之都督数州，意在拉拢。门阀士族无法控制北府兵。刘牢之反复三叛，终于自尽。刘裕后来在京口再复北府兵，以及逐桓玄、平卢循仍然不敢称帝，一个原因在于与刘裕共起京口的刘毅等人并没有废晋的意图，刘裕为了自立，还要有更多的武功来塑造威望。

  我读陈寅恪先生《金明馆丛稿初编》第一篇即是天师道方面的讨论。魏晋贵玄，道教在江左极具影响，这些都为孙卢起事创造了条件。田余庆对于陈氏的名篇做出补充，他指出孙氏先人（孙秀）与东海王没有渊源，故南渡之后不求官于建康。卢循先人为东海王死敌成都王颖的死党，东晋初年自不会为朝廷所用。他们都具有成为士族的身世条件，所以孙恩举兵，一开始并没有取代东晋王朝的意图，他的举兵并不是“农民起义”，而是野心家凭借宗教举事激化了江左百年来的士民矛盾，以致一发不可收拾。孙恩扫清了三吴的侨姓士族势力，方便了刘裕造宋。他们共同为门阀政治的“掘墓人”

  论

  田余庆先生总结东晋门阀政治有“门阀政治——皇权政治的变态”一语。两汉抑制宗族势力是相对成功的，但皇权一但衰弱，宗族就没有理由再去支持皇权，他们反而会成为皇权的追逐者。皇权政治格局下，谁掌握了皇帝谁就拥有了一切权力（宦官、外戚、皇太后），而东晋则不然，皇帝不是权力的化身，东晋建立只是因为北方巨大压力，为了存续中华文明及获得家族保护，江左士族不便舍弃司马皇室另立罢了。他们保护司马王朝，他们同时也不允许司马皇帝们真正行使权威。这个士族始终压在皇权头上的局面一直持续到淝水之战后，士族势衰，才让孝武帝有了重振皇权的机会。但是晋末的政治局势，各种矛盾都极为复杂，孝武帝的有限皇权带来的是王朝覆灭。门阀政治是特殊的，他是从皇权政治而来，又引向皇权政治而去。田余庆先生选择这个课题进行了七篇论文的分析讨论，于我而言获益匪浅，仅做笔记如上。

  

  行车端门外，遗碑积雪重。犹见谢家女，咏絮建康宫。

• 评《东晋门阀政治》

  作者：Lownote 发布时间：2011-07-11 16:13:25

  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一书，自1989年首次出版以来，已经有二十余年了。祝总斌与胡宝国先生，在《历史研究》与《书品》中，对该书进行了十分深入的评介 。2009年，“中国文库”丛书编辑委员会再次出版了田氏此书，由此可见，在二十年后的今天，此书之生命力与吸引力，仍是不减当年的。

      田先生此书的核心观点，即是将东晋一朝之门阀政治，视为“皇权政治在特殊条件下出现的变态” 。在他看来，自秦汉帝国建立以降，中国政治之发展，即进入一皇权政治之格局之中。在此格局下，“不但宗族力量处在皇权控制之下，而且一切其他社会力量都处在皇权控制之下，不可能与皇权平行，更不可能超越皇权。甚至东汉宦官外戚擅权，也只能视为专制皇权发展到空前强大水平而出现的皇权旁落现象。掌握了皇帝（通常是婴幼的或弱智的皇帝），等于掌握了一切权力，因而弄权者得以假皇帝之名行事。这只是对皇权的窃取，而不是对皇权的否定。与之相应的政治现象，则是宫廷阴谋不断，多数是拥立或废立之争，争得大开杀伐。而且胜利者很难长久维持权力。这仍然是皇权政治而不是其他。” 东晋时代却是一个例外，在永嘉南渡直至刘宋代晋的一百余年时间里，琅邪王氏、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相继兴起、彼此争夺，皇权政治一变而为门阀政治，竟维持了一个世纪之久。然而，随着所谓“次等士族”（陈寅恪的概括）的兴起，刘裕等人所建立的南朝政权，最终排斥了门阀政治，从而将中国之政治格局，重新拉回到皇权独尊之状态。这一趋势，随着隋唐帝国的兴起，最终得以完成，中国之皇权政治，从此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可以说，如果从汉晋隋唐近千年的历史演变来看，东晋出现的门阀政治，只不过是皇权政治发展这一历史主流中的一个回旋。这一回旋，固然有其深远之影响，但终究是暂时性的，是必然要重新回归到皇权政治之正统形态当中去的。

      可以说，这一对于东晋门阀政治性质特征的整体把握，成为了田氏此书的一个核心观点，纵观全书之结构，正是围绕这一“变态”之政治形态如何产生、如何发展演变、最终又如何消亡的历史进程而展开的。如果我们将东晋门阀政治比作一个生命体的话，该书之主要篇幅，即为我们呈现了这一生命体生老病死之全过程。可以说，对于一本具有二十余万字篇幅的学术著作而言，要将全书融贯为一密切勾连之整体，乃是颇有难度的。而田氏此书，不仅做到了此点，更通过王、庾、桓、谢、王等士族的代兴，将这一东晋门阀出场、在场、散场之全过程，演绎得如戏剧一般淋漓尽致。

      然而，对于这一历史进程的精彩演绎，绝不是此书的根本目的之所在。对于现代史学而言，我们不仅要关注“是什么”，还要关注“为什么”，在这一问题上，田先生为我们提供了三把解开东晋门阀政治之门的锁钥——皇帝、士族、流民。在他看来，“东晋一朝，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门阀政治才能维持。等到士族不能照旧当权，司马氏也不能照旧垂拱而居帝位的时候，已经走到历史前台的流民领袖人物既抛弃了司马氏，也改变了门阀政治格局，树立了次等士族的统治秩序。” 换言之，此三种势力，若能保持其动态平衡，则东晋之门阀政治，即可维持不坠；一旦其失去这种平衡，则门阀政治将面临危机；等到这一平衡无可挽回地被次等士族之兴起所打破之时，门阀政治筵席的“曲终人散”，就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二

      在接下来的篇幅中，让我们首先来看看该书最为显著的几点优长之所在。

  无疑，作为一部典型的实证主义史学的代表作品，田书在材料的细密考订与论证之周详方面，是颇为值得称道的。这一点，在书中关于郗鉴的密谋、郗鉴对于京口的经营、桓温先世的推测、桓彝事迹杂考等方面，表现得畅快淋漓。例如对于桓氏家族先世的考证，可谓层层推进，全面而系统，充分体现了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严谨学风。此一结论，的确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田先生自己也不无得意地说：“这样，在特重谱系的江左五朝，如此重要的谯郡龙亢桓氏，其谱系错乱缺漏，董理乏人，连桓氏家传的修撰者也不能加以考实，以至千余年来，无从发覆。” 田氏此文，可谓发千年之覆。

  众所周知，魏晋南北朝之史料，相较于以后之隋唐，尤其是宋元明清诸朝，乃是较为寡少的。作者在充分爬梳和利用传统史料之同时，也对于《世说新语》甚至《搜神记》一类具有一定传说色彩的材料，进行了极为认真的解读。可以说，对于此类具有传说性质且多夸张与附会的材料之解读与应用，历来是实证性史学研究中的难点，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多次十分巧妙地处理了这些材料。如在考索南方士族心态时，田氏便利用了《世说新语》中记载南士道旁偷视、观禊等事的材料。在经过细密之分析与考辨之后，田余庆认为：《世说》所载之事件本身，似乎是不足信的，“但是其中所反映的王、马关系和敦、导地位，以及南士尚存的猜疑心理，应当是近实的。” 这一严谨而又富有洞见之考察史料的方法，不仅大大扩展了这一时期史料的范围，也在很大程度上为田氏揭示此一时期的士人心理，提供了十分生动的文献参考。

  然而，田先生也并非始终“一考到底”。正如胡宝国在其对于该书的评论中所言：“在考证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他突然不考证了，用敏捷的思维化解了这个问题。” 由此似可明晰，田氏此书一首要之优点，即在于其既有综合之思考，又有细密之考证，且在考索具体史实之过程中，巧妙地利用了各种可供利用之材料，对其进行了严谨而又不失灵活之分析与诠释，确是一部实证史学的经典性著作。

  此外，该书中十分注重矛盾论的分析方法，这一理论，虽然带有明显的时代痕迹，但对于我们处理历史问题，尤其是诸如魏晋南北朝这一极端复杂之历史时期的若干史事，依然是有着重要作用的。关于此种术语在该书中之应用，可谓比比皆是，这里仅举数例，略加说明：

  东晋政局，成帝即位（太宁三年，325年）后为之一变……朝廷立即出现了庾亮与王导的明争暗斗，成为政局中的主要矛盾。郗鉴处于这一矛盾之间，力求抑制矛盾的发展，起稳定时局的作用。

  庾、王作为门阀士族的代表，几乎面临相同的矛盾，所以他们休戚相关，利害与共，往往多同少异，大同小异。庾、王之间不是没有利害冲突，但是冲突可以控制在从属地位。……但是也可以看到，门阀政治的格局既经巩固，作为门阀政治的固有矛盾，即此一士族与彼一士族的矛盾，也就是门户之间的矛盾，从此就成为东晋历史的主题而反复出现。庾、王矛盾，就是这种士族门户间矛盾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太元之初以迄淝水之战，总的形势是日趋紧张的南北矛盾，制约着南方内部东西的矛盾，两种矛盾呈交错状态。

  动乱的方式较多地表现为长江上下游之争……但是，上下游的这种关系又受南北民族矛盾的制约，冲突一般是适可而止，较少达到决裂地步。

      可以看到，这种矛盾论的分析方法，在厘清复杂之历史局面与演进过程之时，的确能够起到分清主流与支流，抓住历史发展的根本要素与决定性原因之作用。东晋时代，北方与南方、上游与下游、中枢与地方、皇权与士族、皇帝与相王、侨姓士族与次等士族之间，各种矛盾冲突，可谓极为复杂，如果我们不能分清主次，看清问题之关键所在，的确是要为史料所奴役而茫然无所措，摸不清线索，理不出头绪的。

      接下来一个颇为值得关注的特点，是该书关于地理形态对政治局势影响的分析。这一分析的重点，集中体现为所谓的上游与下游之争。对于这一问题之背景，田先生作了如是之交代：

  所谓画江而守的国策，除了要求荆、江、豫、扬、徐诸州治所或军府必须设置在长江沿岸，不得南移以外，并要求尽可能在江北控制住一定的土地，以为南北缓冲。如有可能，甚至还要掌握一部分淮、汉以北的土地。正由于长江一线具有这种重要的战略价值，东晋士族门户之间的冲突往往沿着长江一线展开，门阀政治中权力结构的变化也往往发生在长江一线。长江上游地理上的顺流优势，可以转化为军事上、政治上的优势。加上荆、江“甲兵所聚”的条件，谋求家族权力的士族往往抢据上游。这是东晋上下游之争进一步发展的历史背景。

      可以看到，王敦与司马氏之争，庾、王江州之争，桓、谢之争抑或司马氏内部的主相之争，无不表现为某种程度的上下游之争。可以说，就东晋之地缘政治形态而论：下游靠近中枢，一般代表了中央的势力；上游依托荆州，一般代表了方镇的势力。中枢与地方，皇权与士族，甚至皇族内部的主相之争（孝武帝与司马道子父子），其性质固然不尽相同，其具体形态却总也逃不脱上下游分庭抗礼的格局。对此，田先生从上下游之地理形势、物产经济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分析：对上游而言，荆州的崛起，为其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长江的流向，则为之提供了必要的地形优势；而对于下游而论，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的存在，为之提供了较大的政治优势与经济支持；而京口重镇之经营与北府兵的存在和发展，则为之提供了强大的军力保障。可以说，上游、下游，各具优势，这一博弈的焦点，则是处在上下游折冲要地的江州，东晋初期庾、王两方对于江州的争夺，即证明了此点：即谁占据了江州，谁就有可能暂时打破这一动态平衡，赢得一定的主动与先机，成为左右政权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然而，正如前文中所述及的：“上下游的这种关系又受南北民族矛盾的制约，冲突一般是适可而止，较少达到决裂地步。” 因此，这一上下游之争夺，固然是东晋时期王朝内部斗争的重要一端，却也未能超越隋唐一统之前南北之争的主基调，淝水之战中上下游桓氏与谢氏的密切配合，即是一个典型之例证。

  三

      现在，让我们以陈寅恪、谷川道雄和内藤湖南为例，再来看看该书同其他研究这一时期的学者之间的同异之处。在这方面，首先要提及的，便是陈寅恪。关于陈先生与田先生在治学路数上的殊异，胡宝国在其《我读〈东晋门阀政治〉》一文中，已经作了很好的说明。在他看来：

  从表面上看，陈寅恪先生也是在寻找历史线索，但深层上看，他实际上是要用历史的线索来证明他的理论。在他那里，只要理论不缺乏，几乎所有的历史线索都是能找到的。总之，他有理论先行的嫌疑。而田余庆先生则不然，他没有预设什么，他只是一心一意地寻找历史内部真正存在的线索。如果找不到，他不惜沉默。

      在笔者看来，除却这一具有根本意义的分殊之外，陈寅恪与田余庆二人对于门阀政治这一具体问题的观察，还有一个重要的不同，即是陈氏试图更多地从文化的角度作一考量，而田氏则更多从政治与军事的范畴中加以定位。在陈寅恪先生看来：“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征，而

  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凡两晋、南北朝之士族盛门，考其原始，几无不如是。” 根据陈氏的看法，具有学术文化特征的士族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士族，这样的士族也可以称为“文化士族”，因此，他的士族阶级实际上是文化士族阶级。 这种对于文化之强调，在田先生之全书中，是绝少能够觅其踪迹的。田氏作为一代政治史大家，似乎将门阀士族政治之本质属性，界定为其在实体政治中与军事上所具有的权力。基于这一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田书将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限制于东晋一朝，而认定南朝与北朝，实际上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门阀政治，而是皇权政治。这一论证，如果但从政治、军事的角度考量，无疑是成立的，问题在于，如果陈寅恪的说法成立，即魏晋南北朝时代的门阀士族之核心在其文化而不单单在其官位之高低，那么，我们对于门阀政治的理解，也就会与田先生的看法不尽相同了。也就是说，如果按照陈寅恪的理解，所谓的门阀政治，就不能仅仅依据其政治军事权力严格限定于东晋一朝，而是应该放在整个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的历史沿革中去考察了。对此，田先生也是有所承认的，正如他所言：“但是历史并未因此而断裂，历史的逻辑在晋宋之际仍在顽强地起作用。……皇帝恢复了驾驭士族的权威，士族则保留着很大的社会政治影响，这就是具有南朝特点的皇权政治。”

      因此，陈氏与田氏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之殊，恐怕更多地是一角度与概念界定上的不同。对此，我们也不必定要分个正误高下不可。

      此外还需重点关注的，便是谷川道雄的研究。谷川氏对于这一时段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其代表作《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一书中，该书与田书的一个重要不同之处，便在于其对于结构性因素的关注。田氏此书，以考证精密、叙述融贯见长，可谓实证主义史学的代表性著作；而谷川氏之书，则在进行若干具体考证的同时，包含了一种具有强烈理论预设的结构性思考。这一点，在该书的序说部分中，得到了很好地呈现。

      根据谷川氏的观察：“总体说来，在六朝时期的某些阶段，存在着王朝权力与贵族势力这样一种二元关系的状况。在这种关系之下的贵族制就是门阀贵族制。门阀贵族制必然导致身份上的闭锁性，同时也削弱了贵族在政治统一上的能力，因此贵族不得不与作为外部存在的王朝权力——常常以军阀政权的形式出现——进行相互补充。……王朝权力与贵族势力之间所存在的二元关系实际上反映了门阀社会本身所具有的二元性，而君权强化又是与门阀社会发生巨大动摇的事实成对应关系的。”

      可以说，与田余庆所述之东晋相比，谷川氏所要处理的十六国至北朝时期的历史进程，乃是更为复杂和难于理清的。然而，谷川氏对于这种二元性的认识，却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解释的途径。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其关于十六国政权的结构性问题（第一编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北魏的统一过程及其结构，五胡十六国、北周的天王称号，两魏齐周时期的霸府与王都等篇章中。可以说，无论是十六国乃至北魏时期所面临的难以克服的结构性缺陷；抑或其不称皇帝，而以天王自居的政治行为；还是两魏齐周时期霸府与王都的二元结构，都是与这一二元性认识分不开的。

      实际上，在田余庆对于东晋时期的考察中，我们也能够很明显的看到诸如中枢与地方、上游与下游、皇权与士族等一系列的二元对立。正是这一二元性的对立，构成了这一时期门阀政治得以维持的一个根本原因。

      接下来，谷川道雄为我们揭示出这一二元关系之后的走向，他谈到：“如前所述，这种二元关系以北魏末的内乱为契机逐渐朝一元化方向转化，汉人贵族依靠自身的力量担负起政权的一部分即是其体现。” 实际上，东晋末以至南朝的历史，也可以通过这一理论来加以理解。即以刘牢之、孙恩、刘裕等人为代表的次等士族的兴起，最终将司马氏与王、庾、桓、谢等士族共治天下的二元权力格局，置换为以南朝帝王为中心的一元格局，使得南朝政权，在经历了东晋百年门阀政治之后，终于又重回皇权政治的正常轨道。然而，田先生在这里，似乎有意回避了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论性或者说结构性的思考，他没有将东晋时期的门阀政治，与同时期北方地区从十六国以至北魏的二元格局联系起来看待。实际上，这一由二元向一元的过渡，既发生于北方（以六镇之乱为其标志），也发生于南方（以刘牢之、孙恩等人的兴起为表征），乃是中国之社会由魏晋时代之门阀政治（或者说门阀与皇权之二元政治），逐渐演变为隋唐时代之皇权政治这一宏大历史进程中最为关键的转变之一。也许，田先生太过谨慎了，这使得他虽然在具体的问题上得出了同谷川氏类似的结论，却未能从全国的维度，为我们呈现出这一宏大历史进程的巨幅图景。

      当然，在具体的论断上，我们还会发现中日两位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大家之间的一些若合符节之处。谷川道雄在论及南北朝时期的贵族阶层时谈到：“贵族阶层开始脱离自己的阶级基础，将自己之所以能成为贵族的根本原因抛之于脑后。上述倾向在江南尤其突出，而在北朝，孝文帝以后的北魏王朝也可以看到同样的风潮迅猛而至。” 在这一点上，田余庆得出了与之惊人相似的论断，他在论及南朝之后的门阀士族时谈到：“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不存在了，门阀士族还在，而且还颇为顽强。但是他们毕竟已经越过了权势的顶峰而就衰了。他们无法以凌驾于皇帝的赫赫权势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只好摆出傲慢、排他的姿态，以图显示其家族仍具有居官从政的特权和独特的社会地位。唯其如此，他们钻营富贵而又贱视富贵，依附王侯而又傲视王侯，才不能不矫揉造作，故作矜持。” 这，便是“衰至便骄”的道理，当这些门阀士族，已经不能在政治与军事中掌握权力，而不得不恃“冢中枯骨”以自重欺人，甚至衰宗落谱也往往不承认自己门户地位下降的事实的时候，他们的衰落，也就无可避免了。实际上，到了这个时候，这些所谓的高门大族，也就失去了他们所能真正依靠的阶级基础，成为了一个仅仅具有贵族地位的空架子了。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何唐代之后，士族阶层便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中国政治之格局，也由此而发生了具有根本性意义的转折。

      据此，我们又衍生出了田氏此书同内藤湖南、陈寅恪等人理论之一重要分殊之处。内藤之理论，即是后来所谓之“唐宋变革”。在他看来：

      在六朝到唐代中叶贵族政治最盛时代，政治属于贵族全体专有，政权是君主与世家郡望的协议体，其后由于贵族没落，君主不再归贵族群体所共有，君主不再通过贵族而直接面对全体臣民。

  可以说，在内藤的分期视野中，魏晋南北朝以至唐代中叶之权力结构，固然存在很大的内在差异，但其核心，乃是一贵族政治鼎盛之时代。直至经历了唐末五代的激变，中国之政治，才最终进入了宋代以后皇权独尊的时代。在这一框架下，门阀政治，作为贵族政治之重要一端，也必然不仅属于东晋一朝，而应置于汉季以降直至唐末五代近千年的长时段中去考量了。

  陈寅恪的观点与内藤相似，他认为：“综括言之，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 可以说，无论内藤还是陈寅恪，都将魏晋隋唐作为一整体，未给与东晋门阀政治以特殊地位。

  而依据田氏之论，则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仅存在于东晋一朝，此一朝之制度，乃持续二千余年之专制皇权制度在特殊阶段的变态。如果这样来看，则东晋一朝之门阀政治，就有如中国漫长皇权政治中的一段插曲，而不是中国政治由贵族走向皇权这一巨大历史进程之重要篇章了。

  四

      现在，让我们回到《东晋门阀政治》一书，来看看其中一些可商之处。前文中已经提到，该书是以论述与考证见长的实证史学之典型代表。然而，作为一本研究政治史的著作，田余庆先生，似乎更多地将笔墨放在了对于具体史实的考察和梳理之上，而没有去关注其之所以形成又之所以消亡的所谓“终极原因”。对于这一问题，胡宝国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也提到了田先生自己对此的解释 。可以说，在这点上，田氏并非是没有自觉的，与其说他“不能为”，不如说他“不愿为”更为妥当。

      然而，这种对于终极原因之追索固可不必有，我们却是不能将一时代之产生与消亡，仅仅归结为若干偶然性事件的。对此，田余庆似乎没有完全做到，他在该书的开篇，即为我们作了如下的陈述：

  琅邪王氏诸兄弟与晋琅邪王司马睿，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结成密切关系。王导以他所居司马睿左右的关键地位，艰苦经营，始奠定东晋皇业和琅邪王氏家业在江左的根基，因而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语。王与马的结合，开启了东晋百年门阀政治的格局。

      “特定”二字，体现了作者的态度，正如胡宝国所言：

  从道理上讲，我们并不能排除前一对王与马南渡的可能性。如果过江的是司马越与王衍，必定还是以马为主，以王为辅。如此一来，岂不是就没有百年门阀政治了？退一步说，即使我们坚信过江的只能是司马睿与王导，疑问也还是存在的。因为“共天下”的局面在王导以后并没有结束，而是一再出现，持续百年。对于东晋皇权来说，这种局面绝不是一个偶然事故所能造成的。

      由此，我们便可发现田氏在此问题上的薄弱之处。纵观全书，其内部结构可谓谨严之至，然而，这一内在之统一却是封闭性的，换言之，其产生与消亡，似乎都是以一个王朝的开端与终结为标志的。这，无疑是一种典型的经典政治史视角，然而，为何门阀政治之结构，会在东晋之初开启，又在晋宋之际结束，田书没能为我们提供一个真正的答案。这一点，与谷川道雄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一书形成了显明的对比，该书中为我们呈现出的这一政权结构由二元向一元转化之巨大历史脉动，充分解释了十六国以至南北朝时期各个王朝的演进过程。无论谷川的理论正确与否，他终究是作了尝试的，而田先生在此点上，似乎有些太过谨慎了。从这一意义上说：他长于政治史，也颇有些为传统意义上之政治史所累，而没能为我们从结构上提供一种可能的答案。最终，该书成就了一种细节与局部的完美，却陷入了一种结构与整体的迷思。

      紧接着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这种对于经典政治史的迷恋，也导致了此书在对于经济、文化等因素之重视程度上的不足。以经济来看，在全书之绝大部分章节里，作者全面梳理了东晋一朝门阀政治演进之全过程，却于当时门阀社会之经济形态不赞一词。直到全书之末，田先生才用了4页的篇幅（315-318页），为我们简要介绍了门阀士族的经济基础。这种对于经济因素之不重视，如果从学术史的角度考虑，恐是对前一时期（建国后直至七八十年代之交）过分看重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一种柔和的反动；在当时的学术生态之下，这种实证主义回归，对于突破已经显得有些僵化的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指导的政治史研究，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然而，经济之因素，毕竟不是通过几页篇幅的简单阐释，就可以置之一旁的。西方史界二十世纪影响最大的年鉴学派，已为我们深刻揭示了此点。布罗代尔那一长时段、中时段与短时段的经典划分，即将政治史归入了“短时段”。根据布氏的这一理论，事件史虽则“最富于人类趣味”，却也最为肤浅。对此，他打了这样一个比方：“我记得在巴伊亚附近的一个夜晚，我沉浸在一次磷光萤火虫的焰火表演之中；它们苍白的光闪亮、消失，再闪亮，但都无法用任何真正的光明刺穿黑夜。事件也是如此；在它们光亮范围之外，黑暗统治一切。”在另一个富有诗意的意象中，布罗代尔将事件描述为“表面的动荡，历史潮流负在背上的泡沫尖”。“我们必须学会不要轻易相信它们。”为理解历史，必须一头扎进浪底。 此外，自年鉴学派兴起以来，突破学科畛域的总体史诉求，逐渐成为了学界的主流。对于这一发展，政治史当然是不能例外的，它必然不能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而必须放在总体史的框架下理解，才能发见其实质。因此，政治史之研究，也就必须同经济、文化、思想、社会等其他要素相结合，才能避免停留在表层的宿命，真正找到推动历史演进的深层结构之所在。

  当然，政治史并没有没抛弃，近几十年来，西方史学界的最新变化，即是所谓“政治史的复归”。可以说，这一学术范式的转还，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受到福柯和布迪埃等人的影响：权力运作，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然而，正如乔治•杜比（G.Duby）所言：“重返政治史的我们已今非昔比”。在赵世瑜看来：“这种被社会史改造了的政治史或可称为‘社会政治史’，在这方面，孔飞力的《叫魂》可以说是中国史研究领域里的另一个典型的例子。” 根据这一看法，当今之政治史研究，固然出现了复归的趋势，但其研究方法，却已然为社会史所改造并具有一种总体史（Total history）的关怀了。尤其需要注意的一点在于：这种政治史的研究，更多的关注到了权力的运作层面而非权力本身。对于这种趋向，邓小南教授在其《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为例的点滴思考》 一文中，作了充分的阐述。可以说，对于东晋门阀政治之研究而言，田先生此书，无疑称得上是一部传统政治史研究的经典之作。然其由于时代之限，抑或当时中国学界与西方学界交流互动之不足，似乎未能具有总体史的关怀，也未曾考察东晋门阀政治在其权力运作层面上之具体方式。此类问题，或许可以成为我们进一步推进东晋门阀政治研究的起点。

  最后需要提及的一点，便是此书中对于淝水之战性质的探讨，即“前秦苻坚发动的淝水之战，其性质是统一战争呢，还是民族入侵战争。” 对于这一问题，田氏作了如下的判断：

  北方各族人民逐渐稳定于中原的农业经济生活，南北文化风尚逐渐趋于一致，这是北方民族融合的真实反映。当这种情况出现并在广度和深度上继续发展的时候，如果再要发生北方南进战争的话，一般说来这种战争将具有比淝水之战、瓜步之战更多的统一战争的成分，是毫无疑义的，至少在理论上必然如此。……但是，客观的历史进程，比我上面所分析的还要复杂，还要漫长。……等到酝酿出隋灭陈之战的时候，这场战争就完全成为统一战争，民族入侵性质也完全消失。

      接下来，田余庆又作了如下的推导：“蒙古人灭南宋，满洲人灭南明，都是由入侵战争转变为统一战争。”

      此种对于战争性质的判断，似乎与全书一以贯之的实证基调有些不合。当然，在当时的学术环境下，田先生作此判断，恐颇有些不得已而为之 的苦衷。然而，他毕竟给出了答案，这种对于战争性质问题的宏观探讨，令我们重新找到了六七十年代“五朵金花”中若干所谓性质问题论争的影子，历史，果真可以如此简单地定性么？

      即便抛开这一定性本身是否具有其意义不论，田氏在该书中将魏晋南北朝时期历次南北战争性质的演变纳入一逐步由民族战争为主向统一战争为主并最终完成这一转化的基本脉络，似乎亦有罗志田所谓“倒放电影”之嫌。罗氏此说，即“有意无意中会以后起的观念和价值尺度去评说和判断昔人，结果常常得出超越于时代的判断。” 应该看到，田余庆之判断，乃是建立在已经知晓淝水、瓜步之战失败而隋灭陈之战胜利的结果基础上的，这是一种后设的判断，时人未必作如是观。例如苻坚，其虽为氐人之首领，却是以文化正统自居的（或者至少可以说在进行这方面的努力）。根据谷川道雄的分析：“他的政治理念依据中国古来的政治道德，而这与他热心于振兴儒学又是密不可分的。他建立学官，让公卿以下的子孙学习，此外，还率领皇太子及朝臣的长子行释奠之礼。不单如此，还命令军队将士、后宫随从皆修儒学。尤其是在后宫，不论阉人或是女隶，凡有聪慧者，都授其经学。” 因此，如果从当时人的角度考量，前秦之统治者，在与东晋王朝争正统的问题上，乃是极端重视和急切的。这，很可能便是苻坚在经济、军事诸条件尚不十分成熟的条件下，汲汲于南进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这样来看的话，仅仅依据战争的结果而将淝水之战定性为民族战争成分较多、统一战争成分较少，而将明显是两个族群之争的元灭宋、清灭明之战争视作统一战争，显有倒果为因、倒放电影之虞。实际上，所谓的“统一战争”，主要应是就战争的结果而言；而“民族战争”，则体现了交战双方的民族（种族）属性（实际上，此一概念应与族群内部战争，如五代十国时期相对应）。这两个概念，似乎原本就不是同一层面上的问题，是不能纠集一处，强作一非此即彼或由此到彼的的判断的。更何况，田先生虽然强调了客观历史进程之复杂性，却仍然将这一变化修剪得过于齐整了，根据罗志田的看法：“有时候，也许史实的发展演变越不整齐清晰，越接近原初的动态本相。”的确，当我们将历史的花园修剪得过于齐整的时候，历史的真相，也在这一刀一剪之中，越发离我们远去了。

  谢一峰

  2010/12/5

• 读《东晋门阀政治》杂记

  作者：竹直梅孤 发布时间：2015-04-25 23:33:00

  田余庆先生去年刚刚去世，今年打开这本慕名已久的著作，探寻一下先生的学术遗踪。

  总体而言，本书从门阀和皇权之争的角度条分缕析了整个东晋历史，从司马睿出镇江左造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直到刘裕凭借北府兵建立宋朝。其间有几点重点：

  1、上游与建康中枢之争，从王敦，陶侃到桓温，桓玄。中央士族与强藩间的关系，以及两者与北方的共同关系。特别是几次北伐，田先生通过对全局的把握，运用史料分析了北伐中间的内部政治斗争关系。

  2、从流民到北府兵的北来势力对东晋的影响。在读晋书时，对北府兵这个组织一直不甚了然，这本书得以对其发展的历程有一全面了解。

  3、几家士族的更迭，从早期王，陶到后来的王，谢。以家族为中心，田先生做了极其详细的描绘。

  谈几点个人觉得美中不足之处：

  1、对桓玄不立七庙，田先生认为是与桓范有关。个人觉得证据不足。出仕东晋时不提还情有可原，如果真是如此，桓玄废晋更师出有名，立七庙不提似乎没有太大说服力。其中推断也证据不足。

  2、缺乏地图，特别是东晋诸多侨民州县。没有地图很多形势没有直观感受，而东晋多次州县变动的政治意义谈的也相对少一点。其实其中与士族之关系恐怕值得深究。

  3、对玄学意义强调过重。田先生认为在东晋一代，玄学作为敲门砖成为士族的基本条件。不过这种恐怕只是表象。士族能居高位，政治权术，经济基础与武力不可或缺，这三点的讨论，特别是士族的经济基础全文似乎有所欠缺。

  4、北方坞堡与河西。东晋一朝，河西张氏以及北方坞堡与门阀的类似及其相互影响，是一值得深究的话题。文中缺乏了与这两者的对比，反而难以看清门阀形成的背景。

  关于书外，印象很深的是这种对士族以及郡望的强调，在马伯庸亲王的《三国机密》里被用的很多。恐怕是受到本书的影响吧。

• 《东晋门阀政治》提要

  作者：忘忧清乐阁主 发布时间：2019-11-16 14:48:15

  本书自序解题，《东晋门阀政治》“论述从公元4世纪初年至5世纪初年的百余年间，江左几家侨姓门阀氏族与司马氏皇权结合而运转的政治历史”。全书除“自序”外有七章，“依次论述各家士族当政时期的历史，藉以显示门阀政治的阶段性”，其中有大量考证，探蹟索隐。最后又有后论，贯通论述东晋门阀政治，又对这种政治形态的内涵外延加以补充说明。

  在本书中“门阀”、“门阀制度”、“门阀政治”有不同的内涵，门阀指的是魏晋以来形成的士族门阀，由东汉的世家大族这一形态演化而来，他们在经济上是大土地所有者，封闭山泽，营造庄园，吸纳大量宾客部曲等依附人口耕种，又享有种种经济特权;在政治上世代为官，子弟众多、占据中内机要彼此呼应，把持朝政维持家族势力不衰;在文化上则标榜玄学，竟日清谈。门阀制度是门阀赖以维持其特权地位，区分士庶的种种制度，包括经济上的品级占田荫客、政治上的九品中正制和门阀之间的彼此婚媾，不与庶人通婚，又以谱牒之学自我标榜。

  本书的学术语境是日本京都学派学者强调六朝的贵族政治。京都学派开创者内藤湖南将中国历史分为三段，古代社会、六朝贵族社会，在唐宋变革之后进入东洋的近世。此后宫崎市定著有《九品官人法考论》、谷川道雄、川胜义雄等著有《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隋唐帝国形成史论》等著作，着力阐发六朝贵族制。对于京都学派学者的贵族制理论，田余庆强调，门阀政治“是指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门阀政治的特定条件即是：一、民族矛盾尖锐，北方大兵压境；二、皇权不振但尚有号召力，三、士族专兵，收拢流民为军。因而皇权政治的表现就是皇帝垂拱、士族专兵、流民出力。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东晋一朝，因为东晋皇权不振，士族专兵得以选择皇帝，各个士族之间又互相倾轧，维持平衡。

  第一章 释“王与马，共天下”讨论门阀政治的开启。作者将之追溯到西晋八王之乱（291-306年），最后形成了东海王司马越拥立晋怀帝、令鲜卑慕容部、拓拔部相助和成都王司马颖令刘渊匈奴五部、羯人石勒相助这两大阵营。司马越乃是八王之乱的最终受益者，却也对匈奴羯人的军队极为惶恐（为后来东晋不与刘渊石勒通使埋下伏笔），只能联络关东士族名士支撑自己，而他最终选中了琅琊王氏的王衍。司马越与王衍的政治结合各有图谋，司马越以宗王名分和执政地位为王氏家族提供官位权势，王衍则为司马越网罗名士，装点朝堂。司马越与琅琊王氏兄弟共同决策南渡，司马睿、王导遂受命过江，填补江左真空，为中原犄角，并为中原搜刮江南财富，漕运粮食。永嘉南渡之后，王导居于中枢之地，把持朝政，其弟王敦则控制中游，王氏家族遂得控制朝政，实现“王与马，共天下”。

  第二章“论郗鉴——兼论京口重镇的形成”，讨论郗鉴在门阀政治建立之初的乱局中依靠军队、建立均势，延续门阀政治。郗鉴过江不早，地位不高，但他作为流民帅，平定王敦之乱，又与王导结合，共同对抗身为外戚的庾氏家族，形成政治均势，从而保证了数十年的政治稳定。郗鉴本非第一流士族，但又有一定门户背景和社会地位，且又效忠于朝廷，故而能得信用，驻守建康东北的北府——京口。作者对于京口的经营做了详细地军事政治分析和考证（没有军事地理地图是一缺失）。京口地位重要，可以吸引北来流民，又可以吸纳南方三吴的粮食物产养兵，对南控制三吴，对外抵御海盗，对内拱卫京师。郗氏家族保持了对京口军队的影响，因而长久成为一流士族。

  第三章“庾氏之兴和庾、王江州之争”，讨论庾亮如何巩固门阀政治。门阀政治也有多种不稳定因素，一是皇帝的反抗，一是门阀内部的争斗，一是次等门阀的威胁。庾亮联合王导，一方面对抗皇帝宣扬申韩法家学说（意识形态战争），一方面反对皇帝任用的刘隗、刁协的“刻碎之政”，再是反抗宗室诸王，也反对种种遵守礼法旧族的非难。总而言之，庾亮力求维持门阀政治，在皇帝与门阀、宗室与门阀、门阀与门阀、旧门与门阀、流民帅与门阀之间艰难调和。

  第四章“桓温的先世和桓温北伐问题”，讨论桓温通过北伐取得政治地位，却被世族牵制未能篡位。作者首先考证了桓温的先世，探蹟索隐，推测桓温之祖乃是魏晋之际忠于曹爽被司马氏诛杀的桓范。此背景导致了谯郡桓氏之衰微。桓彝过江之后与元康名士交游，积攒了名声，又以事功执掌军政权柄，但仍不被大士族尊重。桓温当政，源于其盘踞长江中游（作者习惯用上游）独立发展，故而他要凭借北伐加以扩充实力。第一次北伐入关中，临灞水，第二次北伐收复洛阳却不能守，但是声望大增。第三次北伐虽未成功，使得他名石俱损，却也让他取得徐州豫州，控制中央，权倾朝野。但王谢等世家大族却予以掣肘牵制，桓温终于未能成功。作者排比史料，分析了在简文帝遗诏背后的政治斗争，皇权调入最低点，门阀士族权力最高点，最后王谢两族依附皇权振兴皇权，为东晋门阀政治的终结拉开序幕。

  第五章“陈郡谢氏与淝水之战”分析陈郡谢氏当权时期的政治。陈郡谢氏本非一流士族，经历三代崛起。谢鲲由儒入玄，成为名士，谢尚戍守方镇，到谢安时屡立战功，指挥了淝水之战。淝水之战东晋胜利的重要原因是谢氏家族重建的北府兵。谢氏组建北府兵“不过是集合一部分以前本属北府，后来分散开来，处于独立、半独立状态的江淮宿将和流民武装（江淮宿将亦出于流民武装），征发一部分过淮流民予以充实而成。谢玄赖以指挥和联络的人，是谢氏豫州旧将刘建之子刘牢之。北府兵各支既无特别训练，又无严密组织，但官长、士卒都有与北敌作战的经验。他们一旦纳入同一系统，有恰当的指挥，就成为拱卫建康、抵御北敌的重要武装，不但直接决定淮淝战争胜负，而且决定尔后东晋朝廷的政局。”（第207页）北府兵为东晋带来了淝水之战的胜利，但是拥兵自重的陈郡谢氏也遭到了皇权的警惕。皇帝一方面以弟弟司马道子为相分谢安的相权，一方面又扶持依附于皇权相权的太原王氏与谢氏抗衡，东晋门阀政治进入最后阶段。

  在本章作者还分析了淝水之战，作者是三国史研究的专家，故而将淝水之战和西晋灭吴之战加以对比，认为前秦逊于西晋，东晋又强于孙吴，两次战争的条件大不相同。故而淝水之战虽然带有统一战争的性质，但主要的还是民族入侵战争。决定其战争性质的和很大原因还是北方民族融合问题。只有在北方民族融合达到很高的程度的时候，北方的统一才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参考作者的《拓跋史探》）

  第六章“门阀政治的终场与太原王氏”和第七章“刘裕与孙恩”，讨论门阀政治的终结，次等士族和北府军将领埋葬了门阀政治。淝水之战后门阀士族今非昔比，东晋末年孝武帝任命弟弟司马道子为相，重振皇权。太原王氏如果不想重蹈桓温的覆辙，则就要依附皇权和相权。则孝武帝一朝伸张皇权的尝试乃是向刘宋皇权政治的过渡。而此时，次等士族也在通过各种方式来显示自己的存在，孙恩卢循以道术笼络百姓，谋求自身的政治权利（作者在这里发展的是陈寅恪《论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中的看法），摧毁了三吴门阀士族的统治根基，最终获利者乃是北府军将领刘裕，他通过义熙之政多年的经营，终于代晋建宋，重振皇权，门阀政治彻底终结。门阀士族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也就丧失了政治权力，但在社会和文化领域仍有极大的影响，刘宋皇权也不得不与之合作。但正所谓“衰至便骄”，他们越是受到了庶族寒人的威胁，越是生机已失而日趋衰弱，就越是要深沟高垒，自我骄矜，互相排诋。

  本书“后论”集中讨论门阀政治的一些线索。第一，旧族门户和新出门户，东汉的世家大族是东晋门阀的前身，需要由儒入玄成为新的门阀士族。其实旧族门户未必有多少追溯到东汉，但仍要摆出姿态鄙视新出门户。而两者在受到次等士族的威胁时又要一同戒备。第二，东晋侨姓门阀士族的来源。永嘉南渡，过江的士族多数都是东海王越阵营的士族名士，其过江之后才逐渐尊显起来。他们受到了皇权的欢迎，故而凭借政治地位求田问舍，重建家园。第三，门阀政治——皇权政治的变态。宗族作为基层的社会组织构成，与皇权的发展关系紧密。东汉以来国家政权对世家大族予以了宽容，曹魏西晋以来更是从制度上予以认可。但在政治上，世家大族还是拥护皇权的。东晋特殊的历史条件形成了门阀政治，门阀士族得以平行于皇权甚至超越皇权。第四，门阀与流民。东晋一朝皇帝垂拱，门阀士族征发流民形成武装均势，控制皇权，彼此制衡。但是后来皇权和士族衰落，门阀政治也就走到了尽头，流民帅得以依靠流民的力量树立了次等士族的统治秩序。第六，门阀士族的经济基础。门阀士族的经济根基乃是大田庄产业，山川与耕地水泽相连。这种产业倚仗其政治势力，也成为支持江左百年门阀政治的物质基础。第七，门阀士族的文化面貌。两汉魏晋的儒学世家大族需要经历一个由儒入玄的过程才能成为东晋门阀，但儒家思想仍然起着重要作用，即儒道兼综，玄礼双修。但儒学终究偏枯，义疏之学不盛。（参看乔秀岩：《义疏学衰亡史论》）第七，门阀政治的暂时性和过渡性。门阀政治建立在皇权衰微、门阀专兵和民族矛盾尖锐这三个基本条件之上，内部有着各种各样的矛盾。作者的断言是：“从宏观考察东晋南朝近三百年总的政治体制，主流是皇权政治而非门阀政治。门阀政治只是皇权政治在东晋百年间的变态，是政治体制演变的回流。门阀政治的存在是暂时性的，过渡性的，他是从皇权政治而来，又依一定的条件向皇权政治转化，向皇权政治回归。皇权政治的各种制度经过南朝百余年的发挥在那，终于与北朝合流而形成隋唐制度的重要渊源。”（第345页）作者指出，“从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毕竟在北而不在南。”，这是著名的“北朝主流论”，可参看作者的《拓跋史探》，作者的学生阎步克对此大有发扬，参看《波峰与波谷》。

  全书的最后，作者指出在这些纷纭复杂的历史斗争之下，“留下来的真正有价值的历史遗产，是江南广阔的土地开发和精致的文化创造，是北方普遍的民族进步和宏伟的民族融合。这些才是人民的业绩和历史的核心，而人民的业绩和历史的核心，又要通过历史现象的纷纭变化才能完成，才能显现。”（第345-346页）这就是本书的最终结论。

  读此书者应当注意作者的对话对象、作者的古典史论式的语言风格和学术规范。二十世纪的中古史研究，陈寅恪为开山之祖，周一良、唐长孺、田余庆在魏晋史领域奋扬其说，黄永年则在唐史领域有所反思。田余庆此书专门论述东晋门阀政治，就是在陈寅恪奠定的基础上与周一良、唐长孺等人交流对话，这是本书的学术背景和预设的“对手方”。（一个例子就是作者喜欢引用《朱子语类》，应是受到陈的影响）作者的语言近似于古典史论，运用史料主要是正史和《通鉴》，间或运用各种杂史、道教典籍甚至是书法资料，精彩纷呈。

  对东晋史实不熟悉者宜简略了解东晋一朝基本历史线索后再阅读本书（最好就是看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中田余庆本人执笔的魏晋南北朝史部分），还应该自行编制东晋帝系表、大事编年表、门阀世系表来帮助理解史事内容，此外还应参考长江中下游的军事地理地图以便理解荆扬之争这个基本的政治格局（缺乏地图算是田书的一个小问题，三国与魏晋接近，建议参考宋杰《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研究》）。

  读完此书后想要进一步了解田余庆之学问建议阅读《秦汉魏晋史探微》和《拓跋史探》，想要深入了解魏晋南北朝史推荐阅读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和唐长孺的一系列著作。

  2019年11月15日通读全书，16日草此提要

  11月20日订补